宋代筆記内容有哪些?作者：宋 娟（牡丹江師範學院教授），接下來我們就來聊聊關于宋代筆記内容有哪些?以下内容大家不妨參考一二希望能幫到您!

宋代筆記内容有哪些

作者：宋 娟（牡丹江師範學院教授）

宋代筆記數量多，内容豐富，具有重要的文獻史料價值。“唯宋則出士大夫手，非公餘纂錄，即林下閑譚，所述皆平生父兄師友相與談說，或履曆見聞，疑誤考證。故一語一笑，想見先輩風流。其事可補正史之亡，裨掌故之阙”，大抵道出了宋代筆記的特點和價值。宋代士人集官僚、文士、學者三位于一身，别具才學識見、胸懷氣度與人格品味，同時諧趣幽默，筆記正是能更好地載錄文人思想、性情、生活的文體。宋代筆記作者常以親聞親見的資料來源，記錄日常生活，品藻身邊人物，抒寫生活情趣，其在反映社會生活和人生境遇的廣闊性、真實性特别是諧趣性上，超越了同時期的其他文體樣式和以往任何一個時代的筆記作品。宋代文人的諧趣逸事，在宋代筆記中有充分的記載，顯現了宋代文人特有的機智敏銳與生存智慧，同時也影響了宋代筆記的風格特征。

宋代文人在人際交往中，同僚、門人、文友談笑打趣，調和人際關系，增進相互了解，也是文人間競才鬥志的方式。如蘇轼與劉攽，交往甚厚，緣于政治見解的相近，學術觀念的相近，還有重要的一點，是滑稽善谑的性格相近。元祐初期被召還的劉攽與蘇轼同為館職，宋代筆記中記載了兩人文字往返、鬥智諧趣之逸事。如《曲洧舊聞》所載人之熟知的“皛飯”與“毳飯”，“滑稽辨捷為近世之冠”的劉攽竟然也笑之捧腹，“知君必報東門之役，然慮不及此”。這是宋代文人社交生活中以文字遊戲之法鬥智鬥趣的常見方式。

宋代文人以特有的諧趣幽默個性，顯現了積極樂觀、曠達超逸的風姿氣度，同時談笑嘲谑也多指向自我。如《談苑》所載“曼卿墜地”，馭者失鞍，馬驚墜地，對于臨街出行的官員而言，是尴尬至極、有失顔面的突發事件，而石延年卻能找到最好的自我解嘲方式：“從吏遽扶掖升鞍”，慌亂的場景中延年仍能喜笑顔開、自我打趣：“賴我石學士，若瓦學士，豈不破。”這種機變調笑之語，更能見出其機智敏銳、心性豁達的一面。《春渚紀聞》所載“和賊詩”與“避孔子塔”，“雖得大風惡疾，而乘機決發，亦不能忍也”的劉攽，調笑戲谑的性格絲毫未改，以蘇轼“烏台詩案”為谑，影射與之詩文唱和為“和賊詩”，往往難逃“狼狽而歸”的下場。蘇轼反谑尤甚，以劉攽身遭惡疾調笑談谑，“避孔子塔”，戲谑“鬓眉皆落，鼻梁且斷”的劉攽。這是深度默契後的心心相惜、患難與共後的豁達明朗。

宋代文人諧谑幽默，也為宋代文藝思想的滋生平添了輕松愉快的氛圍。蘇轼與同僚、朋友、學生論辯酬唱，間以談谑，最具代表性。《齊東野語》載：“王祈嘗語東坡曰：‘我有竹詩兩句最得意。’誦雲：‘葉垂千口劍，竿挺萬條槍。’東坡笑曰：好則雖好，隻是十條竿，一個葉兒。令人忍俊不禁。”詩書兼善的蘇轼以此來諧谑王祈“最得意”之狀，同時也表明誇張也要以生活常識為基礎。《獨醒雜志》所載關于蘇轼與黃庭堅的相互評價“樹梢挂蛇”與“石壓蝦蟆”，看似調谑，開懷大笑之餘，“以為深中其病”，實際上也非常形象貼切地概括了二人的書法風格，可以看出師生二人滑稽善谑的相互評價是卓有見地的。

宋代士人治世報國的理想，在宋代筆記中也有生動豐富的記載。如《渑水燕談錄》載：“往年士大夫好講水利。有言欲涸梁山泊以為農田者，或诘之曰：‘梁山泊，古钜野澤，廣袤數百裡。今若涸之，不幸秋夏之交行潦四集，諸水并入，何以受之？’貢父适在坐，徐曰：‘卻于泊之傍鑿一池，大小正同，則可受其水矣。’坐中皆絕倒，言者大慚沮。”對“言欲涸梁山泊以為農田者”逢迎巴結之輩，“大興水利，急于見效”的王安石急于詢問梁山泊之水的排放辦法。劉攽“卻于泊之傍鑿一池，大小正同，則可受其水矣”，滑稽之語，勸誡醒豁，顯現了宋代文人特有的生存智慧。

宋代筆記的諧谑風格，一方面是其中所載錄的宋代文人諧趣滑稽的鮮活形象，構成了宋代筆記特征鮮明的主題内容之一，從而使宋代筆記在文體上先天帶有了諧谑風格。宋代筆記撰者身處濃重的滑稽善谑的社會風氣之中，自然也多撰滑稽善谑之事，宋代筆記是載錄此類内容最适宜的文體形式。人物是筆記的重要話題之一，筆記條目式的書寫方式最終也能聚群成象，展現人物主流的性格特征和審美風度。另一方面，宋代筆記文體特征漸趨成熟，筆記作者創作傾向鮮明。他們或插科打诨競才逗趣，或鄉間野老調笑取樂，或諷谏時政笑傲王侯，宋代筆記作者已經将“供談笑、廣見聞”的創作觀念轉化為一種創作自覺。從宋代筆記序言中可以看出撰者對創作傾向和風格的自我體認。如歐陽修《歸田錄·自序》：“朝廷之遺事，史官之所不記，與士大夫笑談之餘而可錄者，錄之以備閑居之覽也。”王得臣《麈史·序》：“故自師友之餘論、賓僚之燕談與耳目之所及，苟有所得，辄皆記之。”葉夢得《避暑錄話·序》“泛語古今雜事，耳目所接，論說平生出處，及道老交親戚之言，以為歡笑”，正文又重申此意：“士大夫作小說雜記所聞見，本以為遊戲……”姚寬《西溪叢語·自叙》：“予以生平父兄師友，相與談說履曆見聞，疑誤考證，積而漸富，有足采者。”從撰者自序，可以明晰感受到宋代筆記撰者對諧谑風格的自我體認。

再如《渑水燕談錄》，作者自序與同年進士滿思複題語都明确了筆記創作的自覺追求與風格特征。《渑水燕談錄·序》：“閑接賢士大夫談議有可取者，辄記之，久而得三百六十餘事，私編之為十卷，蓄之中橐，以為南畝北窗、倚杖鼓腹之資，且用消阻志，遣餘年耳。”對于“賢大夫談谑”“辄記之”的重視态度，這也是宋代筆記多數撰者的創作态度。滿思複題語：“前人記賓朋燕語以補史氏者多矣，豈特屑屑記錄以為談助而已哉？齊國王辟之聖塗，餘同年進士也，從仕已來，每于燕閑得一嘉話辄錄之。凡數百事，大抵進忠義，尊行節，不取怪誕無益之語，至于賦詠談谑，雖若瑣碎而皆有所發，讀其書亦足知所存矣。”即使是“賦詠談谑”“雖若瑣碎”，但也是“皆有所發”的，這種評價反映出時人對于筆記談谑紀事功能的肯定與認同。

一些筆記甚至專設諧谑，如《渑水燕談錄》“談谑二十三事”，王得臣《麈史》“諧谑”，江少虞《事實類苑》分二十四門，“談諧戲谑”占五卷，沈括《夢溪筆談》“譏谑”，《能改齋漫錄》“诙諧戲谑”等。

宋代筆記雖然篇幅短小，且多是條目式的隻言片語，作者善諧創作傾向也能在跌宕性的情節、生動性的叙事和經典性的場景中得以實現。如《歸田錄》載：“石資政好諧谑，士大夫能道其語者甚多。嘗因入朝，遇荊王迎授，東華門不得入，遂自左掖門入。有一朝士，好事語言，問石雲：‘何為自左掖門入？’石方趁班，且走且答曰：‘隻為大王迎授。’聞者無不大笑。”“遇荊王迎授，東華門不得入”之事，隻能“自左掖門入”的石延年，對于好事者調谑嘲笑之言“何為自左掖門入”，“隻為大王迎授”，原因和盤托出，但卻并不明言迎授的主體，由有失臉面變為自擡身價，“且走且答”，一本正經、滑稽調笑、機智敏銳的形象躍然紙上。如《侯鲭錄》載：“東坡在維揚，設客十餘人，皆一時名士，米元章在焉。酒半，元章忽起立雲：‘少事白吾丈：世人皆以芾為癫，願質之。’坡雲：‘吾從衆。’坐客皆笑。”“酒半，元章忽起立雲”，畫面感極強，“世人皆以芾為癫，願質之”，米元章的酒酣自嘲之态躍然紙上，而蘇轼短短一句“吾從衆”，不僅令“坐客皆笑”，也定格為宋代文人交遊諧趣的經典畫面和宋代筆記諧谑風格的顯性表征。

《光明日報》（ 2020年01月13日1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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