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老子的“無為而無不為”的哲學主要關注政治的話，那麼他的繼承人莊子則是将目光全部投射到人生哲學上，莊子偶爾提及的政治，也是在闡述他的人生哲學；

如果說老子的“無為而不為”的哲學，将落腳點放在了“無不為”上，尚有一絲溫度的話，而莊子則是冷冰冰的存在，他走向了無為的極端。

莊子反對文明，認為文明異化了人的自然本性；

莊子反對欲望，認為欲望牽絆了人自由的腳步；

莊子反對仁義禮智，認為它将人關進了道德的牢籠。

總之，莊子反對一切異化和文明，認為那樣會傷害人性。莊子哲學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就在于，人如何在不自由的世界中獲得自由，走向人類自由的最高境界——“逍遙”。

莊子的一生都在為實現“逍遙”的境界而努力，但事實上莊子逍遙嗎？

從我們的視野來看，莊子不僅不逍遙，相反他一生卻窮困潦倒，他穿草鞋破衣，居陋巷喝涼水，他沒有糧食要向河間侯借貸，他于濠水橋上釣魚，并非風輕雲淡地享受自然田園之美，他需要活下去。

于物質而言，莊子的生活相當不堪，但在精神層面，莊子卻相當風輕雲淡。由此看來，莊子的逍遙與物質無關，他的逍遙隻存在于精神世界。

莊子很清醒地認識到，人生來并不自由，身體要受到各種各樣的限制，唯有精神可以自由出入八方之外，“與天地精神相往來”。

莊子的逍遙理論是建立在“道法自然”的基礎上的，道是自然發生的依據，也是自然運行的法則，人作為自然的一員，當然要依據這個原則。所以，莊子認為人的本性是自然，容不得任何異己力量的幹預，哪怕是人多了一根手指與腳趾，你去割掉它，這就是傷害人的自然本性的行為，正如我們要将野鴨的腿拉長，将白鶴的腿截短一樣，不僅無用，更是一種傷害。

在社會中，傷害人的自然本性的因素還有很多。莊子認為，儒家提倡仁義禮智的意識形态讓人更虛僞；功名利祿讓人充滿了更多的欲望；是非榮辱讓人充滿機心與矯情。用今天的話說，小康生活可能讓你變成一個不健康的胖子；身居高位則每日戰戰兢兢動辄得咎而勞神累形；錢多了想着如何保值增值，害怕一夜之間成為窮光蛋。總之人生太累太難了，這種困境莊子叫做“勞神累形”。

可見，欲望是人生痛苦的根源，隻有泯滅欲望才能獲得心靈的快樂。如何才能消除欲望呢？莊子告訴我們要“養神”，要保持心靈的恬淡與虛靜。去掉影響心靈的一切異己的力量，功名利祿等塵世的欲望，喜怒哀樂等心理情緒，要讓一切不入于心，做到“形容槁木，心如死灰”，對塵世中的一切不動心，如此才能達到逍遙之境。

人生活于社會，最焦慮的是未來的不确定性，因為人類似乎可以把握一切，但無法把握命運。人類沉浸在宗教的迷狂中，其實就是為了明确自己未來的命運如何。儒家相信天命，但更相信人的作用，所以孔子在知天命之年還周遊列國，尋找人生理想，遇到困難仍然“知其不可而為之”。

莊子完全不認同儒家的做法，在莊子看來，“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愚不肖，毀譽、饑渴、寒暑，是世之變，命之行也”，塵世中的一切都是天經地義，無需幹涉更不能懷疑，它是自然而然發生的，一切都是命運最好的安排。所以莊子說，“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安時而順命，哀樂不能入也”。

基于一切無法改變的認識論，莊子對命運的态度是：“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他将聽天由命、安時順當成了人類的最高道德。

當然，莊子也清醒地認識到，人必須物質化生存，就像他所說的，船沒有水就浮不起來，大鵬沒有風就飛不起來，莊子把這種生存困境叫做“物于物”，這叫做人生“有待”，是一種無可奈何的困境。

受到物的限制有待的生活，無法達到逍遙。因此，我們要在精神上擺脫物的限制，莊子天才地提出了一個概念，叫做“物物而不物于物”，我們要駕馭物，而不是讓物奴役我們。也就是說，我們的身體被物奴役，但精神卻可以做物的主人，這種境界叫做“無待”，人一旦做到“無待”，則距離逍遙的境界就更進一步了。

還有一個因素在阻礙人類走向逍遙，那就是自我意識，在莊子的哲學中這叫做“有己”，“有己”就會讓人去區分善惡貴賤、貧富榮辱，從而引起苦悶與恐慌。

要達到真正的自由就要“無己”，從精神上超脫一切自然和社會的限制，徹底泯滅物與我、人與我、吾與我的對立，忘記包括自身在内的一切東西，從“無己”到“無待”，如此則可以“齊物我”“齊是非”乃至“齊萬物”，從而修養成“至人”“神人”“聖人”，分别達到“無己”“無功”“無名”的境界，如此可以從“有待”到“無待”，從物質到精神，從身體到心靈，進入“無何有之鄉”實現人生的逍遙遊。

當然，這一切都是幻想，但莊子人生哲學的不執着于名利，超然物外、超脫世外的人生态度，慰藉了相當一部分失意彷徨的中國文人，也成為昂揚進取的儒家哲學之外，中國人内心深處一塊美好的桃花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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