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拜樓在《包法利夫人》中，塑造了主婦愛瑪這樣一個漂亮又虛榮的女性，最後因為不斷追求精神上的激情而堕落毀滅。

愛瑪的悲劇性在于，出身階層的現實與不切實際的理想的沖突，将所有源自平庸生活的不甘訴諸于“更美好的愛情”，一次次委身于不堪的對象，對物質享受、完美戀愛的想象，最終被生活卑瑣的實質所擊潰，最後的死亡既是絕望，也是對現實生活又一次不甘的逃避。

翻譯家李健吾評價愛瑪“是一個屬于虛僞的詩與虛僞的情感的女人。”在讀到賈平凹筆下唐宛兒這個角色時，感覺她的人生和愛瑪如出一轍，一個被出生限制的漂亮女人，終其一生都在追求虛無缥缈的“理想”愛情，以“虛僞的詩與情感”，飛蛾撲火般燃燒自己無可遏制的激情。

唐宛兒幾乎違反了所有傳統社會中對女性的道德要求，像《金瓶梅》中的潘金蓮、《水浒傳》中的閻婆惜，同樣的，唐宛兒的結局亦非常悲慘，滿足了大家在普世價值上對“不貞”女性的道德審判。

《廢都》很大一部分的争議性，就是對于女性角色“自我輕賤”式的塑造，唐宛兒抛棄家庭，私奔後又移情莊之蝶，完全失去女性自我意識，為取悅這個崇拜的作家而無底限的“犧牲”，賈平凹塑造這樣的女性角色，到底有什麼意義呢？

奧茨有一句至理名言：“在婚姻上，最具毀滅性的問題在于缺乏溝通，尤其是愛情、性和金錢方面。”

唐宛兒工人出生，閑愛文學，頗有姿色，有夫有子。在舞場認識了周敏後，為周敏的“浪子”氣質所吸引，覺得那才是自己向往的自由生活，于是向“平庸無趣”的丈夫提出離婚，結果遭到丈夫的痛打，唐宛兒便抛夫棄子和周敏從縣城私奔到了西京。

小說中對唐宛兒輕率的愛情态度，并未有所解釋與過渡。從出場的描寫隻能看出人物性格的随便與輕佻，那種為了“自由”不管不顧的态度令人費解。其實這也是人物的一個留白，給讀者空間從故事本身去思考。

如果周敏比他小縣城的丈夫有錢有權還好理解，可周敏是個一無所有的無業遊民，唐宛兒跟着他圖什麼呢？一個身處幸福中的女人是絕然不會如此輕率，必然是在婚姻中有所缺失。小說對唐宛兒的丈夫着墨不多，但通過唐宛兒對丈夫的描述，可窺豹一斑：

“在以往的經驗裡，婦人第一個男人是個工人，那是他強行着把她壓倒在床上，壓倒了，她也從此嫁了他。婚後的日子，她是他的地，他是她的犁，他願意什麼時候來耕地她就得讓他耕，黑燈瞎火地爬上來，她是連感覺都還沒來得及感覺，他卻事情畢了。”

丈夫以前和她吵架，她開了音箱放小夜曲，為的是有這種輕音樂，雙方的情緒就會漸漸平和，丈夫卻一腳把音箱踢翻了。所以為什麼說婚姻要找到同頻、三觀一緻的人，因為這些細微的不和諧會一點點蠶食掉婚姻的溫情。

通過唐宛兒自述來看，她的第一次親密經曆很可能違背了自己的意願，并在這種不情願的無奈中妥協，将自身貞潔等同于婚姻關系。唐宛兒的選擇，其實是傳統的思想對“守貞”的強調，是男權思想對女性無形壓迫下的違心之舉。

看過一個情感節目的女主持人，甚至說出“女人最好的嫁妝是她的貞潔”這樣的話，還有類似“女德班”此類的存在，一再提醒着女性在兩性關系上的卑微。一旦接受了這種思想的侵蝕，女人的自我價值感會降低，當自己“失貞”後，便自我貶低。唐宛兒在這樣的心境下嫁給丈夫，注定婚姻中愛的缺失。

在生理上，“性”變成了唐宛兒要盡的義務，她并未從中感受到愉快，這也為唐宛兒後期對“性”的無底線開放埋下了伏筆，這其實是長期壓抑後的爆發。

從心理來說，雙方的精神世界不在一個層面，缺乏共同語言。唐宛兒愛讀書、聽音樂，浪漫多情。丈夫卻是個實際又粗糙的人，當唐宛兒遇到周敏，就像愛瑪遇到了年輕文藝的萊昂，枯燥無趣的生活撕開一個新鮮的裂口，便天真地當這是愛情。當唐宛兒提出離婚，丈夫的反應是一頓被羞辱的毒打，這種粗暴的态度更是一個助推，讓她迫不及待逃離去向往的新生活。

畢淑敏在《好的婚姻過命，壞的婚姻要命》一書中寫道：“結婚約等于一次必将穿越風暴的航行”，夫妻作為同渡的水手，應該有共擊風浪的覺悟攜手向前，這種掌舵的心态，才能有決心在面臨婚姻困境時去主動解決問題。一段沒有感情基礎的婚姻，就像是事不關己的乘客，在風浪面前束手無策，因為互相以客體的身份，自然沒有應有的責任感與溝通欲望，這樣的航行注定難達彼岸。

唐宛兒為愛情的慌不擇路，就是對婚姻長期不滿與忍耐下的逃脫。周敏，不過是她想象中“更好的遠方。”從這點上來看，唐宛兒背叛家庭的私奔，不過是人性正常的顯露，隻不過很多人，一生都在壓抑這種逃離婚姻的渴望罷了。

從心理層面，解釋唐宛兒的性格轉變

受傳統思想影響和認知局限，唐宛兒做出了對自己人生不負責任的錯誤選擇，也導緻了她婚姻的不幸。盡管如此，婚後的唐宛兒原本是一副“逆來順受”的傳統女性形象，和後來移情、私奔、開放的唐宛兒判若兩人，是什麼契機改變了她？

長期積壓在婚姻中的不滿，讓唐宛兒在精神世界滋生對理想化愛情的向往，周敏的出現，恰到好處地迎合了她的這份向往。對于婚後生理需求和精神需求皆得不到滿足的唐宛兒來說，有人發現自己的美，并主動來追求她，讓她真正體驗到身為女性的快樂，如獲新生，令她感覺到自己的生命是有價值和尊嚴的。

往往人的巨變，可能就在沖破自身精神上那層約束的瞬間，從前所遵從的價值觀念再不能框限自己。對比看不到希望和未來的婚姻，唐宛兒決定了為自己而活。

心理學上有一個名詞，叫做“管窺效應”，是說人們會将所有目光，集中到眼前狹窄範圍内最緊急的事情，從而看不到更遠一點的東西。對陷入新戀情中的唐宛兒來說，逃離婚姻是最重要的事，哪怕她托付的這個對象，有着明顯的不靠譜。

周敏的貧窮無以滿足唐宛兒對完美愛情的朝聖，看似決然的“私奔”，隻不過是她盲目追求過程中的一方跳闆，再次的背叛亦是可以預見的。抛開先入為主的成見，唐宛兒有着普通人都會有的人性缺點，眼高手低，不切實際，能力無以支撐夢想，當現實不順遂時，會将一切希望寄托于幻想，而忘記審視自身，思想與現實的錯位，僅憑一番狂熱的心性，最終追求的不過都是虛無。

唐宛兒像繃緊的橡皮筋卸力後的反彈，近乎于發洩式的自我放縱，她以這種極端的方式來反抗平庸的過去，看似掌控了人生擁有自由，實際又一次淪為欲望的奴隸，到底是不自量力者的悲哀。

唐宛兒一直有一種清醒的自我審視，認為現實配不上自己的精神境界，所以她逃離小縣城，來到西京。福拜樓形容愛瑪“愛海隻愛海的驚濤駭浪，愛青草僅愛青草遍生于廢墟之中。”這種自認為自己屬于不平凡的“騷動”，像極了唐宛兒。當美貌賦予一個本就平庸的女人，就會衍生無限飄渺的虛榮。

作家莊之蝶，就是唐宛兒這份虛榮的歸處。因為她能夠在身體和思想上與莊之蝶并駕齊驅，甚至在“性”上比偶像更有見地，就意味着她自身的獨特與不平凡。唐宛兒對莊之蝶所有的付出與縱容，都是她自證的出口。而她加諸給莊之蝶的一切光環，亦是為自我價值的加注。

心理學家馬斯洛需要層次理論認為：人們的需求分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情感與歸屬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實現需求。當人們的底層的需求得到滿足，會進入對更高一個層次需求的追求，當然這樣的次序也不是完全固定的，會有例外。

唐宛兒的每一次選擇，都是對金字塔的進階。但理想與現實之間不可消弭的差距，一直是懸挂在唐宛兒頭上的摩克裡斯之劍。她最後的結局很具有諷刺意義，被丈夫抓回去的唐宛兒，就像“紫霞仙子”期待“至尊寶”那樣幻想過莊之蝶來營救她，然而她推翻自己的人生選擇的“理想彼岸”，不過是個有家室的酸腐文人，懦弱無能，苟活于世。

唐宛兒的死亡亦有一層令人歎息的悲劇色彩，就像必須要死的愛瑪，即使在虛構的小說裡，也不能全身而退，理想無法照進現實，唐宛兒在社會價值和精神境界上渴望階層的躍遷，本身是沒有錯的，人天性向往更好的東西，但現實是一聲斷喝，告訴你不切實際的後果就是毀滅，平庸卑污與 完美幻想難以交融，小說的不迎合，亦是一種殘酷的鋒利，并非“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而是舞台多大，才能決定心有多大。

綜評

大仲馬說：“人這東西，老天給了他們有限的能力，卻又偏偏給了他們無限的欲望。”多數人在困頓的生活裡，都有自己的不甘心。相對于唐宛兒與愛瑪對欲望不計後果的追求，我們并不比她們來得高明。區别在于，多數人停留在“想”的層面，而杜絕了“做”帶給自己概率上的難堪而已。

19世紀的法國評論家儒爾·戈爾蒂埃提出了“包法利主義”：人趨向于表現非真實的自己，人永遠需要“設想自己是另一個人”，不斷向自己撒謊。這種謊言背後，是幻想自己能過上另一種理想生活，而現實卻與之相悖的。唐宛兒對小縣城工人與主婦身份的不認同，促使她從傳統女性蛻變為一個近乎放浪的存在，努力成為自己所設想期望的人，這種急促讓她的表現脫離了常規的認識，變成一個更沒有思想的欲望符号，難以激發讀者的憐憫。

細想開來，我們每個人都可能是唐宛兒。對自身處境的不認同，所以會在網絡上扮演另一個想象中自我的人設。像最近興起的“凡爾賽文學”，本質上都是這種心理在作祟。我們不願去憐憫唐宛兒，其實是不願憐憫自己。

說回小說本身，賈平凹的莊之蝶多少亦有他自身的精神投射，有時代的壓抑，文人的弱質，物質的迷失，書中與莊之蝶私情的女性，都是他的崇拜者，在生理與心理對他無限臣服，這一層假想令人失笑，又是一個現實無法實現、文字滿足想象的歸處。

《廢都》之下，一切放縱的狂歡，都是無以排遣的欲望下精神的極度空虛與苦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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