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傳統功夫論與功夫哲學”工作坊在北京師範大學舉行。（本文圖片均由北師大哲學學院提供）

2018年4月中旬，為期兩天的“中國傳統功夫論與功夫哲學”工作坊在北京師範大學舉行。來自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中國社科院、複旦大學、中山大學、香港中文大學、台灣清華大學等高校和研究機構近三十位學者，在哲學上對功夫論展開學理的反思和闡發，以期通過中國傳統的功夫論來與當代世界哲學進行對話，實現傳統功夫論在現代語境下的升華。

會議召集人之一、北師大特聘教授倪培民曾受邀于2010年在《紐約時報》“哲人之石”專欄發表文章《對哲學家而言的功夫》（Kung Fu for Philosophers），引發西方讀者廣泛關注。在那篇文章裡，他把功夫論當作最能代表中國傳統哲學的獨到之處作了介紹和論述。按照牟宗三和徐複觀的說法，古希臘哲學起源于好奇意識，中國傳統哲學起源于憂患意識。前者的核心關注是客觀知識，後者的核心關注是“道”。如果說“道”就是合适的生活方式，那麼功（工）夫就是按照合适的方式去生活的藝術。可以說，中國傳統哲學的核心關注是修身和踐行的生活之道，宋明理學把這種學問概括為“功（工）夫論”。

倪培民教授發言中。

在第一場主題為“功夫論與哲學”的專場讨論中，倪培民首先發言。他指出，在哲學的“專欄”裡讨論功夫論，意味着從功夫論到功夫哲學的轉向。這個轉向包含了兩個向度，一是哲學的功夫轉向，二是功夫的哲學轉向。他尤其強調今天的儒學功夫論，應采用比較哲學的方法，需要超越簡單的“以中釋中”、“以中釋西”或“以西釋中”，也要超越以傳統的語言和思路來整理和理解傳統，而要進一步立足于當代現狀，從世界的版圖上，帶着問題意識來看待我們的文化遺産，對傳統功夫論進行建構性的、創造性的轉化。

接着，北師大教授李景林在發言中側重闡述了儒學以人的存在的實現為根本進路，與世道人心和社會生活具有内在的關聯性。他認為當代的儒學研究須回複到儒家原典與曆史的生命整體性，重建當下時代的儒學的形上學。

黃玉順教授發言中。

山東大學教授黃玉順以“功夫論的新開展——儒家功夫觀念的生活儒學诠釋”為題發言。他留意到一種常見現象：很多民間讀者經常诟病學院派隻會坐而論道、“不做、不懂功夫”，指很少有學者進行參禅打坐，而民間派對功夫的理解則近似于中老年修身養性之道。黃玉順認為這種理解把功夫大大狹隘化了，甚至搞偏了，他主張今天要把狹隘化的功夫論重新擴展還原。

在他看來，功夫在最寬泛的意義上大緻有兩種含義：一種指為達成某種目标而付出的努力，另一種指通過付出時間、精力和努力之後達成的造詣。在某種意義上，宋明理學就是處理本體和功夫的關系，因此今天不能離開宋明理學家所理解的《大學》、《中庸》來談功夫。而且可以從不同角度來談，比如《中庸》裡的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笃行是功夫，《大學》裡的格緻成正、修齊治平也是功夫。哲學學者坐那兒思考儒家哲學，這本身就是在做功夫。

最後，他提到功夫也有時代性，面臨現代性轉化的問題。他認為今天的儒家可以盤活《大學》這樣的思想資源，關鍵就在于要認識到生活方式的轉換導緻了社會主體的轉換，現代社會的主體無疑是個體。而每一個個體需要格緻成正、修齊治平的這套儒家邏輯，在今天依然是能夠成立的。

楊儒賓教授發言中。

第二場讨論圍繞“功夫與認知”這一主題展開。台灣清華大學教授楊儒賓深入闡釋了理學工夫論中“德性之知”的問題。他認為在理學的系統中，“德性之知”概念的出現是不可免的，它是同一套超越論論述中的一環。北師大副教授蔣麗梅則剖析了方以智《藥地炮莊》中的“見獨”功夫研究。她指出方以智融儒釋道于一爐，将“見獨”與“見全”、“慎獨”相貫通，使道家精神修養的工夫兼具覺悟性與實踐性。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教授張耀南則報告了他與比利時根特大學博士生錢爽合作的論文《從中華問答學看功夫認識論——擴展與批評》。

李存山教授發言中。

第三場讨論主題為“功夫與情感”。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教授李存山探讨了工夫論與“情感型儒學”。他指出中國傳統哲學的普遍架構是“天人之學”，其核心和宗旨是“如何做人”的哲學。“修己”或“修身”就是做人的工夫，而“敬”就是修己工夫的方法。因此，工夫論對于儒家的整個學說來說，是普遍性的；而對于儒家的個人來說，也需要終其一生持久地做工夫。

與此同時，儒家哲學是普遍重視情感的。蒙培元先生曾指出“情感型儒學”的三種理論形态：一是以孔、孟為代表的先秦儒學，把情感看成道德理性的心理基礎；二是程朱理學，把情感看成道德理性（即本體）的表現和作用；三是陸王心學，把情感本身看成是理性的。李存山認為由此可以說，程朱理學和陸王心學讨論的主要是“本體與工夫”，先秦儒學似乎主要讨論的是“情感與工夫”。先秦儒學把“親親之情”、“恻隐之心”等作為普遍道德即“仁”的本始或發端，都是道德情感，因此對先秦的“情感型儒學”來說，工夫就更為重要。

接下來，中國社科院哲學所研究員劉悅笛則從“孔顔樂處”出發，主張回到顔子。北師大副教授田智忠則以程頤、呂大臨、朱子、王陽明論“未發之中”為切入點，論其對修養工夫的影響。

第四場讨論聚焦“先秦儒家功夫論”。中國社科院哲學所《哲學動态》編輯王正博士認為，工夫論并不是到宋明理學才出現的，而是在先秦儒家那裡就已經十分豐富而深刻了，盡管先秦儒者并沒有使用“工夫”一詞。他根據先秦儒家工夫論，把儒學工夫論總結為兩個面向、三個維度、四個目标的結構。曲阜師範大學教授楊春梅則主要探讨了荀子的“心學”及其工夫論取向。北師大副教授王楷從“天生人成”切入分析，探讨荀子工夫論的旨趣。

羅傳芳編審發言中。

第五場讨論圍繞“功夫與本體”展開。北師大教授章偉文章探讨了太古真人郝大通及盤山派的全真内丹心性學，認為這一理論之特色在于明體以達用。武漢大學學者張昭炜報告的論文題為“文天祥浩然正氣塞天地的道德本體及證成”。中國社科院《哲學研究》編審羅傳芳對倪培民将儒家工夫論哲學定位在“作為生活方式的哲學”并以此展開世界性對話的可行性及其前景，給予了充分肯定；她還從儒家工夫論的本質和目的、工夫論的理論格局以及現代性視野下工夫論的轉型、工夫論趨向的日益心靈化個體化等多個層面，談了對儒家哲學的整體理解。她認為工夫論是儒家作為道德哲學所必然内含的邏輯進路，因為儒家追求的道德人格更多是一種期許、一種未完成狀态，所以需要不斷修為來達到——這正是儒家表現出工夫論特征或被視為本質上是一種作為生活方式的哲學的原因。

香港學者吳啟超發言中。

在第六場關于“功夫與存在”的讨論中，陝西師範大學教授丁為祥從主體“功夫”到“如在”境界的角度，對倪培民的中國哲學诠釋進路作了簡評。香港中文大學學者吳啟超探讨了這樣一種現象：中國哲學裡講究、強調、提倡功夫的哲學理論，往往流露着“奧秘感”。有奧秘感的人，會感覺自己對世界、人生無論多麼努力探研，總還有一點“奧秘”越出其所知，并且對此“奧秘”的知有可能永不能完成；感覺無論自己在實踐上（行）多麼努力持續不斷修煉自己以企及理想境地，那終點卻總似可望而不可即。中國社科院哲學所學者魏孟飛在分析功夫與時間之關系的基礎上，以《莊子》為例诠釋了時間視角下的道家功夫論。

幹春松教授發言中。

第七場讨論主題為“功夫與社會政治”。首都師範大學教授陳明對工夫論的基礎或前提展開了追問。中山大學學者張豐乾從《論語》中的“直”、“權”、“愚”出發，提出“而”字兩頭便是功夫。北京大學教授幹春松則以康有為與朱一新當年的讨論為例，論述了制度與功夫的關系。

最後一場讨論圍繞“功夫與倫理”展開。北師大教授田海平認為“志”之核心是由人生根底處探問“何物最為緊要”及“何事最為根本”，因此“志”倫理在中國傳統學問中向來為曆代儒者所重，是功夫論思想的核心。北師大教授許家星則指出二程皆反複論及為學工夫克己最難，他由此切入分析了程子克己工夫論之内涵及其意義。複旦大學教授吳震以“一念動處便是知亦便是行”這句命題為中心，論述了知行工夫本來合一的觀點。

劉笑敢教授發言中。

工作坊臨近尾聲，在會議召集人倪培民、劉笑敢、章偉文三位的主持下，與會學者們對這場由北師大哲學學院、北師大價值與文化研究中心主辦的内容滿滿的學術交流進行了評議與總結。北師大特聘教授劉笑敢重點講了有關中國哲學研究的方法問題。他指出中國哲學研究的傳統是通過注釋或诠釋的方式建構新的思想體系，王弼、郭象、朱熹、王夫之都是這方面的重要代表。他認為這個方法在今天應該是過時了，我們應該更自覺地研究揭示古代有關工夫的實踐和理論的可能的真相，在此基礎上自覺地建構新的功夫論或功夫論哲學。因為揭示古代思想的本來面貌和建構現代的功夫論哲學，是兩個不同方向、不同方法的工作，二者不應混同。如果混同起來就可能變成借題發揮、古今混同，既不是對曆史的嚴肅探索，也不是對現代的理論的認真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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