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一首名詩惹争議，有人評“神變不可方物”，也有人說不該寫！

到底是怎樣的一首詩，評論反差竟然如此之大，這裡又有什麼樣的隐情呢？一起來看看！

李白這首引起後人争議的詩，就是《扶風豪士歌》，創作于天寶十五載（756）。

這個年份，熟悉唐史的都知道，是安史之亂的第二年。

天寶十四載（755）冬，安祿山以“清君側”為名，率十餘萬兵馬從範陽（今河北涿州）揮師南下，“安史之亂”爆發。叛軍一路所向披靡，很快攻陷東都洛陽。第二年正月，安祿山就在洛陽稱帝，國号大燕。

叛亂爆發時，李白正在金陵一帶遊曆，他得知消息後立即北上梁園接妻子宗夫人，随即一起南下逃難，在這期間他寫下了《北上行》、《奔亡道中五首》等詩篇，描繪了中原生靈塗炭的慘象。李白的目的地是剡中，他攜妻子一路奔波，于天寶十五載三月到達溧陽，在此地受到“扶風豪士”的殷勤款待，大醉一場，寫下了著名的《扶風豪士歌》：

洛陽三月飛胡沙，洛陽城中人怨嗟。

天津流水波赤血，白骨相撐如亂麻。

我亦東奔向吳國，浮雲四塞道路賒。

東方日出啼早鴉，城門人開掃落花。

梧桐楊柳拂金井，來醉扶風豪士家。

扶風豪士天下奇，意氣相傾山可移。

作人不倚将軍勢，飲酒豈顧尚書期。

雕盤绮食會衆客，吳歌趙舞香風吹。

原嘗春陵六國時，開心寫意君所知。

堂中各有三千士，明日報恩知是誰？

撫長劍，一揚眉，清水白石何離離。

脫吾帽，向君笑。飲君酒，為君吟。

張良未逐赤松去，橋邊黃石知我心。

此詩跌宕起伏，音節铿锵，被贊為“歌行之極則，神變不可方物”（《聲調譜》），但是詩中的“快活語”“宴樂語”也引起了不少人的反感，明代學者胡震亨曾以李白、杜甫作對比，有一段經典評論說：

“洛陽如何光景，作快活語，在杜甫不會，在李白不可。”

言下之意，是說國難當頭，李白不該作此“快活語”。此論一出，贊同者頗多。

《扶風豪士歌》較長，可分四個層次來讀：

第一層是前四句，寫洛陽陷落、黎民塗炭的慘景。第二層到“來醉扶風豪士家”，寫詩人曆經艱辛來到主人家裡，被奉為座上賓，心情是亦悲亦喜。第三層是“扶風豪士天下奇”以下六句，主要寫賓主盡歡的場面，活脫脫的“快樂語”“宴樂語”，也是引起争議的地方。

然而，詩人并未過多渲染宴樂場景，而是自然轉向了最後一層，他把扶風豪士喻為“戰國四公子”，而自比為在孟嘗君手下彈劍而歌的馮谖。他“撫長劍，一揚眉”，“脫吾帽，向君笑”，又是一連串的“快活語”。最後一句以張良自況，表達自己的救世濟民之心。

全詩讀罷，所感受的，仍是李白式的豪情壯志與狂放不羁。我們可以想象，李白在此前的幾個月經曆了什麼？他在叛軍的鐵蹄威脅下冒死北上，又匆匆南下，餐風露宿，奔亡千裡，正是狼狽不堪之時，因此遇到那位好客的“扶風豪士”，他自然是感激不已，而在觥籌交錯之際，發洩更多的也是報國無門的痛苦之情。因此，對于詩中的“快活語”、“宴樂語”，應當作詩人的悲憤語、焦躁語來解，方能貼合李白彼時的心境。

“歎此北上苦，停骖為之傷。何日王道平，開顔睹天光。”這是李白《北上行》的結尾四句，是詩人心境的真實寫照。在《扶風豪士歌》裡詩人那種狂放不羁的表象之下，難道不是身心分裂的大悲涼？

李白和杜甫性格不同，同是寫亂世悲歌，杜甫是以一個儒者的“愁語”來寫，而李白是以一個縱橫家的“快語”來寫，盡管如此，那種以天下為己任、悲天憫人的情懷卻是相通的。

對于李白的這首《扶風豪士歌》，以及相關的詩評，您怎麼看，歡迎評價、轉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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