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聽不看不聞不問什麼境界?王充（27—約97年），字仲任，東漢著名思想家他自幼勤奮好學，博通百家之言，用30年精力寫成無神論著作《論衡》梁啟超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稱：“王充《論衡》實漢代批評哲學第一奇書”《論衡》是王充反對迷信、祛除虛妄的代表作，其中反映出他在治學方面敢于質疑、求真務實的精神，對我們今天依然有重要借鑒價值，今天小編就來說說關于不聽不看不聞不問什麼境界?下面更多詳細答案一起來看看吧!

不聽不看不聞不問什麼境界

王充（27—約97年），字仲任，東漢著名思想家。他自幼勤奮好學，博通百家之言，用30年精力寫成無神論著作《論衡》。梁啟超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稱：“王充《論衡》實漢代批評哲學第一奇書。”《論衡》是王充反對迷信、祛除虛妄的代表作，其中反映出他在治學方面敢于質疑、求真務實的精神，對我們今天依然有重要借鑒價值。

勤學好問

人的能力、知識不是與生俱來的，而是通過後天的學習獲得的，而後天的學習，需要“學”，更需要“問”。王充在《論衡·實知篇》中指出：“人才有高下，知物由學，學之乃知，不問不識。”人的才能有高有低，隻有學習才能懂得世間的道理，不請教發問就難以獲得更多的知識。

“學之乃知”，強調的是學習的重要性。“不學自知，不問自曉，古今行事，未之有也。”王充強調人應該勤奮好學，“且死不休”。他在《論衡·感虛篇》中說：“寒不累時則霜不降，溫不兼日則冰不釋。”寒冷不積累一段時間，不會下霜；溫暖持續一段時間，冰雪才會融化。做學問同樣也有一個從量變到質變的過程，積累到一定程度才會達到一定的高度。

“不問不識”，則強調在治學中“問”的重要性。“智能之士，不學不成，不問不知”，即使聰明智慧的人，不學習也不會懂得，不求教也不會明白。王充在《論衡·量知篇》中提到，“人之學問知能成就，猶骨象玉石切磋琢磨也”。人通過勤學好問獲得知識并取得成就，就像骨頭、象牙、玉、石需要經過精心的切磋琢磨，“乃成寶器”一樣。做學問需要不斷地向他人請教研讨，不能閉門造車。

博涉古今

王充主張做學問要博覽百家、海納百川。在《論衡·别通篇》中，他說：“人含百家之言，猶海懷百川之流也。”強調學習要涉廣博通，倘若“海不通于百川，安得巨大之名”？人做學問尤其如此，隻有博涉古今、兼通百家，才能成為博學鴻儒。

“人不博覽者，不聞今古，不見事類，不知然否，猶目盲、耳聾、鼻癰者也。”王充認為，不博覽群書的人，不了解古代和現代，看不到事物的整體，不知道是對是錯，就像眼睛瞎、耳朵聾、鼻子失去嗅覺的人一樣。治學者隻有了解古今，今以古鑒、古為今用，才能明曉事理、學以緻用。王充還強調治學不僅要學得廣，還要學得深。他在《論衡·别通篇》中說，“涉淺水者見蝦，其頗深者察魚鼈，其尤甚者觀蛟龍”，足迹達到的地方不同，所能見到的事物也是完全不同的，治學一樣也需要學得廣、鑽得深，才能獲得更深厚的學問。

據《後漢書·王充傳》記載，王充年少時受業太學，師事班彪，勤奮好學，“家貧無書，常遊洛陽市肆，閱所賣書，一見辄能誦憶，遂博通衆流百家之言”。在熟讀經史之餘，王充還兼及百家，通諸子之學。他喜歡遍覽群書，但是不死記章句，反對信守一家之言。他認為“章句之生，不覽古今，論事不實”，不曆覽古今聖哲的著作，講論事情就不能切近事理，隻背誦經傳、死記章句，不通古今，是做不出真學問的。

敢于“距師”

做學問應該有實事求是、追求真理的批判精神。王充主張破除對所有老師和古人的迷信，要勇于“距師”，敢于問難求解。他在《論衡·問孔篇》中指出，做學問困難的是規避老師錯誤的教導，正确辨别是非曲直。

漢代儒生治學流行“好信師而是古”的盲從迷信學風，緻使“前儒不見本末，空生虛說；後儒信前師之言，随舊述故”，其中很多是無知的“庸庸之輩”。對此，王充提出要有問難精神，學會“距師”。問難不是一般的提問或請教，而是質疑，是經過潛心思考之後提出個人主張。“距師”則是對老師的見解不盲目附和，不泥古守舊，要敢于力排衆議，經過讨論争辯來核定道理，從而做到明辨是非、去僞存真。王充指出：“苟有不曉解之問，迢難孔子，何傷于義？誠有傳聖業之知，伐孔子之說，何逆于理？”即使是聖賢也不可能每句話都正确，如果弟子不知問難，後人又盲目附和，使義理不明，損害的正是聖賢之道。

王充堅持治學要獨立思考，絕不能盲從和迷信。在《論衡》中，他對當時流行的充滿谶緯迷信的神學化儒學進行了抨擊和批判。在當時漢儒學者将先聖先賢的學說奉為金科玉律，不敢稍有非議的境況下，王充敢于問難、“距師”，顯得尤為可貴。

學為世用

王充主張學為世用、學用一緻，尤其強調寫文章要務實尚用，有補于世。他在《論衡·自紀篇》中稱：“為世用者，百篇無害；不為用者，一章無補。”認為寫作應有益于社會，文章必須有補于世用，起到積極的社會教育作用。

學問貴在能用。王充反對墨守經文章句，主張學習百家之言是為了應用，因為“聖人之言，賢者之語”都是“治國肥家之術，刺世譏俗之言”，有助于治家治國。在《論衡·超奇篇》中，他說：“凡貴通者，貴其能用之也。”凡重視通融的人，可貴之處在于能與實際融會貫通，解決實際問題，如果文章僅僅能夠誦讀，沒有“實際效用”，“雖千篇以上，鹦鹉能言之類也”。

王充特别強調文章要有為而作、因事而發。他在《論衡·對作篇》中指出，賢聖之為文，“起事不空為，因因不妄作。作有益于化，化有補于正。”“聖人作經藝，賢者傳記，匡濟薄俗，驅民使之歸實誠也。”聖人賢者所做的文章，可以匡正挽救不良的風俗，使民衆的品行變得質樸淳厚，這正是“作有益于化，化有補于正”。他反對舞文弄墨之作，在《論衡·佚文篇》中指出，“夫文人文章，豈徒調墨弄筆為美麗之觀哉？”寫文章不應是為了玩弄筆墨、堆砌辭藻，而應是為“載人之行，傳人之名”，這樣才能真正起到“文人之筆，勸善懲惡”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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