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報訊（記者 周懷宗）從天水市秦安縣高鐵站到石節子村，隻有9公裡，開車十多分鐘就到了。但在公路沒有修通之前，這9公裡要用雙腿走兩個多小時。30年前，靳勒就是從這裡走到縣城上學，考上西安美院，成為了村裡的第一個大學生，後來又成了村裡的第一個教授。

2008年，已經在西北師範大學任教多年的靳勒，忽然覺得，山村不應該是藝術的荒漠，它也可以和最先鋒的藝術發生關系。

此後十年，他把這個隻有13戶人家的村子變成了一座美術館。太多的藝術家、全國各地的美院學生，在這個村子裡來了又走，走了又來，留下的，是村莊裡随處可見的藝術品。如今，這個山村依然貧困，但生活畢竟不一樣了。

寫着“石節子美術館”的黃土崖。新京報記者 王巍 攝

無法拒絕的家鄉

進入石節子村之前，遠遠就能看見黃土崖壁上“石節子美術館”幾個字，這是村民們用鏟子挖成的，歪歪斜斜，有的部分已經變得模糊了，但放在這黃土高原的崖壁上，卻并不突兀。

石節子是一個隻有13戶人家的自然村，按照行政規劃，是甘肅省天水市秦安縣葉堡鄉新聯村第九組，13戶人家依山而建，像梯田一樣，分散成五層，落差近百米，最低的一層在半山腰，下面就是數十米深的山谷，那是千萬年中洪水留下的痕迹。

石節子村依山而建。新京報記者 王巍 攝

2008年前，它還是黃土高原上一個普通而窮困的山村，這裡沒有水，靠天吃飯，年景好的時候，勉強溫飽，年景不好，就要挨餓。就在去年，因為霜凍來得早，導緻地裡的莊稼顆粒無收。幸好，村裡的年輕人大多出去打工了，補貼了點收入。

靳勒就在這個村裡出生、長大。上中學的時候，要去縣裡，那時候路還沒修，每周要走兩個多小時山路去縣城裡上學，周末又走回來。

靳勒。新京報記者 王巍 攝

1986年，靳勒考上西安美院雕塑系，成為村裡第一個大學生。四年後，他畢業分配到西北師範大學任教。那時候，靳勒是山溝裡走出的高材生，石節子是靳勒的故鄉，僅此而已。

一直到2000年，靳勒進入中央美院讀研究生，開始關注當代藝術，尤其在北京這個當代藝術主要的集散地，受到老師與同行們的影響，他對藝術開始有了新的理解。“我是做雕塑的，以前是學院派，覺得藝術就是陽春白雪，來源于生活，卻高于生活。但此後，我開始慢慢反思，我學到的東西，我理解的藝術，能否和村莊發生關系？”

靳勒說，“從本質上說，我無法拒絕村莊，因為我的父母都在鄉村，每次回家，看到荒涼凋敝的村莊，都不由自主地想，我能做什麼？”

鄉村的建設者

從2000年開始，靳勒一直在蘭州、北京之間來回，但隻要在蘭州，每周末都會回家。随着他對藝術和村莊的思考越來越多，村莊對他來說，也變得不一樣了。“最開始，我是想吸收村莊的元素，把他融入到我的作品中，但這隻是改變了我的作品，并沒有改變村莊，所以我開始嘗試把藝術搬到山村。”

靳勒在村裡的第一個作品，金箔包裹起來的樹。胡建強供圖

2005年，靳勒在村裡創作了第一個作品，一顆金箔包裹起來的樹。但村裡的鄉親并不明白他在做什麼，“那個時候做當代藝術，離開了北京，幾乎就沒法兒做，沒有土壤和環境，也沒人理解”。但靳勒還是想嘗試，哪怕格格不入。

彼時的石節子，像其他所有貧困的山村一樣，沉靜、死寂，隻有人走，沒有人來，村裡僅剩的幾十位村民，也都各忙各的，多少年都沒有任何變化。石節子是貧困村，直到2005年，達到勉強溫飽還要看老天爺的臉色。靳勒說：“我一直在想，把山村裡的生活經曆、生命經驗融入到藝術中，同時把藝術融入到山村裡，對我、對這個山村，可能都是一個契機。”

石節子村的村口，有個牌子寫着“廣場”。新京報記者 王巍 攝

在石節子村的村口，懸崖的邊上，有一個十多平方米小廣場，廣場上有一個牌子，上面寫着“廣場”兩個字，那是村民李寶元的妻子寫的，是她的作品。李寶元的妻子不識字，别人把字寫在紙上，她一筆一筆照着描出來。

當年，村民們将靳勒的雕像《魚人》豎立到村口的小廣場上。胡建強供圖

在這個廣場上，原本還有一個雕塑“魚人”，是一條黑色的魚，那是靳勒在村裡做的第一個雕塑，魚的頭部是一張人臉，眼球凸出，鼻孔大張，那是靳勒把自己的臉安到魚身上了。

後來，這個雕像幾乎成了石節子村雕塑的代表作，在村裡的路邊草叢裡，房屋的牆根裡，到處都躺着這條魚的複制品，有大有小，有黃色的、青色的，也有灰色的。

村裡都有這條魚的複制品。新京報記者 王巍 攝

這條魚，或許可以看作是靳勒正式回歸山村的象征，這一次回村和以往不同，他的身份不再隻是一個探親者，而是一個鄉村的建設者。

參觀德國的四個村民

用藝術建設鄉村，這是靳勒的新想法，但鄉村建設和藝術創作不同，創作是個人的事情，建設則是群體的改變，至少要讓村民參與進來，否則建設不可能開始。

一直到2007年，一次偶然的機會成為了契機。那一次，有一位藝術家願意邀請石節子村的村民到德國卡塞爾市參觀。

村民靳茂林。新京報記者 王巍 攝

于是，靳勒帶着靳女女、靳茂林、李保元、孫保林四位村民去了德國。對于絕大部分從來沒有離開過秦安縣的人，德國之行或許就是他們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出國，那些遠在德國博物館裡的藝術品，他們也沒有任何概念。當年一起去德國的李保元說，從來沒走過這麼遠的路，有人害怕，有人興奮。在德國參觀的過程，大多沒有印象了，李保元隻記得參觀了當地的墓地，“很幹淨，和我們這邊的不一樣”。

在德國參觀時，正下着傾盆大雨，欣賞油畫作品的靳女女忍不住站在門口看起了大雨，一名德國記者很好奇地問他：“藝術和雨水，哪個重要？”靳女女回答說：“藝術重要，雨水更重要。”

靳勒說，他至今都忘不了那個瞬間，“當生存成為第一位的時候，藝術就是個奢侈品”。實際上，不止是奢侈品，村民們甚至不懂博物館裡的藝術品究竟有什麼價值。同去德國的靳茂林告訴記者，“就記得那邊很平，沒有我們這裡這麼多的山”。

不過，即便村民們并不理解藝術，但德國之行，也多少改變了他們的觀念。回來之後的很長時間裡，德國、藝術品都是村裡聊天的主要話題，村民們也願意參與靳勒的創作了，盡管他們還是不懂。

13戶人家與13個美術館

在石節子村，想知道每戶人家的戶主姓名太容易了，因為他們的名字都鑲在大門外的院牆上，這是靳勒的創意。

德國回來後，不久，靳勒就被村民們選為石節子村的名譽村長。靳勒自己也真正開始了他的藝術鄉建之路。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整個石節子村，變成一個美術館，13戶人家，就是13個分館，戶主的名字，就是每一個分館的名字。李保元的家，就叫“保元館”，靳女女的家，就叫“女女館”。靳勒家，則叫“海祿館”，那是靳勒父親的名字。每一家的館名，都用細鋼筋編制而成。

孫連成的家，連成館。新京報記者 王巍 攝

從山下盤旋而上，第一家是連成館，這是孫連成的家，但這并不是最低的一戶，最低的一戶要繞路下去，叫尕成館，是孫尕成的家。

在靳勒看來，“石節子美術館和世界上任何美術館都不一樣”，在石節子美術館，生活本身就是藝術，生活中最常見的東西，包括房屋、家具、農具、廢棄物，都是藝術品，甚至泥土也是藝術品。“當代藝術有特别的想象力和創作空間，所有你能想象到的，都可以變成藝術。更重要的是，當代藝術關注當下，我們把村莊變成美術館，就是想用這樣的方式告訴人們，在這裡，還有這樣一群人，用這樣的方式生存。”

挂在空中的自行車。新京報記者 王巍 攝

石節子村的人們，就在這些美術館裡生活。13個美術館，大部分都是土坯房，有的新房僅收拾過，有的還是幾十年前的。不同的是，他們的屋子裡、院子裡，留着許多真正的作品，那是十年中來到村裡的藝術家們，和村民們合作完成的創作品。

每個角落都有藝術的痕迹

2008年1月28日，應靳勒之邀，熊貓藝術家趙半狄帶着他的團隊來到石節子村，在這裡為村民們辦了一場春節晚會。保元館的館長李保元說，“那是村裡人第一次在現實中看文藝演出，盡管沒有人參與，但已經是新奇的體驗了”。

此後，靳勒開始邀請更多的藝術家，到石節子村進行藝術實踐，村民們也開始逐漸參與到藝術創作中。當年10月，靳勒和靳女女、孫尕成等村民共同完成的作品《主人》，就被邀請到北京798展覽。此後十年中，數百位來自全國各地的藝術家、美院學生應邀或主動來到這裡，留下了無數的作品，散落在這個小山村的每一個角落裡。

石節子村一角。新京報記者 王巍 攝

從村口的“石節子美術館”館名下走過去，緊接着就是一個在懸崖上掏成的旋渦，作品的名字就叫“山旋”。那是2015年在石節子舉辦“鄉村密碼——中國石節子村公共藝術創作營”時，西安美術學院雕塑系研究生嶽琦創作的。

旋渦和創作者嶽琦。胡建強供圖

嶽琦解釋這幅作品時表示，“這裡缺水，夏天幹旱而燥熱，所以我在山壁上做了一個水裡才會出現的旋渦，想給這個村子帶來一點兒清涼的感覺。”

在嶽琦看來，鄉村建設中的許多問題，都和這個旋渦一樣，“一直在旋轉，不知道轉向何方，我用一種完全對立的材質，展現一種不可能的想象，寄托我對這個山村的希望”。

靳勒頭像。新京報記者 王巍 攝

這樣的作品，在村裡到處都是，幾塊碎瓦片，在路邊的草叢裡随意地壘起來；一個新塑的佛頭，放在黃土牆上挖出了的一個小洞裡，還沒幹透，額頭已經裂開了一道大縫，那是敦煌學院的學生們，在記者采訪前一天剛剛做好的習作；李保元的家門口，有一座李保元自己的泥塑頭像，村裡總共有四座這樣的頭像，都是以前美院學生創作的；随便走走，兩個裸女的雕像忽然出現在眼前，在這個黃土高坡上的村莊裡，似乎也沒人感到難為情；擡頭看，一個泥塑的将軍像，矗立在高處，似乎在眺望着整個山村和山谷；村子的最西頭，有一座漢白玉的女性雕像，這是村裡造價最高的作品，名字叫“村莊母親”，既寓意着村莊本身，也寓意着所有村莊裡養育兒女的母親……

村西頭有一座漢白玉女性雕像，叫“村莊母親”。新京報記者 王巍 攝

藝術家和村民的合作

十年中，石節子村舉辦了許多藝術活動，有電影節，攝影展、建築研讨會，也有曼徹斯特藝術展。如今，那個名為“曼徹斯特到石節子并不遠”的海報，還留在村裡的一處土牆上。

耗時最長的一次活動，是2015年5月開始的“一起飛——石節子村藝術實踐計劃”，這個計劃持續了一年，由25組藝術家，和25位村民，結成對子，每一對至少要完成一個作品，不論是雕塑、攝影、繪畫、還是行為藝術……

在石節子13戶村民家，每一家都有一個保險箱，并不是他們有什麼重要的東西需要放在裡面，這些保險箱是“一起飛”活動中，畫家毛同強和村民何蠢蠢合作的作品，叫做“寓言”。保險箱是毛同強買的，免費給每家送了一個，13戶人家也同意了“交換”的條件，一年後要當衆打開保險箱，看看裡面放了什麼。

來自北京的藝術家李頌華，則和村民靳世林合作了一個名叫“一人半身高的夜晚”的作品。在2015年8月22日夜裡，李頌華脫下衣服，扛着近七十公斤的靳世林，從靳家出發，在黑夜中步行走出石節子村，沿着山路直至日出。

其實，村民們至今也不太理解這些藝術究竟意味着什麼，或許因為害羞與費解，不少村民甚至都不太願意談當初“結對創作”的故事。李保元說他并沒有作品，靳茂林也是同樣的回答，但實際上，在石節子村保存的資料裡，李保元和雕塑家琴嘎合作了多個作品，在李保元家裡的牆上，還挂着他和琴嘎的合影，而且，靳茂林也參與了一個行為藝術項目。

村民李保元的家。新京報記者 王巍 攝

從2008年到2015年，舉辦了多個大型藝術實踐活動，讓石節子村名揚海内外，越來越多的藝術家、遊客、機構慕名而來，創作、參觀、參與到石節子村的藝術鄉建中。在村子最西面的另外一個小廣場上，臨着懸崖，有一座木頭和玻璃建造的透明旱廁，那是德國使館捐建的環保旱廁，以村裡的廁所為原型，加以改造之後，既是公共廁所，也是一個景觀，人坐在廁所裡，就可以看到山下峽谷和峽谷對面的風景。

環保旱廁。新京報記者 王巍 攝

不過，這個旱廁很少使用，門口結滿了蜘蛛網。村民們自家都有廁所，不需要去公共廁所，遊客們又不好意思，盡管坐在裡面，外面的人其實看不到啥。

更關心雨水的靳女女走了

今年4月，北京世紀壇和798連續舉辦了兩場“藝術鄉建”的展覽，展覽了四個鄉村“藝術鄉建”的成果，石節子村就是其中一個。

在石節子村展區，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女女館”，靳勒把靳女女家主屋内的所有東西，都搬到了北京，原樣複原，實現了他“藝術即生活，要告訴人們這裡有這樣的一群人，以這樣的方式生存”的藝術初衷。

靳勒在女女館前。新京報記者 王巍 攝

靳女女沒有看到這一幕，他在2017年已經去世了。他去世之後，靳勒在西安美術學院第一次把“女女館”搬到展廳，連家門口的“女女館”三個字，也帶去了。

靳女女年輕時一直在打工，去過天水，去過蘭州，蓋過高樓，也蓋過飛機場。去了德國以後，因為和德國記者的那一番對話，成了德國之行中最有名的村民。

但這并沒有給靳女女的生活帶來多少變化，就如他所說，在這個貧困的山村裡，雨水可能比藝術更重要。從德國回來之後，他依然是這個觀點，生存才是這個山村最需要解決的問題，藝術要靠後。

靳女女的家裡，如今隻剩年老的妻子和小兒子，大兒子已經分家單過。靳女女的妻子叫劉西花，因為年輕時重活幹太多，落下了一身病，胃炎、食道炎、膽囊炎……現在幾乎不能做任何事情，連飯都做不了，每天都要吃藥，“一天三頓飯可以不吃，三頓藥不吃不行”，隻是在天氣好的時候，可以拄着拐杖在門口轉轉。小兒子在縣城打工，晚上回家，可以給母親做飯，白天的時候，劉西花就自己随便湊合點兒。

愛畫畫的靳紅強

在北京的展覽中，幾十幅如同幼兒塗鴉的畫作，裝裱在木框中展出，這些作品的作者，叫靳紅強，是石節子村裡一位先天殘疾的年輕人。

靳紅強和他最喜歡的馬頭雕塑。新京報記者 王巍 攝

靳紅強生下來就有病，檢查過幾次，也沒查出個所以然，因為沒錢，也就不再尋求治療了。如今，21歲的靳紅強，身高隻有一米多點兒，和七八歲的孩子差不多，腿也不方便，要拄着拐杖走路，說話聲音雖然很洪亮，但多數都難以聽清。

靳紅強沒上過學，一年級斷斷續續上了幾次，就不願意去了，因為疾病，他成了村裡少有的留守青年，整天在村裡閑逛。2008年，藝術家們來到石節子村後，靳紅強幾乎參加了每一次活動，從不缺席，不論是誰，都能迅速和人家打成一片，哪怕是外國人，也是如此。

在所有的藝術中，靳紅強最喜歡畫畫，也學人家畫，拿支筆，就能畫半天。幾年前，靳勒發現了靳紅強的愛好，帶着筆和紙，在靳紅強的家裡，陪着他畫了一下午，此後，畫畫就成了他最重要的愛好。靳勒還專門幫他設計了簽名，他的每幅畫上，都有這個簽名，有時候，簽名比畫還大。如今，靳紅強的畫已經很受歡迎，裝裱後能買到600元，不少人喜歡。

愛畫畫的靳紅強。新京報記者 王巍 攝

靳紅強的母親和爺爺已經去世，在母親和爺爺的葬禮上，他倔強地不肯下跪，也不肯流淚，隻是呆呆地在墓前站了許久，靳勒說，“這個孩子的悲傷，在心裡”。靳紅強的哥哥大學畢業，在蘭州工作，父親則在附近村裡打零工，家裡隻有他和行動不便的奶奶。

采訪靳紅強的時候，奶奶正在門口的地裡種菜，她腿不方便，半跪半趴在地裡，費勁地将土卷起來，鋪上地膜，接着鏟土壓住，不到十平方米的一小塊地，半天還沒幹完。

靳紅強幹不了活兒，一個人在村裡轉悠，在很遠的地方，都能聽到他的聲音，問他喊的什麼，他說是動畫片裡的台詞。他喜歡動畫片，喜歡畫畫，最想要的是一盒新的彩筆。村裡所有的藝術品中，他最喜歡的是一個馬頭的雕塑，就在他家牆外，問他為什麼喜歡，他說“大”。

兩個外村人一群藝術家

在石節子村，除了留守的村民之外，還有兩個長期參與藝術鄉建的外村人，一個叫胡建強，一個叫馮志祥。胡建強是學美術出身的，畢業後回鄉建起了鄉村幼兒園，教孩子們美術。

他所在的村子，離石節子隻有五裡路，石節子美術館剛剛建館時，他就參與了，是整個石節子美術館的副館長，十年中，義務幫助石節子做策劃、宣傳、招待等工作。對他來說，石節子村是特别的，“不僅有我喜歡的藝術，還是我十多年的工作”。

馮志祥也是秦安人，是靳勒的中學同學，畢業于西安公路學院汽車運用工程專業，長期從事汽車鑒定、檢測工作。辦美術館時，靳勒邀請他幫忙出出主意，并且提供一些技術支持。他說，“我喜歡藝術，具體講是喜歡畫畫，所以也樂于參與”。

馮志祥去石節子比較少，一般都是需要技術支持時才會去，石節子村裝太陽能路燈、修理水井泵、網絡調配等，都有他參與。在“一起飛”項目中，藝術家張兆宏和靳海祿合作的“家庭旅館計劃”也請他做施工技術總監，并負責水電、智能信息系統的規則安裝。隻是目前這一計劃還在進行之中，家庭旅館也才剛剛打好地基，遠沒有完成。

剛剛打好地基的家庭旅館計劃。新京報記者 王巍 攝

這些年來，在石節子來來往往的藝術家、美院學生、遊客已經很多，幾乎每天都有人來。每一個人來到石節子，第一件事情就是把石節子村的每一個角落都逛一遍，發現那些隐藏在牆後、草叢裡、懸崖上、窯洞裡的藝術品，不翻個底朝天，不算結束。“好像石節子有一種魔性，來到這裡，突然就會愛上藝術”，一位來石節子進行藝術實踐的學生說。

到過石節子的藝術家，都會對石節子贊賞有加，他們驚歎于石節子的藝術氛圍，也憐惜村民們的窮苦和艱辛。

在李保元家門前的土崖上，有一顆巨大的“眼睛”，黃土上勾勒出眼睛的輪廓，一面反光鏡和幾十個酒瓶子，構成了瞳孔。

李保元家門前有一顆巨大的“眼睛”。新京報記者 王巍 攝

這個作品名為“天之眼”，是鄭州大學美術學院雕塑系的學生齊浩沖的作品，胡建強說寓意是“你在看它，它也在看你”。齊浩沖則表示，“作品的靈感來自于村民們一雙雙飽含深情的眼眸”，所以他做了這麼一隻大眼，“眺望萬物的生長與衰敗，石節子的一切都在它的關注之下”。

藝術能否帶不來收入

和藝術家們感動于石節子的藝術氛圍不同，住在村裡的村民們，對藝術則沒有那麼熱衷，他們會支持靳勒的想法，參加村裡的活動，也熱情地招待來村裡的人們，但另外一面，他們更多地考慮面前的生存問題。

将軍頭像雕塑。新京報記者 王巍 攝

靳茂林是去過德國的四個人之一，但他對石節子的藝術建設，并沒有太大的期望。靳茂林早年一直在外打工，如今老了，幹不動了，就在家種地，一兒一女仍在打工，他說，藝術家帶來實惠，自然高興，但這種實惠并不多，石節子仍舊很窮，“關鍵是沒水，還要靠天吃飯，日子過得很難”。山下的峽谷裡，有水流沖刷的痕迹，但那些水無助于緩解石節子的幹旱， “平常沒水，有就是洪水，過了就沒了，留不住”。

其實，十多年中，靳勒的努力、藝術家們的支援以及國家扶貧工作的推進，确實給石節子帶來了不少變化，路面硬化已經完成，路燈裝上了，自來水也通了，靳勒還籌資把山下的一眼溫泉引到山上，導入了每一家，這意味着，石節子的每家人，都有兩個水源，一個自來水，一個溫泉水。

但這種改變仍舊顯得太過微小，這裡的民居，大部分還是原來的土坯房，村裡甚至沒有一間民宿，來村裡的藝術家和學生們，大多借宿在村民家裡，每天住宿和吃飯80塊錢，給村民們的增收非常有限。

“靳老師是藝術家，又是村裡出去的大學生，大家都很支持他，村裡來的人多，大家也高興”，李保元說，“但确實還很困難，日常生活、孩子上學……花費很大，收入卻很少，藝術家來了是好事，但目前增加的收入不多，以後人多了，會好一點兒吧”。

石節子村一角。新京報記者 王巍 攝

據李保元介紹，縣裡準備把石節子打造成一個旅遊點，民居改造也提上日程了，已經請設計師設計了，當這些計劃完成，或許村民的收入會更高。

“我跟靳勒說，未來石節子每家每年的收入要達到10萬，但現在距離這個目标還很遠”，馮志祥說，“石節子确實很窮，很落後，地方落後、人的思想也落後。老靳一直講，就要靠我們這些人來改變現實，不光是石節子，還有秦安縣，周邊，落後的地方都有待改變。但總感覺到心有餘而力不足，我隻是搞技術的，老靳也隻是個藝術家，我們确實很微小，也很無力”。

記者手記

藝術和村莊，誰的夢想？

在北京見到靳勒時，他剛來布展，帶着幾個石節子村的村民，但村民們不太懂如何布置一個展覽，一切細節，都是靳勒親力親為。

十多天後，展覽結束，在石節子村再見靳勒，約好的時間到了，卻一直沒有音訊。直到在村口遇到剛從醫院回來的靳勒，才知道他在北京的十多天，幾乎不眠不休，布展、維護、解說、撤展，全都一力擔當，回來後就病倒了。

30多年前，靳勒走出石節子的大山時，這個村裡隻有靳、孫、李三姓人家，一共隻有4、5戶。30多年後，原本的4、5戶人逐漸分家，成了現在的13戶，期間有過一家外來的人家，但住了不久又走了。

在中國變化最快、最劇烈的30多年中，石節子沒有什麼變化，除了多了一些藝術品，多了一些匆匆而來、匆匆而去的面孔。

是好是壞？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标準，藝術家們為山村的原生态而欣喜，也為山村的藝術氛圍而感動。但對于村民來說，改變生存的處境，才是第一要考慮的，他們更看重的，是藝術能否給他們帶來實實在在的好處，藝術本身，反倒是次要的。

靳勒介于兩者之間，他是村裡走出去的藝術家，想要改變山村的生存環境，但他的思維，卻還是藝術家的思維方式，不太擅長去考慮更多和利益相關的内容。

所以，十多年來以藝術建設鄉村，石節子變了，也沒變。變的是它讓人驚歎的藝術氛圍，人們想象中高大上的藝術品，在這裡随處都是。沒變的是村民們的生活，打工的還在外打工，生病的仍被疾病折磨，貧窮的也依舊貧窮……

還有一個變化，在石節子村腳下的山口，建了一個新的牌坊，上面寫的不是石節子村的名字，也不是石節子美術館，而是“神仙塔道觀”五個字。這個神仙塔道觀就在石節子村後面的山上，站在村裡，就能看見那輝煌的建築。據村民介紹，是上面為了發展旅遊而建的，之所以建在石節子村後面，就是因為石節子這些年名聲遠揚，吸引了許多藝術家和遊客。

石節子村腳下的山口，建了一個新的牌坊，上面寫着“神仙塔道觀”。新京報記者 王巍 攝

有人覺得兩者格格不入，但村民們其實無所謂，如果遊客能因此多一點兒，或者政府為了旅遊大力改造石節子村，也未必不好。

石節子村在北京的兩場展覽中，中華世紀壇的展覽主題叫“石節子美術館”，798藝術區的展覽主題叫“誰的夢——石節子十年文獻展”。這或許是個隐喻，十年之間，藝術介入鄉村，藝術改變鄉村，藝術家和村民們，他們的夢想，究竟是怎樣的？

新京報記者 周懷宗 編輯 張樹婧

校對 柳寶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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