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波在《沉默的大多數》裡說：“所謂弱勢群體，就是有些話沒有說出來的人。”換言之，那些能把話說出來的人，都稱不上弱勢群體。如果我們嚴肅一點，學術一點，這句話就變成：有話語權的人，都不是弱勢群體；話語權越大，就越不弱勢。

王小波說，世上的話語分為兩極，“聖賢”的話語和沉默者的話語，前者是自願的捐獻，後者是強征的稅金，餘者暧昧難明，既是捐獻，又是交稅，但不論捐獻也好，交稅也好，都是對當權的奉獻。在這裡，話語不是一種權力，是對權力的谄媚。 然而這其中還是有分别的，知識分子有話語能力，但不一定有話語權，“沉默者”連話語能力都沒有，即使有話語權，也隻會像被占了便宜的老鄉一樣抓住别人的手：“哇！不行啊！思想啊！”。曆史上的事實是，權力的掌控者往往也需要一定程度的話語能力，有時是他們自己發話，有時是通過一些知識分子。話語仍然是權力的載體之一，而知識分子，則成了“載體的載體”。

因此所謂的“聖賢”、“沉默者”，其實是指與權力合作的知識分子和被權力專政的對象，而他說的“暧昧難明，既是捐獻，又是交稅”的話語者，很明顯，就是不得志的士人，願意效忠，卻不得所用，偶爾還要說些惡心的話，寫些官樣文章，很痛苦的寫照。中國的傳統知識分子，确實逃不出“捐獻”的圈套，而我今天想說的這種，或許是西方的産物：“自由”的知識分子，也就是現在狹義的“知識分子”之所指。這樣事物曾經“舶來”過，魯迅等人死後，似乎我們再沒法自己生産了。 按照薩義德在《知識分子論》中所說：“知識分子既不是調解者，也不是建立共識者，而是這樣一個人：全身投注于批評意識，不願接受簡單的處方、現成的陳詞濫調，或迎合讨好、與人方便地肯定權勢者或傳統者的說法或作法。不隻是被動地不願意，而是主動地願意在公衆場合這麼說。”結合王小波的潛台詞，知識分子還應該為弱勢群體發聲，把他們沒能說出的那些話說出來。

當年看魯迅的雜文，他批評某些人搖擺不定，總是愛唱反調，以顯自己獨具一格，我就覺得這個批評不甚透徹。有些知識分子大抵心中懷有某些信仰，作為自家安身立命之本，但“懷疑”和“批判”卻是更大的慣性，在特定的場合，他可以為了自由和正義，放棄這些信仰，甚至倒戈相向。有人說阮籍嵇康其實是極笃信儒家的，因儒家信條都作了當權者的幌子，所以他們故意唾棄，心裡其實哭得要死。在概念混亂的當代，這種取舍其實是難得的睿智：一旦自己的信仰被呼捧為主流，它就開始實施壓迫。即使是“自由”和“正義”，也有很多人打着他們的旗子殺人放火。羅蘭夫人就很有覺悟。 毫不動搖的，似乎隻有“懷疑”和“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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