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 樊

講農史

中華農業文明的原本性

認識與感悟之五

井田制度

《孟子·滕文公上》有一大段文字記載了三代井田制度。其中有反映井田形态者：“方裡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

有記錄井田貢賦者：“夏後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

有描述井田社會關系者：“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

夏、商、周三代通過井田制度以正經界、行仁政、有恒産、明人倫，建立了相對均平、有序、和諧的農業社會經濟關系。“小康”之世成為古代思想家追求的社會理想，也表達了普通百姓的生活祈願。

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孔子晚年常念叨的一句話是：“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複夢見周公”。

三代井田制出現于原始社會向文明時代的過渡時期，這是一種适應了當時社會、經濟、科技水平的制度選擇。它充分利用原始村社組織形式、發揮公社成員合力，通過共耕（耦耕）以共同對付文明初期比較嚴峻的生産、生活環境。公社成員間的原始平等關系，緩解了貧富分化進程、淡化了階級界限，不使初生的文明毀于紛争與對立。

共耕公田彌補了個體勞動能力之不足，是畜力用于農業生産之前的有效勞動組織形式之一。受封賜者分級占有土地、人民，并承擔相應責任與義務，化解了勞動者與國家政權間直接的矛盾與沖突。

宗法制對身份、地位比較嚴格的規定，有利于社會的有序運行；甚至連勞動者占有的份地以及他們與領主間強烈的人身依附關系，也具有某種程度的社會保障功能。

中國曆史可以公元為界劃分為前、後兩段，若謂五千年文明則前長後短、四千年文明則前後差不多。夏商周三代幾乎占了前半段的兩千年，而其餘衆多的王朝則分享了後半段的兩千年。尤其是周朝福運綿長，曆時八百年之久，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以井田制度為基礎而形成的分封制、宗法制以及周禮等，可能在西周社會、經濟、文化的規範管理與有序運行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當屬于可持續的制度與文化設計。

殷墟甲骨文所見“劦”（同“協”）字，乃三耒同耕之形，這可以作為殷商有協作勞動之實證；《詩經》中亦有“十千維耦【ǒu】”、“千耦其耘”的記載。此時，中國核心農區在黃河中下遊間，地多沮洳【jù rù，潤澤】。排水防澇、“降丘宅土”為國家大政，需動員全民力量共為之。

這種與井田制度相表裡的溝洫制度，強化了國家與集體的公共經濟職能。共同勞動、集體協作現象成為理解我國上古農業生産以至整個社會曆史的關鍵因素之一。

三代時期，石、木、骨、蚌等材料制成的農具仍大量使用。雖有青銅，但主要用諸禮器、兵器，為農器者甚為稀見。耒耜【lěi sì】除松土、播種諸功用外，是井田封疆溝洫治理的重要工具。耒耜為尖錐或窄刃農具，入土雖易起土卻難。“必二人并二耜而耕之，合力同奮，刺土得勢，土乃迸發”。

井田時代的耦耕、共耕現象，顯然與生産力水平低下、個人勞動能力不足有關。耦耕、共耕的勞動形式與八家共井的土地所有制形式的有機結合，既彌補了個人勞動能力之不足又體現了出入相友，鄰裡相扶持的互助精神。它是畜力用于農業生産之前最有效勞動組織形式之一，也是我國農業在生産力水平比較低下的情況下獲得較快發展的原因之一。

以後随着鐵農具的普及和牛耕的逐步推廣，農民個體生産能力增強，而農田溝洫制度又因環境變遷而發生了根本變化，曾盛行于三代的耦耕、共耕現象也就逐漸在曆史上消失了。

三代井田制度雖然退出了曆史舞台，但井田思想長期影響中國政治、思想界。亞聖孟子認為，“夫仁政，必自經界始”，意思是“行仁政，一定要從劃分、确定田界開始”，如果田界不正，田地面積就不均，作為俸祿的佃租收入就不公平。

自此以後，井田為後世儒者所欣賞、傳頌，代有主張恢複井田者。曆史上的限田、王田、均田及兩宋以來各種土地方案的倡議者，無不自認曾受井田思想的影響。

我們認為，區别三代井田制度與後世井田思想，有助于正确地認識、理解、評價井田問題。井地方案是孟子“恒産論”的主要内容，當時暴君污吏慢（缦）其經界，地權運動、貧富分化進程明顯加快。人們追思、欽慕井田制下一夫百畝的土地占有制度，以及出入相友、鄰裡相助、疾病相扶持的親睦關系。

秦漢以來井田思想成為反對土地兼并、貧富分化的重要理論之一，在中國古代經濟思想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但是畢竟時異境遷，凡緻力于重建與恢複井田制度的政治家、思想家，除了可以肯定其美好的主觀願望之外，在實踐中隻能視為逆曆史潮流而動的迂腐之舉。

【作者簡介】樊志民，西北農林科技大學中國農業曆史文化研究所所長、中國農業曆史博物館館長，兼任國家社科基金曆史組評審專家、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産中國項目專家委員會委員、中國農業曆史學會副理事長等職。長期潛心于農史學術研究，率先倡行地區與斷代農業史研究，并以西北地區農牧史與戰國秦漢斷代研究确立了自己的特色領域與學術地位。

【下期預告】

“在中國農業史研究中我們注意到這樣一種現象，在中華民族農業曆史的早期就形成了許多極其符合農業生産實際的客觀認識與表達，在好多方面甚至為後世所不及。就人類對事物發展認識的基本規律而言，大緻是初生必醜而後出轉精。中國農業何以在其初始階段就形成如上一些非常精到的認識？我們盡管可從多方面給解釋與探讨，但老子關于嬰兒的論述或可給我們另一種啟發。”下期将繼續刊發《老樊講農史|中華農業文明的原本性認識與感悟之六：赤子含德》，敬請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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