湯顯祖是明代戲曲史上極具名氣的人物，被譽之為“曲仙”，《重刻清晖閣批點〈牡丹亭〉凡例》稱：“《牡丹亭》傳奇，以詩人忠厚之旨，為詞人麗則之言，句必尖新，義歸渾雅。高東嘉為曲聖，湯玉茗為曲仙，洵樂府中醇乎醇者。”在這裡，高明被稱為“曲聖”，湯顯祖被稱為“曲仙”，這應當是本自“詩聖”、“詩仙”之譽，至少該書把湯顯祖比喻成詩壇中的唐代大詩人李白。而陳炌又在《酉塘公傳》中把湯顯祖稱為“望重士林，學者推為詞壇上将”。

明湯顯祖撰《還魂記》二卷，明刻本，曹大鐵繪湯顯祖像

湯顯祖總計有四部曲作流傳後世，分别為《紫钗記》《牡丹亭》《南柯記》和《邯鄲記》，因為這四部劇作其中情節都跟夢有關，故而這四部作品被稱為“臨川四夢”。

明湯顯祖撰《還魂記》二卷，明刻本，卷首

湯顯祖的堂号為玉茗堂，故此四部作品又被譽為“玉茗堂四夢”，對于他這四部作品，後世有着不同評價，比如梁廷楠在《曲話》中說：“玉茗‘四夢’，《牡丹亭》最佳，《邯鄲》次之，《南柯》又次之，《紫钗》則強弩之末耳。”看來梁廷楠認為這“四夢”中的《牡丹亭》為湯顯祖最佳作品。而黃周星在《制曲枝語》中則言：“《邯鄲》第一，《南柯》次之，《牡丹》又次之，若《紫钗》，不過《昙華》《玉合》相伯仲，要非臨川得意之筆也。”對于黃的這句評價，金甯芬在《明代戲曲史》中稱：“是以元曲的本色當行為主要标準來評價‘四夢’，不免偏頗。”

湯顯祖撰《南柯記》二卷，明虞山毛氏汲古閣刻六十種曲本

且不管這種評價是否偏頗，有一點可以确認，那就是《牡丹亭》被公認為是湯顯祖的代表作品。對于該劇，沈德符在《顧曲雜言》中說：“家傳戶誦，幾令《西廂》減價。”《西廂記》可謂中國戲劇史上的一流作品，《牡丹亭》的出現，能從《西廂記》中分得春色，可見該劇在社會上有着何等的影響力。

湯顯祖撰《湯義仍先生南柯夢記》二卷，明末刊本

雖然說以上的評價隻是關系者的偏愛，而日本學者青木正兒的評價則将該劇提升到了世界級高度，其在《中國近世戲曲史》中稱：“顯祖之誕生，先于英國莎士比亞十四年，後莎氏之逝世一年而卒，同出其時，亦一奇也。”青木正兒把湯顯祖跟世界上最著名的劇作家莎士比亞相并提，由此足可說明，在日本漢學家眼中，湯顯祖的劇作水準也位列世界一流。

湯顯祖撰《湯海若問棘郵草》二卷，明刻本

《牡丹亭》的全稱是《牡丹亭還魂記》，對于此劇的題材來源，曆史上有不同的說法，其中說法之一，是稱該劇是寫昙陽子事件。昙陽子本是王錫爵的女兒，曾許配他人，未曾結婚時，未婚夫就去世了，故而她出家，号昙陽子，不知道她哪裡來那麼大的法力，當時很多著名人物都拜其為師。而《牡丹亭》的故事情節與之有類似的一面，故被人附會為該劇影射的就是昙陽子。但也有人反對這樣的類比，龔炜在《巢林筆談》中專有一文《〈牡丹亭〉非昙陽子事》，其在文中稱：“昙陽子仙去，鳳洲先生傳其事，而世或以《牡丹亭》誣之，誤矣。”

湯顯祖評《花間集》四卷，明聚錦堂刻本，書牌

焦循在《劇說》中又講出來幾個不同的故事：“明人南曲，多本元人雜劇，如《殺狗》《八義》之類，則直用其事；玉茗之《還魂記》，亦本《碧桃花》《倩女離魂》而為之者也。又《睽車志》載：‘士人寓三衢佛寺，有女子與合。其後發棺複生，遁去。達書于父母，父以涉怪，忌見之。’柳生、杜女始末，全與此合，知玉茗‘四夢’皆非空撰，而有所本也。”由此他得出的結論是湯顯祖所創作出來的“四夢”都不是憑空編出來的。

湯顯祖評《花間集》四卷，明聚錦堂刻本，卷首

接下來他又引用了《齊樂野語》上的一段記載：“嘉、熙間有宰宜興者，縣齋前紅梅一樹，極美麗華粲。一夕酒散，見紅裳女子，自此恍然若有所遇。有老卒頗知其事，白曰：‘昔聞某知縣之女有殊色，及笄未适而殂。其家遠在湖湘，因藳葬于此，樹梅以識之。’遂發之，其棺正蟠絡老梅根下，兩樯微蝕，一竅如錢，若蛇鼠出入者。啟而視之，顔貌如玉。妝飾衣衾，略不少損。真國色也。令見，為之心醉，舁至密室，加以茵藉，而四體亦和柔，非尋常僵屍之此，于是每夕與之接。既而氣息惙然，瘦茶不可治文書。其家憂之，乃乘間穴壁取焚之，令遂屬疾而殂。”

墓園占地面積不小

為此，有人認為《牡丹亭》就是本自這紅裳女子的故事。除此之外，還有其他的說法，比如俞樾認為《牡丹亭》是本自馬絢娘複生事，而蔣瑞藻則在《小說考證》中認為這個故事本自木秀才。除此之外，還有其他的說法。且不管這些說法哪個更貼近事實，但那些故事的知名度都遠遠無法與《牡丹亭》相提并論，僅此一點，就可以看出湯顯祖的偉大。更何況，其實作者本人在該劇的《題詞》中已經說過這樣一段話：“傳杜太守事者，仿佛晉武都守李仲文、廣州守馮孝将兒女事。予稍為更而演之。至于杜守收考柳生，亦如漢睢陽王收考談生也。”

青松翠柏

《牡丹亭》有五十五出之多，其故事梗概如下：南安太守杜寶有個女兒叫杜麗娘，某天她私自到花園遊玩，在這裡做了個夢，夢見跟一位書生在此幽會，醒來之後因思念而得重病，在她彌留之際，要求将其自畫像殉葬。後來有位叫柳夢梅的書生路過梅花觀，拾到了這個畫像，于是便與杜麗娘的幽魂私會，而後杜麗娘死而複生，準備跟柳夢梅成婚。有人給在外任職的杜寶報信，柳夢梅以盜墓的罪名被扣押拷打，然而考試揭榜，他卻成了狀元。杜寶回到朝中成為宰相，但他拒絕承認女兒女婿之事，後經皇帝調解，這個傳奇故事才變成了大團圓的結局。

石牌坊

整體上看，劇情并不複雜，但該劇在寫法上卻出人意表，比如劉文峰在《中國戲曲史》中說：“《牡丹亭》與前人的劇作相比，無論是思想性還是藝術性，都具有新的内涵。如與《西廂記》相比，兩者都寫的是男女之情，但可以看出兩者不同的地方：莺莺對張生，是由‘情’到‘欲’；而杜麗娘對柳夢梅，卻是由‘欲’到‘情’。”

文保牌

湯顯祖為什麼要把這樣的一個傳奇故事改編成戲曲呢？這當然跟他的戲曲觀有很大的關系。金甯芬認為，湯顯祖的戲曲觀集中體現在他所寫的《宜黃縣戲神清源師廟記》一文中，湯在此記中稱：

一勾欄之上，幾色目之中，無不纡徐煥眩，頓挫徘徊。恍然如見千秋之人，發夢中之事。使天下之人無故而喜，無故而悲。或語或嘿，或鼓或疲，或端冕而聽，或側弁而咍，或窺觀而笑，或市湧而排。乃至貴倨弛傲，貧啬争施。瞽者欲玩，聾者欲聽，啞者欲歎，跛者欲起。無情者可使有情，無聲者可使有聲。寂可使喧，喧可使寂，饑可使飽，醉可使醒，行可以留，卧可以興。鄙者欲豔，頑者欲靈。可以合君臣之節，可以浃父子之恩，可以增長幼之睦，可以動夫婦之歡，可以發賓友之儀，可以釋怨毒之結，可以已愁愦之疾，可以渾庸鄙之好。然則斯道也，孝子以事其親，敬長而娛死；仁人以此奉其尊，享帝而事鬼；老者以此終，少者以此長。外戶可以不閉，嗜欲可以少營。人有此聲，家有此道，疫疠不作，天下和平。豈非以人情之大寶，為名教之至樂也哉。

墓園牆上的刻石

湯顯祖在此記中把戲劇禅師清源與孔子、佛老并列，可見他把戲曲對社會的功用看得是何等之重要，而以上這段話也正說明他為什麼下那麼大工夫來創作“臨川四夢”，尤其《牡丹亭》。其在用語方面也受到後世的廣泛誇贊，比如王骥德在《曲律》卷四中稱：“布格既新，遣詞複俊，其掇拾本色，參錯麗語，境往神來，巧湊妙合，又視元人别一蹊徑，技出天縱，匪由人造。”而近代曲學大師吳梅在《顧曲麈談》中則把《牡丹亭》中的用語視之為古代戲曲作品中的典範：“若如玉茗‘四夢’，其文字之佳，真是趙璧隋珠，一語一字，皆耐人尋味。”如前所言，後世把《牡丹亭》拿來跟《西廂記》相比，作出這種比較者還有張琦，其在《衡曲麈譚》中說：“臨川學士旗鼓詞壇，今玉茗堂諸曲，争脍人口，其最者，《杜麗娘》一劇，上薄《風》《騷》，下奪屈、宋，可與實甫《西廂》交勝。”

占地面積足夠大

雖然《牡丹亭》受到了這麼多的誇贊，但也有人指摘劇中之曲有不合韻的地方。梁廷楠在《曲話》卷四中說：“曲有句譜短促，又為平仄所限，最難諧葉者。李笠翁謂：‘遇此等處，當以成語了之。’是固一說。但強押亦難巧合。如《還魂記》之‘煙波畫船’，何嘗不是絕妙好詞，何嘗不平仄諧葉。”梁廷楠認為《牡丹亭》有些曲句雖然不合韻，但依然還是好詞。而《牡丹亭》用詞之美，在此前就受到了關注，比如茅映在評點該劇時說“風味不減柳七郎”，把劇中詞之美跟北宋的柳永相比較，即此可見該劇中詞曲有着怎樣高的成就。關于這一點，陳繼儒也有着類似的評價，他在《〈批點牡丹亭〉題詞》中說：“獨湯臨川最稱當行本色。以《花間》《蘭畹》之餘彩，創為《牡丹亭》，則翻空轉換極矣！”

紀念館門牌号

由此可知，湯顯祖長于詞，而拙于曲。對于這一點，後人多有指出，比如淩濛初在《譚曲雜劄》中說：“近世作家如湯義仍，頗能模仿元人，運以俏思，盡有酷肖處，而尾聲尤佳，惜其使才自造，句腳、韻腳所限，便爾随心胡湊，尚乖大雅。……義仍自雲：‘骀蕩淫夷，轉在筆墨之外，佳處在此，病處亦在此。’彼未嘗不自知。隻以才足以逞而律實未谙，不耐檢核，悍然為之。”淩濛初認為，湯顯祖拙于曲，他本人也明白，隻是因為他才氣太高，所以不願意在這些細節上下工夫。

紀念館大門

但也有人替湯顯祖抱不平，比如鄭元勳在《媚幽閣文娛》中說：“曲祖元人，謂其無移宮入商之紊耳。若協律矣，而更加香豔，豈不更佳？此《還魂記》之遜《西廂》而淩《拜月》也。優人苦其文義幽深，不易入口，至議為失律，冤矣！”鄭認為《牡丹亭》确實是比《西廂記》略遜一籌，但并沒有後世所說的那樣，在聲律上有較多的毛病，他認為隻是湯顯祖把曲詞寫得太過典雅，以至于讓演員不容易歌詠，所以他們就埋怨《牡丹亭》不合韻律，這實在是一件冤枉事。

在路邊無意間看到了一棵奇形怪狀的老槐樹

吳梅則從時代上替湯顯祖辯護，他在《中國戲曲概論》中說：“惟曲中舛律處頗多，緣臨川當時，尚無南北詞譜，所據以填詞者，僅《太和正音譜》《雍熙樂府》《詞林摘豔》諸書而已。”吳也認為《牡丹亭》有些曲子不合律，但他認為出現這種結果的緣由，是因為那時還沒有南曲和北曲的詞譜，而湯顯祖能夠參照的書又很有限。而吳震生則認為：“夫‘四夢’，才子之文，非優師作也。才子，則豈以曲調之小誤論也？”（笠閣漁翁撰《刻才子〈牡丹亭〉序》）吳的這段話說得更明白，他說“臨川四夢”是大才子的作品，而不是曲作家的作品，既然是才子之作，那為什麼要從曲調上來論證這種小失誤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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