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間的力量

一個媲美世界三大灣區的超級空間

世界銀行統計資料顯示，全球6 0 %的經濟總量集中在入海口，7 5 %的大城市、7 0 %的工業資本和人口集中在距海岸10 0公裡以内的灣區。海灣一隅，正迸發巨大的能量。美國紐約灣區、舊金山灣區和日本東京灣區被公認為國際三大灣區，粵港澳大灣區則被認為是世界灣區經濟的“第四極”，它在經濟規模、交通條件、創新要素、國際化水平等方面，已具備建成國際一流灣區的基礎條件。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的發布，明确了粵港澳大灣區各城市的分工定位，也描摹了粵港澳三地在産業、科技、教育和人才等方面合作的藍圖，從而解答了粵港澳大灣區在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内應該如何合作發展，為粵港澳大灣區實現創新驅動注入“能量”，更為其指明了建成國際一流灣區的路線。

對于建設國際一流灣區，粵港澳大灣區要借鑒三大國際知名灣區的發展經驗，還要看到自身的獨特優勢，這包含了市場優勢、産業優勢、制度優勢。在《綱要》願景圖的指引下，我們有理由相信，粵港澳大灣區将釋放更大潛力，成為超越其他國際灣區的“超級灣區”。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以下簡稱《綱要》）正式出台，提出到2022年基本形成國際一流灣區和世界級城市群框架，到2035年全面建成宜居宜業宜遊的國際一流灣區目标。粵港澳大灣區已具備媲美三大國際知名灣區的經濟規模，《綱要》的出台，則賦予了粵港澳大灣區繼續提升發展質量的具體願景和路線圖。在《綱要》的指引下，粵港澳合作将釋放更大的潛力、粵港澳大灣區将迸發更大的活力，建設成為“超級灣區”。

粵港澳大灣區

具備建成國際一流灣區基礎

《綱要》明确了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目标：到2022年基本形成國際一流灣區和世界級城市群框架，到2035年全面建成富有活力和國際競争力的一流灣區和世界級城市群。與目标對應的是《綱要》的規劃背景：粵港澳大灣區經濟實力、區域競争力顯著增強，已具備建成國際一流灣區和世界級城市群的基礎條件。

粵港澳大灣區總面積5 .6萬平方公裡，2017年末總人口約7000萬人，與三大國際知名灣區相比，有着更廣闊的地域空間和龐大人口。據中國社會科學院财經戰略研究院發布的《四大灣區影響力報告（2018）》，粵港澳大灣區G D P達1.6萬億美元，接近東京灣區（1.77萬億美元）與紐約灣區（1.72萬億美元），超過舊金山灣區（0.88萬億美元）。廣東省社科院編制的《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報告（2018）》顯示，粵港澳大灣區港口集裝箱吞吐量及空港數量均超過三大國際知名灣區。

“在人口、G D P及交通設施密度等指标上，粵港澳大灣區已可媲美三大國際知名灣區。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目标意味着在現有基礎上，實現更高質量的發展。”廣東省委黨校教授陳鴻宇表示。關于建設國際一流灣區，《綱要》劃定的關鍵詞是“宜居宜業宜遊”，具體來說包含了區域協調發展、創新資源聚集、要素高效流動、産業結構優化、生态環境優美等方面願景，集中體現了粵港澳大灣區現階段的努力方向。

對标一流灣區

形成未來發展“路線圖”

到20 35年，大灣區要形成以創新為主要支撐的經濟體系和發展模式。陳鴻宇指出，三大國際知名灣區本來就是科創中心，因此粵港澳大灣區需圍繞創新驅動來建設國際一流灣區。“在建設國際科技創新中心方面，《綱要》也提出了很多具體的制度性安排，比如支持粵港澳設立聯合創新專項資金，允許相關資金在大灣區跨境使用，有助于進一步聚集資金和人才。”陳鴻宇表示。

《綱要》提到，在“一國兩制”下，粵港澳社會制度不同，法律制度不同，分屬于不同關稅區域，市場互聯互通水平有待進一步提升，生産要素高效便捷流動的良好局面尚未形成。因此，建成國際一流灣區的願景也包含粵港澳大灣區内各類資源要素高效便捷流動。“構建粵港澳大灣區資源要素自由流動的體制機制，是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關鍵所在。”廣東亞太創新經濟研究院院長劉江華表示，在促進要素高效流動方面，《綱要》已經提出了很多重要的制度性安排，期待更多實施細則出台。

提升區域發展協調性，也是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重要目标。為此，《綱要》提出以香港、澳門、廣州、深圳四大中心城市作為區域發展的核心引擎，形成特色鮮明、功能互補、具有競争力的重要節點城市。陳鴻宇認為，城市合理分工、功能互補，将有助于資源更高效配置，避免不必要競争。《綱要》也提到城市間合作的辦法和措施，如在珠三角九市建設一批面向港澳的科技企業孵化器，為港澳高校、科研機構的先進技術成果轉移轉化提供便利條件。“通過與大灣區其他城市的緊密合作，香港雄厚的科研實力、以金融為代表的現代服務業優勢将得到更好發揮。”劉江華表示。

粵港澳合作

優勢疊加将釋放更大潛力

全面建成富有活力和國際競争力的一流灣區和世界級城市群，粵港澳大灣區已有堅實的基礎，更重要的是它也具備獨特的優勢與競争力。“中國市場的龐大潛力，粵港澳大灣區消費群體，以及這些群體對創新産品和服務的需求，構成了粵港澳大灣區的獨特優勢。”中山大學嶺南學院經濟學系教授林江表示，粵港澳大灣區本身就集科技研發基地、科研産品和服務的需求地及消費市場于一身。“香港可以發揮内地科技資源和産業資源的國際化配置優勢，深圳發揮應用技術研發優勢，推動科技成果市場化率的提升，打造中國版矽谷。”

“在全國範圍内，粵港澳大灣區是創新能力最強、也是創新實踐最充分的地區之一。相比三大國際知名灣區，粵港澳大灣區還有堅實的産業依托———它的實體經濟是比較強的。”陳鴻宇認為。香港特别行政區前财政司司長梁錦松此前接受媒體采訪時也表示，粵港澳大灣區綜合了紐約、東京、舊金山三大灣區的功能。“紐約灣區是金融中心，香港也是國際金融中心；東京灣區擁有先進的制造業，深圳、東莞、惠州等周邊地區也有全球最好的制造業平台；舊金山灣區是科研灣區，而深圳是全世界最有創新能力的城市之一。”

與三大國際知名灣區相比，粵港澳大灣區最大特點是“一國兩制三個關稅區”，這也為粵港澳大灣區帶來了更廣闊的制度創新空間。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此前接受南都專訪時就表示，三大國際知名灣區的制度已基本成熟，而粵港澳大灣區還處于起步期，有更多創新的可能性。“深圳特區的制度創新能力不比其他地方差，而港澳又有自己的制度體系，不同制度之間的碰撞一定能産生火花，驅動創新。”廣東省社科院原院長、省政府原參事梁桂全也認為，“兩種制度”是粵港澳大灣區最大的特點與優勢。“在維護好‘兩制’差異的前提下，結合‘兩制’各自優勢可能産生‘第三種優勢’，即一種全新、巧妙而特殊的制度安排。”

看《綱要》

A

到2022年，粵港澳大灣區綜合實力顯著增強，粵港澳合作更加深入廣泛，區域内生發展動力進一步提升，發展活力充沛、創新能力突出、産業結構優化、要素流動順暢、生态環境優美的國際一流灣區和世界級城市群框架基本形成。

———區域發展更加協調，分工合理、功能互補、錯位發展的城市群發展格局基本确立；

———協同創新環境更加優化，創新要素加快集聚，新興技術原創能力和科技成果轉化能力顯著提升；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進一步深化，傳統産業加快轉型升級，新興産業和制造業核心競争力不斷提升，數字經濟迅速增長，金融等現代服務業加快發展。

B

到2035年，大灣區形成以創新為主要支撐的經濟體系和發展模式，經濟實力、科技實力大幅躍升，國際競争力、影響力進一步增強；大灣區内市場高水平互聯互通基本實現，各類資源要素高效便捷流動；區域發展協調性顯著增強，對周邊地區的引領帶動能力進一步提升；人民生活更加富裕；社會文明程度達到新高度，文化軟實力顯著增強，中華文化影響更加廣泛深入，多元文化進一步交流融合；資源節約集約利用水平顯著提高，生态環境得到有效保護，宜居宜業宜遊的國際一流灣區全面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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