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士大夫的法律觀》主編趙曉耕。本書是四川省眉山市法學會課題結項成果，旨在弘揚傳統文化，發掘地方寶藏，挖掘唐宋八大家中蘇洵、蘇轼、蘇轍“三蘇”父子在其文學成就和文學遺産之外不可忽視的法律思想，展示中華經典文化的豐富和多維，為借鑒和吸取傳統中華法系中有益的法制思想和實踐經驗，樹立文化自信作出積極探索。全書主要由7個部分組成：“北宋史料中的蘇洵、蘇轼、蘇轍法律思想與實踐輯錄”“北宋士大夫的法律觀與蘇洵、蘇轼、蘇轍傳統法思想的特點”“北宋蘇洵、蘇轼、蘇轍的立法與行政法律思想及實踐”“北宋蘇洵、蘇轼、蘇轍的吏治主張與傳統法文化”“北宋蘇洵、蘇轼、蘇轍的傳統刑事法思想與實踐”“北宋蘇洵、蘇轼、蘇轍的傳統司法理念與實踐”“‘三蘇’法治轶事、故事、典故輯錄解讀”，全面反映了“三蘇”父子的法律思想和實踐。□ 趙曉耕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　　劉盈辛　　在開始本課題的研究之前，首先需要對本課題研究對象的背景作一個大緻介紹。因此，筆者需要從傳統儒學的産生、裂變與理學的興起談起。　　氏族社會時期，在原始的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下，人們信奉“天命”。夏、商兩代奉行“天讨”“天罰”，商代将對自然的崇拜與對祖先的崇拜聯系起來，認為商代君王是“天”的唯一合法代表。西周在商亡的教訓中得出了“天命靡常”的感慨，總結出“皇天無親”，因而要“惟德是輔”。重“德”的觀念開始出現。與此同時，西周在前代的基礎上，結合社會現實需求，制定了包羅萬象、以“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為目的的周禮，建立起依托于血緣關系的宗法倫理等級制度，“禮”的地位日益重要。　　“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春秋中後期，周天子權力受到諸侯的挑戰，維護社會整體穩定和平衡的“周禮”失去其曾有的效用，舊秩序瀕臨崩解，行将進入一個“天下無道”的時期。代表各階層利益的思想家們紛紛提出重整人心秩序和社會秩序的方法、觀點、學說，由此進入一個百家争鳴的時代。當時影響巨大的儒家學派主張“克己複禮”，即向傳統靠攏，複興周禮，以宗法倫理重新規範社會等級秩序，從而凝聚人心、匡正天下。　　春秋戰國時期，以孔子為代表的早期儒家學派在興起之初，便帶有濃厚的倫理政治色彩和保守主義品格，專注于重塑過去的禮義秩序，對往昔禮樂制度的向往與追求從未停止過。漢代董仲舒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家思想成為正統，作為主導性的政治意識形态與國家政治統治密切結合，直至本課題研究所限定的主體時代——宋代，儒家思想的正統地位都未曾改變。而與儒家正統政治文化相伴而生的，是以掌握儒學名教為長的社會主流文化精英“士”的話語權不斷被擴大。秦漢時期，“士”開始由“遊士”向具有宗族背景和田産支柱的“士大夫”群體轉變，而後發達的科舉制度則将官僚與知識分子結合起來，培育起一個集聚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精英于一體的掌握相當程度話語權的真正的“士”階層。　　魏晉時期儒學中衰，往日煩瑣的經學和虛空的綱常教化漸漸為時人所厭斥。“士”階層開始向務實的方向轉變，而不僅是追求所謂的儒學正義。這一時期，玄學逐漸興起，“士”階層嘗試以道家的“無為自然”調整儒家經學的教條，實現由虛到實、由繁入簡的轉變，并間接促進了律學的發達和立法技術的提高。然而，魏晉玄學僅為一時之興，即使其極力援道入儒，以期實現儒道融合，但其本體哲學仍以道家“自然”與“無為”為核心，偏離正統儒學太多，故而無法為正統所接納，成為長久普适的價值準則。唐宋時期，儒學的正統地位依然得以維系，但地位早已無法比肩漢代。這也使“士”階層逐漸意識到，堅持“儒學為體”，對既有儒學進行改造修繕，為之注入新鮮血液，在傳統儒學基礎上形成的新儒學思想，才可能成為重塑秩序的一劑良藥。為了實現這一目标，北宋的士大夫群體發揮了巨大作用。　　唐末五代，在武人的武裝統治下，儒學式微，士風衰頹。北宋初建，為了避免武人幹政亂政，武将兵權悉數收歸中央，文官制度逐漸建立。重文輕武的風氣幾乎持續了整個宋代，這也使得儒家士大夫階層的地位日益提高和鞏固，在政治上有了前所未有的話語權。通過文官對整個王朝進行層層嚴密的行政控制，宋王朝的中央集權也伴随着文官制度的發達而日益加強。然而，由此帶來的低行政控制效率也使得面對北方強敵時，北宋王朝難以招架。　　一方面，外患難弭；另一方面，煩冗的行政管理體制和巨大的軍費開支使得中央政府财政入不敷出。在内憂外患的狀況下，加之五代以來社會積弊已久，傳統禮治秩序遭到嚴重破壞，禮法松弛，國家秩序面臨極大挑戰。　　葛兆光先生曾對混亂和轉型期的理論重塑作出過清晰的解釋：“一個動蕩的時代，常常使人們對既定的價值發生疑惑，時時變動的秩序，則往往使人們對固有的結構産生疑問，‘天經地義’本來說的是無需懷疑的道理，但是‘天崩地裂’則使這些不言而喻的道理失去了基礎。”因此，建立在唐末五代混亂廢墟上的北宋王朝，與曆史中所經曆的混亂的轉型期或重建秩序的新時期一樣，需要對先前的價值系統和秩序理性進行翻新、增補或重塑，以便建立普适于這一時期的新的理論體系。在這樣的緊迫壓力下，士大夫群體開始自覺地探索新的國家治理義理，重構新的社會秩序，新的儒學思想誕生并發散。　　自隋唐以降，儒學的顯赫地位已不複曾經，儒、道、佛三足鼎立的局面逐漸形成。北宋時期的士大夫群體開始将思路轉向佛教禅宗，他們不再試圖創造嶄新的學說和進行大的變動，而是以工具主義的價值觀和實用理性的态度，在他們的理論體系中融入了有關佛禅哲理和道法哲學，以期彌補儒學空泛而脫離實際的弊陋，并有意無意地給北宋時期儒學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新發展。佛禅哲學與儒學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一緻性，但在内心修為和哲學修養方面，佛禅強調内心的專注與超越、理性的思辨意識以及宏大的精神追求，這都是傳統儒學所未曾達到的精神境界。北宋士大夫将這種佛禅哲理與傳統儒學的道德觀、秩序觀結合起來，注重個人内心世界的道德信仰，并引申出與自然相一緻的代表“心性義理”和宇宙本源的“天理”，傳統儒學發生裂變，理學逐漸興起。　　與以範仲淹、王安石為代表的厲行改革、注重實用、主張“變動”的功利主義儒學不同，理學主義更為保守和溫和，堅守傳統儒學道德倫理的陣地和禮的基本準則，并以普遍認同的“理”來構建新的理論體系和社會秩序。理是萬物的本源，也是倫理綱常的來源和依據，在“理”的支配和主導下，法與禮、人倫、自然的連接更貼合而密切。

稿件來源： 法治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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