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載以遠，濤聲依舊。浩蕩長江的朵朵雪浪和姑蘇城外寒山寺的記鐘鳴，永遠承載着一種磅礴力量、無限憧憬、詩情畫意，喚醒一份不畏世路坎壈的激昂意緒。那些“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詩家、詞客、畫匠，留下的琅琅上口、傳唱不衰的名筆、名墨、名唱不勝枚舉，牽引世人的目光穿過彌漫不散的歲月風煙，顧盼一個又一個的曠代人傑的英姿與風韻，急欲投步去再蹈足印疊加的前賢們曾經駐留過的岸畔現場，去陪伴那些孤傲又凄涼的飄然蹤影，去感受一味“遙想公瑾當年”的豪邁，威猛，曠達，以及不甘、且已不受羁絆的輕松、自由和歡愉。

自古至今，文學家憑自身作品公證才能，折射旅程，诠釋生涯，并在曆史長廊中安置一尊優雅的自我塑像。因此，讀者不妨去翻閱曆代詞章，例如宋代蘇轼的《念奴嬌.大江東去》和明代楊慎的《臨江仙.滾滾長江東逝水》，既是他們畢生詞章制作的巅峰狀态，也是曆朝曆代詞壇的至尊墨寶，他們脫俗攀高的創作秘辛，當然值得有志書寫者不嫌重複地拓展考究。

蘇轼，中國文學史上的頂尖人物，貨真價實的“全天才”，他的書寫影響力和人格号召力，堪稱雙峰對峙，纏雲繞霧，是一道無以倫比的今古奇觀。南宋俞文豹《吹劍錄》有一段文字：“柳郎中（柳永）詞，隻合十七八女郎，執紅牙闆，歌‘楊柳岸，曉風殘月’。學士（蘇轼）詞，須關西大漢，銅琵琶，鐵綽闆，唱‘大江東去’。”楊慎與蘇轼相比，當屬次一級人選，在現今各種《中國文學史》版本中，楊慎不像蘇轼專辟章節重點介紹，對他要麼隻字不提，要麼寥寥數語。不過，在民間文學的口語版“龍門陣”中，他依然被納入一個個茶餘飯後即興發揮的散心話題，也算一個不凡人物。就楊慎而言，僅憑羅貫中《三國演義》援引他的天縱才筆《臨江仙.滾滾長江東逝水》作開篇詞，已算揚名立萬的珍貴因緣，疾奔名利場的俗手筆們即令窮盡一生，隻配享受望塵吞灰的末流際遇。

蘇轼與楊慎身世頗有幾分相近，他們皆家境優渥，借助科舉榮登龍榜，炫目朝野，名動一時，也因不合時宜難為皇室包容，先後被隔代君主歸類為“眼不見，心不煩”的“頭痛族”，均被降旨逐出皇城，流放邊遠，又在民間播揚不可遮蔽的鵲起聲譽。相比之下，蘇轼是苦于朋黨傾軋，被人誣指設陷，墜入厄運；楊慎則是自視清高，用力過猛，魯莽逾越常規的邊際線，僅留昙花一現的輝煌紀錄，他未曾明白一個糾結不清的潛規則：在“朕即天下”的封建朝代，帝王的私事即是公事，家事即是國事，輕率出頭，逞才挑事，隻能自釀一場不虞之禍。即便如此，蘇、楊二尊詞章的代表作，亦不乏共同之處，其一、都是面對同一條長江的歌吟，都有生不逢時之日的悲慨與大徹大悟後的釋然；其二、他們的靈感俱經萬裡長江的滾滾波濤迎面啟迪，頓悟逝水難留，世事無常，明知前程無補，盡抛幻想，豪飲苦酒，徹底擺脫忠君戀朝的虛妄與浮浪，解開一副思想桎梏，痛快抒懷四合八荒，終于抵達“天人合一”的自由境界；其三、他們都勘破一個“天機”：歲月如大江，年複一年泥沙俱下的沖蕩，不單淘汰渺小，也包括龐大，什麼神龛裡的高高在上，聖殿中的煌煌在供，一切塗金抹粉的泥塑木雕與坐地擡價的自設牌位，無一能得以局外置身的幸免和法外逍遙的安泰。其四、他們吟唱的“詞眼”或情感的“爆發點”，彼此相似、相通，皆視蕩滌胸次、沖洗污垢、化解遺憾、慰藉苦痛的大江波濤為故人摯友，亮嗓吟唱思接千載的心靈鳴音。顯然，楊慎作為一個後來者，對前賢蘇轼傾慕神追，詞道亦步亦趨，下筆别開生面。請看，蘇詞的開筆“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楊慎則異曲同工“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後者雖晚生四百餘年，卻與前者聲息相通，心心相印。當然，他們的詞風亦有差異，蘇轼富有理想主義色彩和“佛系”的兼容并蓄，流露建功立業的蓄心渴望和不甘平庸放達狂狷；楊慎的眼界更注重現實，以道家的“無為”和自身的“無奈”駕馭文筆，傾訴是闌珊收局的淡泊情愫。同時，蘇、楊二尊，都借助認領和承受一場逆來順受的宦海沉浮——富貴的被剝離，地位的被下墜，運程的被波折，完成一次“涅槃”重生的藝術再造向上攀援。在失意之最，他們先後依朝序、代序、時序、事序，分别不約而同，不期而至，踟蹰于長江岸畔，告别舊我，迎來新我，不妨換一句話，長江是他們的恩師，江流是他們的福源，召喚或吸引着他們的腳步，每每不分晝夜的流連忘返，屢屢受益于殷勤浪花的現場啟迪，一而再、再而三地賜教良多。

蘇、楊二尊，為什麼恰好在最落泊之地、之日，寫出平生最好的燃情之作，這印證了杜甫“文章憎命達”和歐陽修“詩窮而後工”的徹骨喟歎。為什麼呢？蘇、楊顯達之日，皆屬依附皇室的“鐘鳴鼎食之家，詩書簪纓之族”，仗皇傘蔭護、皇糧飽腹，循規歌功頌德，蹈矩照本宣科，盡天經地義的下臣本分。由此，皇權、皇威壟斷和馴服他們的思維與靈性，鹦鹉學舌是遵君臣之道、行尊卑之禮的前置選項，所以，他們囿于置身處境，難以寫就感動民間的真情詞章。蘇轼20歲進士及第，可謂春風得意；26歲寫出策論《留侯論》，實屬出手不凡。那時，蘇轼還是一隻“不畏虎”的“初生牛犢”，尚未囚心于精神藩籬，英氣勃發，筆力雄健，他視漢朝重臣張良視為立身榜樣，作文閃爍卓見：“古之所謂豪傑之士者，必有過人之節。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鬥，此不足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挾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遠也。”字裡行間，日後能安适逆境的定力已初顯端倪。他評判劉、項勝負，視角獨到：“觀夫高祖之所以勝，而項籍之所以敗者，在能忍與不能忍之間而已矣。”他抽絲剝繭：“項籍唯不能忍，是以百戰百勝而輕用其鋒；高祖忍之，養其全鋒而待其弊，此子房教之也。”對韓信得意忘形，他亦歎息不已：“當淮陰破齊而欲自王，高祖發怒，見于詞色。由此觀之，猶有剛強不忍之氣，非子房其誰全之？”蘇轼長于詩書，精閱史籍，識見何其聰慧剔透？當他結束順境，羁絆逆旅，悟性洞觀精微，妙思迅若閃電，見解之透，才情之盛，令人刮目視之。楊慎宦海生涯隻在轉瞬之間，初試鋒芒即一蹶不振，與蘇轼久經磨砺、飽嘗沉浮不可同日而語，于是，楊慎的詩文短缺蘇轼豐饒闊綽、寵辱泰然的貴族氣韻，自在情理之中。其實，任何人的書寫，難免帶有獨具的閱曆底色和天質痕迹。這一點，馬克思早就一語道破道——“存在決定思維”，生存環境從來就悄然亦公然發揮獨具作用，左右着一盤又一盤人生棋局的輸赢與成敗。

蘇轼以仕途的一敗再敗，成就了文事的一勝再勝；宮廷侯門的一冷再冷，呼應了文心詞情的一熾再熾。當他被貶到黃州時，身價與庶民隻差一層還糊着的“窗戶紙”。為了保障一家人的生存必需，他揮鋤弓腰在一匹“東坡”墾荒種莊稼，植蔬菜，餓了不拒餐野菜、野果，冷了不擇舊衣、破袍，醉了不計較躺漂舟、裸石，身賤如蟻随遇而安，得過且過聽天由命。家境窘困幾近一貧如洗、一無所有，皇權威攝、道統約束與之合拍一掃而光、一無所礙，文事大盛便宿命地按“蘇氏規律”而光焰萬丈。身轉境遷，蘇轼傾聽到底層民衆的痛苦呻吟，他對“上流社會”的虛僞與豪橫，懷有不動聲色的極度鄙夷，或許，他應當慶幸皇室用利刃割斷了一條君臣之間人身依附的聯系紐帶，以謀生的自力支撐起人格的獨立，從此激活一種本來、本色、本真的個性表達，以親近自然、開悟神谛、直抵心室的人的美妙發聲，去赢得萬萬千千顆質樸心靈的認可與共情。若以千載為單元去細算一筆大賬，蘇轼無疑所得貴于重于多于所失，他心知肚明卻喜怒不形于色，升騰一輪睿智的太陽橫掃陰霾，無所欲，無所求，無所懼，無所憂，潇灑挺脊于天地之間，敞亮一副美輪美奂的好嗓門，去死生不計、寵辱不驚的為人間放歌，他不再理會惡人們制造的般般事故，去津津樂道“千古風流”演繹的則則故事。而與白發漁樵相逢于江渚上的楊慎，效仿蘇轼去為秋月接駕，為春風舉杯，以原野芬芳祛除豪門臭濁。當蘇、楊二尊扔掉官袍，回歸常人，走向民間，他們的作品從此突破一切有形和無形的疆界鎮守，不分國籍、種族、膚色、語系地屬于全人類。

蘇、楊二尊的詞章，是長江之歌，生命之歌，是世間正道與心靈訴求的完美結晶，它們能超越種種人為屏障，亦不受時空的限制。确信吧，那些生不逢時的曠世天才們，終歸将大展如意真身，輕松爽快地抖掉衣衫塵埃，鞋底泥屑，躍上一朵彩雲作天舟，随心所欲地直奔浩瀚無垠的無量星系。而那些欲壑難填、窮奢極惡、不可一世的帝王将相、達官巨賈，盡管他們曾經僥幸得志與得手，個個乘坐寶馬、金駱駝而威風八面，卻斷無絲毫可能赢得擠進一個通往永恒的神奇“針眼”的通關機遇，最終化作一堆堆連寒鴉、惡隼、毒蟻也鄙夷的抛荒骷髅，後世需要用量子望遠鏡和無限放大鏡，才可以在忘川中搜索到一個模糊難辨、不屑挂齒的渺小名字，這诠注着缜密的邏輯推理，關乎前“因”、後“果”的“萬古定律”，得出的結（定）論既無情又溫馨，淋漓盡緻地宣示着無法抗拒的“宇宙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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