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我國的“五嶽”，很多人都知道是東嶽泰山、西嶽華山、南嶽衡山、北嶽恒山、中嶽嵩山，對于了解這些知識的渠道，無非是把它們當作旅遊目的地，或者是在影視劇裡有所見聞罷了。之所以有“五嶽”的說法，是源自于在原始社會時對大山的崇拜，當時的人們除了因大山可以提供人類所需要食物、木材等物資，而答謝“山神”的饋贈之外，更認為高山是天神所居之處，因此古人對高山、大川都有着一套隆重而虔誠的祭祀禮節。

1547年大明輿地圖上的五嶽

而對于一方廣大區域來說，最高的山所居信的神靈更為強大，也就受到更多的重視，就産生了“嶽”的說法。“嶽”在文化上象征着一方至尊，誰擁有了對“嶽”的祭祀權，也就等于可以與神靈直接進行溝通，也就代表了對這一地區統治的合法性。因此為了顯示自己統治的合法性，曆朝曆代皇帝都有着祭祀“嶽”的強烈願望和需求。

在我國按照東西南北中五個方位确定的“五嶽”，是在漢宣帝的神爵元年（前61年），當時五嶽是：“東嶽泰山、西嶽華山、中嶽太室、北嶽恒山、南嶽天柱山”。在字面上看來，其中四嶽與今天已基本相同，南嶽衡山直到北周時期，才依據《周禮》的說法，确定衡山為南嶽。其實，北嶽恒山也不是漢朝最開始确定的那座山，在中間也經曆過“更換”。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呢？

大清五嶽鎮圖

作為帝王封禅與祭祀山嶽的文本依據，是來自于《尚書》一書中所記錄的上古帝王巡狩活動，其中《禹貢》篇關于恒山的記錄是這麼記載的：

“導岍及岐，至于荊山，逾于河；壺口、雷首至于太嶽；厎柱、析城至于王屋；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記錄了大禹自岍開始走的路程，此句又被《漢書·地理志》沿襲，顔師古注:“太行山在河内山陽西北。恒山在上曲陽西北。”唐孔穎達《尚書正義》疏“導岍及岐”句為:“《正義》曰《地理志》雲太行山在河内山陽縣西北，恒山在常山上曲陽縣西北。”這些記錄都表明自漢代以來人們就認為恒山是在“上曲陽”這一行政區域，而上曲陽正是今天河北省曲陽縣的古稱。

秦朝的恒山郡

并且，秦朝時所設的36郡之一的恒山郡，其覆蓋範圍包括今天的河北省石家莊市和保定市南部。位于今天河北省保定市曲陽縣城的第二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4A級旅遊景區北嶽廟，則是古代帝王祭祀北嶽恒山之所， 據清康熙《曲陽縣志》記載：

北嶽廟，祀嶽古也，自漢宣帝神爵元年始有常祀。……唐武德中祀北嶽恒山于定州，牲用大牢，祠官以當界都督刺史充仿，稱北嶽府君。開元十五年封安天王。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九月加安天元聖帝。元順帝至元五年加安天大貞元聖帝。明洪武三年始定為北嶽恒山之神，禦制祭文、著之祀典，一時嶽鎮海渎諸神皆正其号。

清朝曲陽縣志中的縣城圖，可見城西北部的北嶽廟

清朝曲陽縣志中的北嶽廟

由此可見在曲陽祭祀恒山的曆史之長，給予北嶽之神的地位之高。但是今天大家卻都知道，北嶽恒山卻是在山西省大同市渾源縣城南10公裡處，那麼究竟是什麼原因把北嶽由曲陽恒山“移祀”到了山西渾源恒山呢？這個變化是發生在哪個時期呢？

北嶽移祀的時間并不算太早，據《清實錄·世宗章皇帝》記載，清順治十七年（1660年）決定将直隸曲陽縣之北嶽祭祀禮移至山西渾源州。清朝的皇帝做出這個決定不是突然間就有的，早在元明清三朝之前的金朝，剛定都北京時，就有人提出要重新确定北嶽地點，明弘治六年（1493年）馬文升也提出北嶽移祀一事，但最終在清朝才完成了北嶽的“移祀”。

1832年，清朝時的五嶽

那麼，為何這些人都想要把北嶽的位置，從曲陽縣恒山移走呢？主要有三個原因：

一是曲陽的恒山在宋遼交戰的時期，因為恒山附近一帶是戰鬥的前線，北嶽的一系列标志性建築被破壞殆盡。

二是古代官員祭祀北嶽時不是在恒山腳下，而是在離北嶽百裡之遙的曲陽縣北嶽廟，金朝又分曲陽北部置阜平縣，這樣一來就造成了恒山與北嶽廟分屬了不同縣，緻使祭祀不便。

三是自金代時候起各朝代的首都均在今天的北京，但是曲陽的恒山卻是在北京西南方直線距離近200公裡的地方，再稱其為“北嶽”，就不符合皇帝對“天子當居天下之中”這一要求了。從這一點上看，隻要首都在今天的北京，曲陽恒山的“北嶽”名号被移走是早晚的事情。

清康熙年間的《北嶽恒山圖》

雖然今天借助于現代的地圖，我們可以知道渾源恒山和北京處于同一緯度。但是在古代可不知道啊，當時的人們如果從京師出發到渾源恒山，需要從京師北行，出德勝門經昌平，再北行過居庸關，經懷來、保安州（今涿鹿）、西甯（今陽原）才可到渾源，一路北行再西行，給人的感覺是向北走才可到達渾源的北嶽恒山，這樣的路線可以在一定形式上滿足北行祭祀北嶽的路線要求，所以“北嶽”就在清初被正式确定在了山西渾源恒山，而河北曲陽的恒山今天則被稱為“大茂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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