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長篇曆史小說《蔡文姬》由敦煌文藝出版社出版。該書分為兩部，第一部《弱女琴聲》，第二部《家國碎夢》，兩部書和合完成了蔡文姬傳奇一生的書寫。

第一部《弱女琴聲》描寫了東漢末年漢室國運中衰，戎馬在郊，戰亂頻仍，蔡家雖為權貴，與權力中心接近，但是朝内風雲疊起，權臣當道，豪家擅命，官宦士大夫朝不保夕、人人自危，擁有滿腔經世熱情的蔡邕（蔡文姬之父），因一時不慎，卷入權力鬥争的漩渦，全家被貶至朔方。年幼的蔡琰（蔡文姬）随受父髡鉗朔方、流亡吳會，後遇特赦，重回中原，父被拔擢，再入仕途，她也嫁入望族，身有所托。然而，看似圓滿的平靜被羌胡兵的一場洗劫瞬間打碎：蔡琰被擄掠為奴，生死未蔔；母親趙氏救女不成，悲不自勝，憤然跳井；父親蔡邕因對董卓懷有恻隐的一聲歎息，惹禍上身，含冤而死。被劫掠的文姬，經陳留，過長安，逾蕭關，去武威，最終沒入匈奴，一路含辱忍垢、血淚相和。國破家亡，身鄖名辱，一瞬，蔡琰從名儒之後淪為奴婢，曾經的赫赫尊崇，須臾為飄飄蓬蒿；曾經的盈盈富貴，轉瞬似渺渺雲煙；曾經的累累功名，頃刻成騰騰塵土；曾經的莽莽繁華，倏忽剩哀哀古琴。

第二部《家國碎夢》講述了文姬沒入匈奴後，以琴抒懷，西部帥匈奴主右谷蠡王聞琴識人，請求其為王廷塾師，為匈奴貴族子弟教授漢字。經過痛苦地思想鬥争，文姬決定放下“國仇家恨”，教授匈奴人漢文化，并嘗試用草原特有的植物造出紙張，為西部匈奴的發展壯大奠定基礎。羌人、鮮卑人、匈奴人與漢人争奪鹽池，右谷蠡王被俘，文姬親自挂帥，說服漢将高幹，漢匈聯合，奪回鹽池，并救出右谷蠡王，其沒入匈奴一事也随之傳入漢朝。丞相曹操因與文姬父親交情甚笃，不惜重金，設法贖回文姬。文姬辭夫别子，返回中原，再嫁董祀，并在蘭台替父續修漢志。丈夫董祀犯罪，文姬赤足奔丞相府，說服曹操勉其死罪。曹操去世，文姬負琴歸隐，與竹林七賢臨風撫琴、對月度曲，憑欄吟詩、倚樓作賦，盡我疏狂。小說第一部雖然以“弱女”奠定文姬人生悲劇的基調：為人女，命不由人；為人婦，愛不由衷；為人母，身不由己；為人妻，情不由心；為人吏，境不由才。但是，琴聲作為全書的靈魂所在，既是文姬苦悲人生的精神寄托——徙邊途中，以琴解憂；栖身安陽，以琴消愁；流亡吳越，以琴撫悲；再回故裡，以琴寄懷；遠嫁河東，以琴遣興；被俘陳留，以琴化險；落難長安，以琴自勉；滞留蕭關，以琴療傷；困頓武威，以琴釋恨；沒入匈奴，以琴明志。琴聲，又是文姬悲而不堕的人生回響——随父徙邊，當厄而不渝志；避禍吳越，處窮而不怨戾；初嫁夫死，吞悲而不自廢；寡居被擄，受辱而不輕生；凍餒蕭關，陷困而不畏死；沒入匈奴，失貞而不喪節；再回中原，複寵而不矜世；蘭台修史，逢嫉而不失正；三婚情殇，懷傷而不頹堕；暮年蹭蹬，失勢而不愚迷。

第二部一改第一部沉郁的叙事風格，走出女性文學創作的窠臼，不再着眼凝視文姬自身細微的委屈和傷口，而是把她放在家國情懷的大基調、民族命運攸關的大事件中，使其放棄個體“小我”，在民族大義前淬砺“大我”——放下家仇己恨，悉心教授匈奴貴族子弟學習漢文化，根據草原植物特性制造紙張，戰敗後救回老弱病殘者，利用特殊的政治身份積極修睦漢匈關系等，這些舉措看似是文姬回中原的夢想破滅後的自我拯救，實則是她播撒中原文化、報國情懷的具體寫照。這種不分民族，心系百姓，重民、貴民、安民、恤民、愛民的民本思想，即使在當今社會，仍然具有深刻的現實意義。而文姬為免惡漢匈兩族交惡，忍痛辭子，返回中原，替父修志，這種為大義犧牲個人利益竭誠擔當的精神，不僅是文姬自身家國情懷和社會責任感的生動體現，也是對她“失身絕域”有“喪節之過”最有力的回擊。（王倩）

來源： “文化強國”光明日報協同推廣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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