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稿丨新京報記者 何安安

在日常生活中，常識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是，僅僅擁有常識就足夠了嗎？地球圍繞太陽轉嗎？質量不同的鐵球從同一高度做自由落體運動，會同時落地嗎？答案顯然是肯定的。我們做出這種判斷，正是基于常識。那麼，提高薪酬能讓員工表現得更好嗎？多修公路可以緩解交通擁堵嗎？工資透明能限制美國CEO們過高的收入嗎？

很多時候，顯而易見的論斷和方案，會被現實證明是錯誤的。所謂“常識”，一般被理解為普通知識，也就是一個生活在社會中的心智健全的成年人所應該具備的基本知識，當然也指從事各項工作以及進行學術研究所需具備的相關領域内的基礎知識。事實上，很多今天在我們看來是“常識”時，最初都是“反常識”。這種循環往複的過程，常常在曆史中上演，甚至還上演了許多悲劇，比如哥白尼的學生布魯諾，因為發展了“日心說”，提出“宇宙無限說”等，被教會處以火刑，燒死在羅馬的百花廣場。

有“小世界網絡之父”之稱的鄧肯·瓦茨，提出了“反常識”這一概念。在他看來，這正是複雜世界的終極應對工具。鄧肯·瓦茨曾經在美國康奈爾大學攻讀理論與應用力學博士學位，并在這裡遇到了成就他傳奇人生的導師史蒂夫·斯托加茨。斯托加茨是世界級的應用數學家，主要從事非線性動力學和網絡科學研究。鄧肯·瓦茨和導師一起提出了小世界網絡模型，解釋了小世界效應。後來，鄧肯·瓦茨去往以研究複雜系統科學而聞名的聖塔菲研究所，從事博士後研究，并因為這段經曆，成就了他之後跨越學界和企業界的傳奇人生。

1998年，鄧肯·瓦茨和他的老師史蒂夫·斯托加茨提出了“小世界網絡”理論。

在《反常識》一書中，鄧肯·瓦茨指出，常識的矛盾在于，它既能幫助我們理解世界，也會削弱我們的理解能力。特别是對于充滿着複雜性和不确定性的社會經濟系統而言，往往并不“易見”其真實面貌。當我們根據自己的個人經驗慎重地給出一個“合理”的解釋時，也往往與真實情況相去甚遠，甚至完全相反。那麼，我們如何才能利用好對于已發生之事的認識和經驗，為現在的認知和決策提供依據呢？鄧肯·瓦茨的答案，就是“反常識思維”。

到底什麼才是“反常識”？ 在我們的工作和生活中，常識所帶來的思維陷阱無處不在。那麼，哪些事情可以運用“反常識”的思維？我們又該如何用“反常識”的思維來解決問題？

近日，在湛廬文化針對《反常識》的内部神仙會上，場景實驗室創始人吳聲，《反常識》一書的譯者、電子科技大學教授呂琳媛，媒體人黃锫堅，微軟加速器（北京）前首席執行官檀林等人，就“反常識”的生發，探讨了反常識的本質，如何用反常識進行思考，以及反常識的具體應用領域等問題。

《反常識》，鄧肯·瓦茨著，呂琳媛、徐舒琪譯，湛廬文化丨四川科學技術出版社2019年8月版

反常識，才是今天我們的新常識

“反常識是我們建構新常識和回歸常識非常有益的一種生活方式、非常有效的工作能力的模型和一種思維的新範式。”——吳聲

場景實驗室創始人吳聲曾經受鄧肯·瓦茨的啟發，寫下了《場景革命》一書，在該書的開頭，他引用了鄧肯關于小世界的一些描述和認知，因為他認為，場景是流動的顆粒度。在吳聲看來，他與許多人的認知角度和理解維度都不一樣，或者說，他本身就具備一定的反常識特征，比如說他曾經在去年發布新物種商業方法時，提到了一個很重要的商業方法的關鍵詞“反經驗”，“我希望通過‘反經驗’來超越商業世界的路徑依賴，重新定義新的産品，定義一種商業的形态。”

吳聲在他為《反常識》一書寫下的序言《以思維之“反”應對商業進化》中援引鄧肯·瓦茨的觀點：“當我們嘗試用概率來思考未來可能發生的事件時，會偏好于那些對已知結果的解釋而忽略其他可能性”， “常識的矛盾在于，它既能幫助我們理解世界，也會削弱我們的理解能力。”因此，他認為這意味着我們需要認識定勢思維的“反面”，而并非認知的升級。吳聲指出，“反”是對數字化個體的新理解，“反經驗”是今天商業的破局點，而我們需要以思維之“反”找到新場景機會。

吳聲在《反常識》神仙會上分享了自己對反常識的理解。

吳聲非常推崇《創造的本源》一書，他認為，在知識融通時代，沒有反常識一切都是口頭禅，正如鄧肯·瓦茨既是一個物理學家，也是社會學家。朱迪亞·珀爾是貝葉斯網絡的奠基人，但他能夠重新擺脫以往的經驗，擺脫路徑依賴，重新看待AI在這個時代應有的路徑或者說研究方向，而這在吳聲看來，正是跳出常識的陷阱。

《創造的本源》，[美]愛德華·威爾遜著，魏薇譯，湛廬丨浙江人民出版社2018年10月版

“反常識是新常态，反常識是常識。因為遵循常識的路徑所形成的認知的能力，不足以構成你的差異和識别，也沒有辦法去定義你的優化。”吳聲說，我們經常會講優化工作和生活，但這其實是一種颠覆，隻是因為這個颠覆具有時代性，因此我們将之稱為“新常識”。

與此同時，反常識也是一種方法，吳聲說：“反常識本身是一個非常富有效率、能夠形成更好的連接的一種能力模型和方法。”反常識還代表了複雜網絡世界中新思維的範式轉移，吳聲舉例說，如果我們按照常識的路徑去理解5G，得出的很多結論和認知不足以構建新的生态體系、商業模式，但如果運用一種抛棄存量、縫隙機會識于微時的方法，會看到完全不一樣的結果。吳聲指出，很多人推崇5G是數據傳輸革命，甚至進一步理解這是一種全新的生産力，而他認為，5G是一種思維方式。

吳聲認為，我們正處在一個非常欠缺常識的時代，從這個角度理解《反常識》，恰恰是在要求我們回歸常識，“要求我們更加細心用心和耐心去形成一種系統性的思考，這也是鄧肯·瓦茨的一種期待。也就是說，如果說常識讓我們能夠去做出規劃，那麼我們是不是可以以此去更好地叠代？”

反常識不是事事反常識

在譯者呂琳媛看來，反常識更注重于思維模式和認知層面。“常識即平常我們日常生活中，勞作和學習中總結積累下來的一些顯而易見的基本知識，顯然這些知識是受到大衆認可的，所以我們認為它是常識。”呂琳媛說，反常識其實有着不同層次的意義和内涵，從現象層面來看，反常識描述的是一種結果，是與大衆認知相反的一種結果，也就是說，反常識是有悖常識的一種事實。而從思維的層面，反常識更多指的是一種認知，對認知框架的一種颠覆。

“反常識是打破慣性思維突破認知邊界的。”呂琳媛認為，“反常識”中的“反”字，更傾向于動詞，也就是要這麼去做。她以《反常識》一書為例，這本書的前四章講的都是常識陷阱，而之所以會出現常識陷阱，是因為常識的成立都有條件，忽略這些條件，就會導緻用錯常識，從而掉入常識陷阱，“所以說反常識，并不是常識本身是錯誤的，而是我們用錯了常識，沒有搞清楚它應用的條件。”

那麼，常識不成立的場景有哪些呢？呂琳媛提煉出了常識的四個維度：在我們看來成立在别人看來不成立，在個體層面成立在集體層面不成立，在此處成立在别處不成立，在今天成立在明天不成立的常識。而我們對于常識的誤區，正是源于其中一個或者多個方面。什麼是在我們看來成立在别人看來不成立呢？呂琳媛以鄧肯·瓦茨在書中提到的最後通牒博弈（Ultimatum game）實驗為例：實驗人員挑出兩個人，給其中一個人一百美元讓他分給另一個人，錢數自定，如果另一個人接受了這個分配方案，兩人将得到相應錢數，反之雙方都得不到錢。顯然平分最公平，最容易被接受。但實驗結果并不總是如此。

“小世界網絡之父”鄧肯·瓦茨（Duncan J. Watts），微軟研究院首席研究員。

例如，在秘魯的馬奇圭噶部落，即使人們隻分給對方1/4也不會被拒絕。相反，在巴布亞新幾内亞的阿烏部落，居民拿出一半以上的錢給對方，卻總是會被拒絕。這些差異正是不同的社會文化背景所緻。在馬奇圭噶部落，人們隻對直系親屬盡忠，因此在面對陌生人時沒有義務去公平提議，而對另一方來說，即使是分很少的錢也是白賺的。而在阿烏部落，人們有交換禮物的習俗，如果接受了饋贈将來總是要還的。這兩個部落截然不同的結果雖然與我們的常識相悖，但與當地人的常識完全相符。呂琳媛說，這裡其實指的是常識的社會文化屬性，也就是說，常識的成立往往是需要相同的社會文化背景，不同背景的人沒有辦法理解，“隻有兩個人擁有足夠相似的社會文化經曆常識，常識才能稱得上‘平常’”。

牛頓力學隻适用于研究宏觀低速的物體，不适用于微觀高速的物體。呂琳媛說，因為在很多時候，常識并不具有遷移性，因此從一個地方到另一個地方也往往不成立。同理，一個人的成功模式也無法複制，《蒙娜麗莎》、《哈利·波特》為什麼會成功？實際上我們隻能在事後給出各種理由。

而在時間維度上，随着時代的變化，人類的認知能力不斷發展，所以常識的内涵也在不斷變遷，比如對于同性婚姻的支持率，在1996年隻有25%，現在卻上升到了45%。在這一點上，呂琳媛對吳聲的觀點表示認同，過去我們會認為是在颠覆常識，其實隻是常識發展演化的叠代過程，也就是說，當我們現在的“反常識”成為“常識”以後，未來還會出現反“反常識”的“反常識”。

反常識需要重塑我們對事物的理解和想象

那麼，如何培養反常識思維呢？培養反常識思維就要少依賴常識，多依賴客觀的、多維的、可量化的東西。呂琳媛說，最有效的判斷方法就是進行科學的量化實驗，從實驗中獲取可信的數據。同時也需要減少對未來預測的關注，多重視對當前情況的反應，因為我們很難對未來進行準确的預測。一個非常直接的例子是，Zara公司不會試圖預測下個季度的銷售熱點，而是直接量化用戶的興趣，并實時作出反應。“我們處在所認知世界的内部，很難把自己抽身出來作為完全客觀的一個存在而進行觀察”，呂琳媛進一步指出，事實上，我們對于所觀察的結果進行的行為和決策之後，反過來也會影響這個系統。

既然我們無法做出準确的預測，反常識能夠給我們帶來什麼影響呢？呂琳媛表示，《反常識》一書中有這樣一個觀點：反常識思維是社會科學研究的關鍵，是解決複雜世界問題的利器。從個人層面來看，學習反常識思維可以改變大衆看待問題的方式，克服常識的思維慣性，促使人們從另一個方面去思考問題，并幫助他們接近事實的真相。

而從學術界來講，反常識思維有助于促使學界在科學研究中跳出直覺和常識的禁锢，重視研究的數據論證和計算，而不是看重結果是否符合大衆的常識，從而發現更多颠覆性的成果。對于這一點，呂琳媛深有感觸，當在計算一些模型或者分析數據時，如果發現一些與常識認知不符合的狀況，一般情況下我們會覺得是自己的分析出錯了，或者數據出錯了，但有的時候，這其實可能是一項創新性科學。

呂琳媛認為，鄧肯·瓦茨就是最好的案例，1998年他在《Nature》上發表了《小世界網絡》這篇文章，手頭上擁有很多小世界網絡的數據。巴拉西（Barabási）要走了這些數據，沒多久就和艾爾伯特（Albert）一起在《Science》上發表了無标度網絡模型。而小世界網絡和無标度網絡，是網絡科學奠基性的最重要的兩篇文章。呂琳媛設想，這件事可能對鄧肯·瓦茨打擊很大，所以才會有《反常識》這樣的書出版。

呂琳媛用公式對“反常識”進行了總結。

呂琳媛說，一年有春夏秋冬的四季交替，這些我們根據過去的經驗總結出的常識，實際上塑造的是一種認知模式，稱之為常識認知模式。而反常識思維，則需要時刻對慣性思維，對常識性的理解和認知保持質疑的态度，實時審視自己的思想和觀念。正如呂琳媛在該書的序言中所說的那樣，如果常識順應了人類生存的需要，那麼，反常識則更能滿足發展和創新的需要。有時，常識會阻礙人的思考，限制人的行動。從這個角度來說，相信“家庭事業難兩全”是一個常識的人，無法做出積極的轉變，而反思常識，可以重塑我們對事物的理解和想象。

黃锫堅則将反常識視為一切風險的降落傘。事實上，《反常識》一書的英文名叫《Everything Is Obvious》，以前翻譯成中文叫做《一切都是顯而易見》，但這個名字顯然不如《反常識》令我們更加容易理解書中的内容。黃锫堅從科學哲學（認識論）和投資的角度出發，探讨了他對于反常識具體應用的理解。他提出，從柏拉圖、亞裡士多德到今天的很多研究，其實我們每天都在做思維訓練，也就是探讨什麼是真相。

作者丨何安安

編輯丨餘雅琴

校對丨翟永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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