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孤”，是指在當事人即将亡故或離去之時，将身後的孤兒（多指未成年人）相托與他人的舉動，謂之“托孤”。縱觀古代中國曆史長河中，托孤之事屢見不鮮，如武王托孤成王與周公、漢武帝托孤昭帝與霍光、唐太宗托孤高宗與長孫無忌、嘉靖皇帝托孤隆慶皇帝與張居正等等。

三國時期，托孤之舉則更為繁密，短短九十餘年時間，共發生六次，分别是“孫策托孤”、“劉備托孤”、“曹丕托孤”、“曹睿托孤”、“孫權托孤”及“孫休托孤”。

而這其中，最為後代所熟知與津津樂道的，當屬劉備的“永安托孤”了（又叫“白帝城托孤”）。

永安托孤

故事發生在蜀漢章武三年（公元223年）春。據《三國志·先主傳》記載，劉備因忿于孫權襲擊關羽，而于章武元年七月舉國之力出兵伐吳。孫權求和不成，後投向曹魏集團，并任命陸遜為前線總指揮。孫劉之間在前線相持八個月之後，最終吳軍在夷陵一帶大敗蜀軍。蜀漢方面幾乎全軍覆沒，劉備帶着少數随從，連夜逃回到巫縣（今重慶市巫山），後駐跸白帝城（今重慶市奉節東）。他的舟船、器械、軍資“一時略盡”，而蜀漢士兵則是“屍骸漂流，塞江而下”。一敗塗地的劉備既羞愧又憤恨，不久便染疾在身，一病不起。

夷陵之戰

章武三年（公元223年）二月，深感将不久于人世的劉備，将身在成都的諸葛亮召至永安（縣治白帝城）安排後事。由此，而引發出一段按《三國志》作者陳壽的話講叫：“誠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軌”的托孤之舉。據《三國志·諸葛亮傳》記載，諸葛亮到達劉備禦前後：

劉備即挽着諸葛亮的手說：先生你的才能，十倍于曹丕，将來必定可安定國家，實現一統天下的大業。太子（指劉禅）如果可以輔佐的話，就拜托你全力輔佐他；如果太子不成器的話，那你就取而代之吧（後人多如此理解此話的含義）！

諸葛亮當即痛哭流涕說：“臣一定竭盡全力以輔佐太子，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同時，劉備又诏敕于劉禅：你與丞相共事，對待丞相要向對待父親一樣。

……

永安托孤

如果單純從對話的内容上看，尤其是劉備對諸葛亮說的那句“如其不才，君可自取”，我們完全可以理解陳壽所發出的 “誠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軌”這樣的感慨了。因為這就等于說，劉備把整個國家（蜀漢）和自己的親生兒子都毫無保留地托付給了諸葛亮一人，可以說是到了“心神無貳”的程度。在那樣一個以皇權世襲為天經地義的時代裡，能夠把國家和人民的利益高過一切的君主，甯願為大家而犧牲小家，為天下而放棄神授的君權，真是難得，甚至用“偉大”這個詞來形容都不為過。

但是，實際真的是這樣嗎？這裡，我有幾個疑問：

一、 劉備真的對諸葛亮說過：“如其不才，君可自取”這句話嗎？

二、 劉備的“如其不才，君可自取”的思想來源于哪裡？

三、 劉備除了與諸葛亮的對話，還做了什麼的其他安排嗎，是否還有什麼更為深刻的含義？

我們逐個來進行分析。

永安托孤郵票

第一：劉備真的對諸葛亮說過：“如其不才，君可自取”這句話嗎？

我的答案是：不一定！

因為蜀漢是不置史官的，既然沒有史官，劉備的這句話是從哪裡落入陳壽的耳朵裡并寫入《三國志·諸葛亮傳》裡呢？

況且，劉備托孤時一定是在守備極其嚴密的情況下進行的，并且劉備是逐個叫進房間進行囑托的，能夠聽到劉備托孤之辭的人也是極少的，甚至可能隻有劉禅與諸葛亮。而我們翻閱所有的典籍，也沒有發現劉禅或者諸葛亮本人有說過上面對話内容的話。諸葛亮在《出師表》中也隻是說到：“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這個大事隻能是輔佐之事。當然，在劉禅已經繼任皇帝的情況下，諸葛亮再說出先帝的那句：“如其不才，君可自取”的話，政治上極為成熟的諸葛亮斷不會說出如此不合适的話。隻是，從此以外，再也想不出哪裡有可能會出現隻言片語的影子。

劉備托孤

因此，到底“如其不才，君可自取”這句話是出自劉備之口呢，還是陳壽根據後來的事态發展進行的整理而總結出來的話語，實際難以分辨。

第二，劉備的“如其不才，君可自取”的思想來源于哪裡？

有例可循，在劉備托孤的23年前，孫策因被襲後緻流血不止而身故之前，也曾托孤與張昭。據《三國志·張昭傳》裴松之注引《吳曆》記載，孫策對張昭說了這麼一句話：“若仲謀不任事者，君便自取之。正複不克捷，緩步西歸，亦無所慮。”孫策對張昭說的是“自取之”，這個“之”字自然就是指孫策打下的江東基業，自然就是“取而代之”的意思。但劉備說的是“君可自取”，少一個“之”字，所表達的意思也許就會有天大的區别。“自取”可以是自己“取而代之”的意思，也可以是自己“做抉擇”的意思。如果是“取而代之”的意思，那很明白就是諸葛亮自己當皇帝，但可能嗎？明顯不可能，劉備隻是說說，不會真讓，當然諸葛亮也不敢真取而代之。那如果是“做抉擇”的意思呢，做什麼抉擇？就是從劉備其他兒子裡面再選一位做皇帝，也就是給與諸葛亮行“廢立之事”（這本已是不得了的事了）。而從當時的背景來看，“做抉擇”的意思應該更為符合。

孫權托孤

另外，孫策在對張昭說了“君可自取之”那句話之後還補充了一句：“正複不克捷，緩步西歸，亦無所慮。”即如果正面戰場（征服吳地） 不順利，那我們也可以逐步回到當年的大本營（江西）去，也沒什麼可擔心的。也就是說，孫策即把江東基業和孫權托付與張昭，又給了孫吳集團指明了一條後路，其實就是給孫權指了一條後路。

這是非常之時所說的非常之話，張昭當然不會當真，也當然不會執行。既然并未執行（即取而代之），那也就稱不上是一個真正的案例。反過來也可以這麼理解，即孫策這樣說與張昭，張昭竭盡全力輔佐孫權，朕（指劉備）也這麼與你（指諸葛亮）說，你該怎麼做，你自己看着辦。這就是正兒八經的道德綁架了！

第三、 劉備除了與諸葛亮的對話，還做了什麼的其他安排嗎？

據《三國志·先主傳》記載：“先主病笃，托孤于諸葛亮，尚書令李嚴為副。”

按照時間順序來看，如果劉備确實對諸葛亮說了那一番“感天動地”的話，那麼，這個想法一定早就在劉備腦海裡構思好，而劉備頒布這道诏令的時間應該是在與諸葛亮會談之後。那麼，這裡就有兩個問題了：

1. 李嚴是什麼人？
2. 劉備為什麼要安排李嚴為副？

對于這兩個問題，我們在此做統一解答。李嚴本為劉璋舊部，隸屬蜀漢内部的“東州集團”（劉璋舊部），劉備入蜀後投降劉備，蜀“東洲集團”中親“荊州集團”（劉備入蜀後帶去的以荊州人士執政者），而在劉璋入蜀之前，巴蜀之地實行的是“蜀人治蜀”的原則，原有的執政者即“本土士族”應該劉璋與劉備的到來，而從“執政者”變成三等臣民。這三股力量互相制衡，并不妥協，因以劉備為代表的“荊州集團”最為強勢，故而在表面上實現了平衡，三股勢力以“荊州集團”為主，“東州集團”為輔，“本土士族”做補充。劉備在此基礎之上建立起來的蜀漢，本就基礎不牢，而“襄樊之戰”與“夷陵-猇亭”之戰的失利，使得蜀漢政權的矛盾變得凸顯。

因此，劉備需要對政治上做平衡，吸收“東州集團”的支持，以便更好地影響“本土士族”。而“東州集團”的代表就是李嚴。這麼安排，确實無可厚非。但在《三國志·李嚴傳》中，在此基礎上，還有一段記載值得深思，即：

“三年，先主疾病，嚴與諸葛亮并受遺輔少主；以嚴為中都護，統内外軍事，留鎮永安。”

這是一文一武的安排，文為諸葛亮，領丞相職務，武為李嚴，領中都護，統内外軍事。但為什麼要留鎮永安？這是對諸葛亮的不信任，還是對李嚴的不信任。如果是對李嚴不信任，不可能給兵權；如果不是對李嚴不信任，那就是對諸葛亮不信任，可這也有問題，既然托孤，那當然就是信任的。思來想去，隻有一種原因，劉備此刻的身份不同了，劉備現在的身份是皇帝，帝王的想法永遠都是如果确保江山在自己子孫手上，哪怕再親近的人，即使是親人，都要防一手。讓李嚴留鎮永安，是否也是劉備留一手的表現呢？萬一諸葛亮真的取劉禅而代之，李嚴是不是可以以“清君側”或者“勤王”的理由出兵，這也可以說是對諸葛亮的一種震懾呢！

李嚴 字正方

現在，我們可以對開頭提出的三個疑問做個總結，即：

一、劉備可能對諸葛亮說過：“如其不才，君可自取”這句話，但不是後人理解的“取而代之”的意思，而是再做“抉擇”的意思；

二、劉備的“如其不才，君可自取”思想可能來自孫策，但表達的意思是一緻的，從道德上綁架受托人，要他全力輔佐幼主；

三、劉備除了與諸葛亮的對話，還安排了李嚴作為副手，一來可以平衡蜀漢内部矛盾，二來可以制衡諸葛亮，實現政權平衡過渡。

劉備

那麼，結果真如劉備所預料或者所期待的那樣嗎？

首先，李嚴的作用就完全沒實現，甚至是極為令劉備失望的（如果劉備還活着的話）。李嚴以顧命大臣的姿态擁兵自重，企圖與朝廷分庭對抗，且自視甚高，難以共事。最終，在蜀漢建興九年（公元231年），因運送糧草不力，且推卸責任後而獲罪，終被廢為平民。而諸葛亮在此之後，政治上達到頂峰，政事無巨細,鹹決于亮。

其次，李嚴被廢後，諸葛亮對蜀地實行的是嚴格的“法制”，以嚴刑峻法抑制蜀地的各種矛盾，在諸葛亮主政期間，蜀地内部看似井然有序，政治清明。然而，諸葛亮的嚴刑峻法也造成了難以彌補的後果，即當這個制度的主要負責人（諸葛亮）離去後，蜀漢社會及政府内部的這根緊繃的弦便瞬間放松了下來，而且是再也無法緊繃起來了。因而，後諸葛亮時期的蜀漢内部，政治昏暗，宦官當政，民間矛盾重重，各地起義不斷。

諸葛亮

再者， 諸葛亮因為劉備的“道德綁架”，也因為自己的責任心與“掌控欲”，确實做到了“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宮中府中，事無巨細，這也間接抑制了劉禅的成長。諸葛亮死後，劉禅雖不是演義中記載的那個呆頭呆腦、沒心沒肺的樣子，但确實沒有什麼真正的作為了。

劉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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