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石荦确行徑微，黃昏到寺蝙蝠飛。升堂坐階新雨足，芭蕉葉大栀子肥。僧言古壁佛畫好，以火來照所見稀。鋪床拂席置羹飯，疏粝亦足飽我饑。夜深靜卧百蟲絕，清月出嶺光入扉。天明獨去無道路，出入高下窮煙霏。山紅澗碧紛爛漫，時見松枥皆十圍。當流赤足踏澗石，水聲激激風吹衣。人生如此自可樂，豈必局束為人？嗟哉吾黨二三子，安得至老不更歸。

《山石》是韓詩的代表作，要讨論《山石》，離不開對韓詩的整體評價。韓愈的詩歌，後人或褒或貶，幾如水火。據《冷齋夜話》記載，北宋時沈括、呂惠卿、王存、李常四人曾在一起讨論韓詩，沈括說：“退之詩，押韻之文耳，雖健美富贍，而終不是詩。”呂惠卿反駁說：“詩正當如是。吾謂詩人亦未有如退之者。”王存支持沈括的看法，李常則站在呂惠卿一邊，四人交相诘難，久而不決。沈括與呂惠卿的看法南轅北轍，截然相反。沈括說韓詩“終不是詩”，可稱非常苛嚴的批評。到了清代，王夫之在《姜齋詩話》中進一步指出：“韓退之以險韻、奇字、古句、方言矜其饾饤之巧，巧誠巧矣，而于心情興會一無所涉，适可為酒令而已。”那麼，韓詩果真“終不是詩”嗎？韓詩果真“于心情興會一無所涉”嗎？我覺得不用通讀全部韓詩，隻要把《山石》細讀一過，便會發現沈、王二人立論之偏執、荒謬，因為這首詩淋漓盡緻地抒寫了詩人的“心情興會”。

我們先從後代讀者的感想談起。《山石》作于貞元十七年（公元801年）七月，當時韓愈與友人同遊洛北惠林寺。二百六十三年以後，蘇轼在鳳翔與二三友人同遊南溪，解衣濯足，高聲吟詠《山石》詩，“慨然知其所以樂而忘其在數百年之外也”。蘇轼還乘興逐句次韻《山石》，尾聯說：“人生何以易此樂，天下誰肯從我歸！”要是《山石》詩“于心情興會一無所涉”，它怎能使二百年後的讀者“慨然知其所樂”？後來蘇轼看到友人王晉卿所藏的一幅山水畫，又聯想到《山石》詩，并寫了一首七絕：“荦确何人似退之？意行無路欲從誰？宿雲解駁晨光漏，獨見山紅澗碧時。”正因《山石》寫景叙事細緻生動，抒情興會淋漓，才會使後代讀者如睹其景，如曆其事，且産生親切的共鳴。毋庸諱言，韓愈的詩歌确有“險韻、奇字、古句、方言”的成分，部分作品中這種情況還比較嚴重。但我們不能以偏概全、因瑕棄璧，不能因此而無視韓詩中那些叙述平生坎坷經曆、抒發内心不平之鳴的好作品。一部韓詩，就是韓愈一生經曆及其心路曆程的形象記錄。“欲為聖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殘年。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左遷至藍關示侄孫湘》） ，這是一位面折廷争的直臣在貶谪途中的喟然長歎。“銜命山東撫亂師，日馳三百猶嫌遲。風霜滿地無人識，何處如今更有詩？”（《鎮州路上謹酬裴司空相公重見寄》）這是一位冒着生命危險奔赴叛鎮的使節的慷慨心聲。清人葉燮在《原詩》中說：“舉韓愈之一篇一句，無處不可見其骨相棱嶒，俯視一切，進則不能容于朝，退又不肯獨善于野，疾惡甚嚴，愛才若渴，此韓愈之面目也。”誠哉斯言！《山石》雖然隻寫了一次普通的遊山經曆，但詩中抒發的對自由生活的熱愛，對仕宦生涯的厭惡，無不清晰可感，發人深省。這是這首遊山詩獲得千古讀者普遍喜愛的重要原因。

除此之外，《山石》的優點何在？清人查晚晴評《山石》說：“寫景無意不刻，無語不僻，取徑無處不斷，無意不轉。屢經荒山古寺來，讀此始愧未曾道着隻字，已被東坡翁攫之而趨矣。”末句的意思大概是《山石》寫景叙事的長處被蘇轼捷足先登了。的确，蘇轼對韓詩藝術的借鑒、學習可謂探骊得珠，後人很難企及。但我們更應注意查氏所說的“屢經荒山古寺來，讀此始愧未曾道着隻字”。《山石》中描寫的并非名山大刹，而隻是一處普普通通的荒山古寺。荒山古寺何處沒有？荒山古寺何人沒有遊曆過？但是要把它們描寫得情景宛然又語新意奇，則非大手筆不能。韓愈又是怎麼做到的呢？清人何焯在《義門讀書記》中評《山石》說：“直書即目，無意求工，而文自至。”也就是說，韓愈的寫法是直接叙寫所見所曆，而無意于追求工巧奇警。這其實包含兩層意思，一是所見之景物無論是否美麗、是否有趣，有睹即書，未曾披沙揀金：二是叙事的脈絡嚴格按照事實上的先後順序，不作章法意脈的刻意安排。

先看前者。《山石》中寫到的景物繁多，它們接踵而至，令人目不暇接。巨大的岩石，細小的山路，飛舞的蝙蝠，寬大的芭蕉葉，飽滿的栀子花，模糊的壁畫……不一而足。詩人對這些景物點出即止，并不着意描寫。比如“芭蕉葉大栀子肥”一句，描寫一場透雨後的寺中植物，異常生動。但“大”“肥”二字，平常之至，甚至有點呆闆、庸俗，别的詩人是不敢輕易使用的。可是韓詩中用此二字，頓時化臭腐為神奇，把受到雨水滋潤的植物的特有狀貌刻劃得淋漓盡緻。可見韓愈固然善用奇字，但他更大的本領卻是把平常的字詞運用得出神入化。至于“床”“席”“羹飯”，簡直稱不上是景象，而隻是日常生活中的“俗物”。但韓愈把三者并列在一句詩中，也同樣意象完足，因為既描寫了寺僧熱情待客的細節，又凸現了古寺中生活條件的簡陋。經過這樣的描寫，一處荒山古寺的景象栩栩如生地呈現在讀者眼前，難怪查晚晴讀後深感佩服。

再看後者。清人方東樹評《山石》說：“從昨日追叙，夾叙夾寫，情景如見，句法高古。隻是一篇遊記，而叙寫簡妙，猶是古文手筆。”這話說得非常高明。《山石》叙事的線索非常清晰，全詩從黃昏上山寫起，然後寫入寺升堂、欣賞壁畫、用餐止饑、上床休息，最後寫天明下山、途中所見及因景興感。全詩平鋪直叙，既無跳躍，也無倒叙，确實很像一篇遊記題材的古文。韓愈是古文名家，作詩也長于以文為詩。以文為詩有章法、句法、字法等不同方面的表現，《山石》就是在章法上以文為詩的範例。詩歌，尤其是七言古詩，一般是以章法奇特多變為優點的。韓詩中那些風格奇險雄鸷的七古，結構也多呈奇崛之狀。但是正如清人趙翼所雲：“其實昌黎自有本色，仍在文從字順中自然雄奇博大。”（《瓯北詩話》）《山石》便是典型的文從字順之作，最突出的表現便是叙事層次分明，章法平直簡潔。全詩按着時間順序與空間順序依次展開，讀者仿佛跟着詩人一起，由暮入夜又由夜及明，上山入寺又出寺下山。正因如此，《山石》使讀者對詩人的遊蹤曆曆在目，清晰可感，從而引起強烈的共鳴。否則的話，二百多年後的蘇轼何以“慨然知其所以樂而忘其在數百年之外也”？

我們說《山石》無意求工，決不意味着它有什麼“不工”。其實何義門所說的“直書即目”，也是經過一番錘煉工夫的。例如次句“黃昏到寺蝙蝠飛”，這當然是詩人黃昏入寺時的即目所見，但這樣的句子難道真是不經錘煉便自動生成的？衆所周知，暮色是非常難寫的。因為寫景的好句必需鮮明的物象，而暮色卻使一切物體變得暗淡無光。描寫對象的本質便是暗淡、模糊，詩句又何以寫得鮮明動人？但韓愈畢竟是大手筆，他敏銳地抓住了在暮色中縱橫飛舞的蝙蝠，便寫出了詠暮色的千古名句。荒山古寺，必多蝙蝠。黃昏降臨，必有成群結隊的蝙蝠飛出覓食。蒼茫的暮色逐漸隐沒了景物，橫斜穿梭的蝙蝠卻造成了動态的畫面感，于是暮色變成具象的、可感知的物象。從字面上看，此句僅用“到”“飛”二字将黃昏、寺、蝙蝠三個名詞連綴成句，簡潔樸實，無以複加。但閱讀之後閉目一想，即如身臨其境。這樣描寫暮色，真如梅堯臣所說，是“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謂之工絕，誰曰不然？

清人劉熙載雲：“昌黎詩，往往以醜為美。”（《藝概》）此言不錯，但更準确的說法應是：韓愈詩，往往化平淡為神奇。正如歐陽修所說，韓詩的特點是“資談笑，助諧谑，叙人情，狀物态，一寓于詩，而曲盡其妙”（《六一詩話》）。也就是說，韓詩中有許多作品并非寫重大主題，而是将平凡、瑣屑的日常生活取為詩材。這首《山石》便是典型的例子。《山石》的内容有什麼重大意義嗎？根本沒有。《山石》所寫的是激動人心的特殊經曆嗎？根本不是。據清人方世舉考證，韓愈于貞元十七年七月二十二日應侯喜之約往溫水釣魚，至暮乃往洛北惠林寺投宿。此行産生了兩首韓詩名篇：《贈侯喜》和《山石》。在《贈侯喜》中，韓愈說那次垂釣非常掃興，堅坐半日，僅得“一寸才分鱗與鳍”的小魚。《山石》所寫的經曆要比垂釣有趣得多，但也隻是一次相當平常的山寺之遊。然而詩人把它寫得多麼有聲有色，興味淋漓！詩中叙述寺僧待客的情形：“僧言古壁佛畫好，以火來照所見稀。鋪床拂席置羹飯，疏粝亦足飽我饑。”本來黃昏入寺，當務之急是安排食宿。但可能因來客都是文人學士（與韓愈同遊的有侯喜、李景興、尉遲汾三人） ，故寺僧先向客人推薦寺内引以為傲的古代壁畫。及至點了火把來一照，竟然模糊暗淡，所見甚稀。這是多麼掃興！然而寺僧的颟顸樸實，寺廟的年久失修，曆曆如在目前。及至安排食宿，一切都非常簡陋，然而寺僧的熱情勤劬，寺廟生活的簡樸清苦，亦寫得真切生動。至于後半首所寫的清晨下山的情景，亦是用平常的字句娓娓道來，但又真切鮮明，引人入勝。天色已明，但晨霧彌漫，故不見道路，詩人隻好在霧霭中忽高忽低地亂走一氣。及至晨曦驅散霧氣，紅花碧澗交相輝映，參天大樹亦不時入眼。雨後的山澗，水流湍急，詩人赤着雙腳踩石渡澗，頓時覺得自由自在，快樂無比。是啊，景色平常而又美麗，生活平凡而又愉快，全靠詩人的一枝生花妙筆，才把它們刻劃得如此鮮活。俄國的别林斯基說得好：“誰要是為詩所激動，嫌惡生活中的散文，隻有從崇高的對象才能獲得靈感的話，他還算不得一個藝術家。對于真正的藝術家，哪兒有生活，哪兒就有詩。”（《普希金的作品》）韓愈就是真正的藝術家，他在平凡的生活中發現了美感和詩意，《山石》就是最好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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