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本是我國古老的道統，民本思想是中華文化的主流觀念，民生情懷是中國古代文人的價值追求。作為出身于寒微之家的一代文化巨匠蘇東坡，早在幼年時期就确立了民胞物與的價值理念，終其一生蘇東坡始終秉持為民請命、兼濟蒼生的民本情懷與人文情結，在其起伏漂泊的宦海生涯中尤顯珍貴。

一

民本思想源遠流長，人文情懷悠久深湛，蘇東坡秉承前賢優良精神質素，在赓續曆代民本思想和人文傳統的基礎上，通過多年為官為文又賦予其殊異特色和卓越風格。蘇東坡在回眉山為母守孝時就在《策别兵旅二》中寫到：“民者，天下之本；而财者,民之所以生也。”恤民、愛民、惠民、富民、敬民深深熔鑄在蘇轼的民生情懷中，也是使其成為中國古代文壇塔尖人物的重要标配。當獨斷而急切的王安石為推行新政排斥異己、剪除政敵時，年輕氣盛、匡時濟世的蘇東坡縱筆寫下了著名的《上神宗皇帝萬言書》，以犀利觀點和懇切言辭陳述自己的政治哲學和改革主張，并鄭重告誡皇帝：君之為君，非由神權所受，得自人民擁護。在君權至高無上且來不得半點質疑的封建社會，蘇轼發出的民主呼聲和民本呐喊有如石破天驚，這是需要非凡膽識和卓拔遠見的。蘇東坡一生寫了大量文章和奏章闡述民本思想、抒發民生情懷，在屢屢上書無果的情況下，又以詩詞創作表現百姓疾苦、反映人民訴求。中外曆史證明，一個不顧及民衆利益的專制政權必定頹敗，一次不能兼聽各方聲音的改革注定夭折。熙甯二年(1069年)，“甯為民碎，不為官全”的蘇東坡遭到王安石白眼和宋神宗罷黜，攜家帶眷離開京城先後趕赴杭州、密州、徐州等城市任職，蘇東坡也自此開始躬行他在科考策論中所提出的“安民之深，憂民之切，而待天下君子長者之道也”這一政治理想，不僅在讓利百姓、惠澤民衆上卓有建樹，而且寫下了衆多傳承後世的炫美篇章。城市發展有時面臨着難得的機緣，某一著名曆史人物主政且将其管理思想、人文理念和道德操行注入到城市肌理，人與城則相知相憶、相映生輝。在杭州，蘇東坡疏浚運河淤泥、建設輸水管道、修築西湖堤壩，寫就了《飲湖上初晴後雨》等炳耀青史的著名詩篇，素有人間天堂之譽的杭州與才華蓋世的蘇東坡相結合，實乃上蒼對杭州的眷顧、青睐和恩賜；在密州，蘇東坡抗旱滅蝗、抓捕盜賊、厲行法度，創作了《蝶戀花·密州上元》等脍炙人口的垂世佳作；在徐州，蘇東坡抗洪護城、開倉放糧、救濟災民，書寫了《放鶴亭記》、《登雲龍山》、《黃樓九日作》等經久傳頌的千古名篇；在揚州，蘇東坡重開漕運、廢除花會、減免稅賦，寫下了《西江月·秘堂》、《江城子·墨雲拖雨過西樓》等影響甚巨的傳世經典。蘇東坡擔任地方官員期間以民為重、順乎民意、為民争利，一方面勸耕促織、減役豐财，在改善民生上建功立業；另一方面吟詩作賦、著書立說，為消解民瘼而走筆放言，初步實現了儒家倡導的“立言立德立功”的“三不朽”人生理想。同時，蘇東坡也由一個原本高談闊論的縱橫家變成了親力親為的實幹家。用生命溫暖着生命，生命定然不會寂寞；用時光點亮了時光，時光必将大放異彩，蘇東坡在當年主政的多個城市留下了顯赫政績和良好口碑，也留給了當地後人綿綿感動和無盡思念。

二

家國情懷是中國古代知識分子的原生色，也是他們為政為文的主旋律。蘇東坡一生恪守家國觀念和民本情懷，無論是身處清風朗月的坦途，還是置身凄風冷雨的逆境，他都初心不改、笃志不移，“奮厲有當世志”，把貧庸之輩的苟且活成了詩和遠方。宋仁宗嘉祐二年，一代鴻儒歐陽修以翰林學士身份主持科考，年僅21歲的蘇東坡随父親蘇洵穿劍閣越秦嶺，曆時兩個多月趕赴京城參加殿試，在三百八十八名舉人中脫穎而出，以第二名的成績榮登進士榜，青年才俊暴得大名，并演繹了一段巴蜀英才耀京華的傳奇故事。初入官場的蘇東坡先後任福昌縣主薄、大理評事、殿中丞等，事業可謂風生水起。但是，被宋仁宗視為未來宰相的蘇轼，卻不适垂眉折腰，不與世俗俯仰，厭倦朝中俗務瑣事，36歲時上書皇帝請調外任于杭州、徐州。元豐元年（1078）徐州發生嚴重幹旱，身為太守的蘇東坡曾往郊外石潭求雨，祈雨成功天降甘霖，他又率官衙人員到城東感謝上蒼，途經村野看望鄉民時為老翁揮筆“道逢醉叟卧黃昏”，為村姑潑墨“旋抹紅妝看使君”，蘇轼不辭辛勞、風塵仆仆，連續走訪多個村莊，連棗花落在衣服上的“簌簌”之聲都聽得真真切切。在皇權至上、君為臣綱的封建社會，也隻有一個真正體察民生體貼民瘼的官員，才能寫出“照日深紅暖見魚，連村綠暗晚藏烏”這樣細膩而逼真的詩章，才能狀繪“老幼扶攜收麥社，烏鸢翔舞賽神村”這種百姓安居樂業的具體情狀。蘇東坡的民本思想源于其出生于一個卑微的貧民家庭，源于幼年時其父蘇洵的教誨啟蒙，源于其為政之初對農民“少年辛苦事犁耕”的觀察體會，源于其在州縣為官時對民情民瘼的關注思考。然而，一個具有濃郁民本思想和民生情懷的地方父母官，卻屢遭奸佞迫害和政敵構陷，多次将蘇東坡置于不測之地。那些玩弄權術、欺上瞞下、曲意逢迎的宵小之徒，故意曲解附會蘇東坡的詩詞，誣告蘇東坡譏諷皇上诽謗朝廷，進而褫奪其官爵并押解京城逮捕入獄，直至元豐二年在朝野上下的一片營救聲中，蘇東坡終以查無實據而被釋放，北宋曆史上第一次大規模文字獄“烏台詩案”宣告終結。元豐二年（1079年）十二月，死而複生的蘇東坡授黃州團練副使，帶着家人冒着漫天風雪向着偏僻的黃州小城蹒跚，“竹杖芒鞋輕勝馬，誰怕？”荒寒的黃州并未銷蝕蘇東坡的樂觀、通達和仁厚，在讀書和禅修之餘，蘇東坡經常向田野農夫、湖邊漁翁、市井商販咨詢請教，甚至親自攀援峭壁、遍嘗百草、采撷中藥、治病療傷，用綿薄力量撫慰那個時代悲苦的百姓。與唐代那位高冷而孤傲的大詩人李白不同，蘇東坡雖然也心高氣傲、特立獨行，但“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田園乞兒”，既與諸多情趣相投的賢達儒雅之士頻繁交往，又和衆多貧賤的底層百姓一同勞作，而新的朋友圈一旦形成，再窘迫再枯寂的生活也氤氲着光彩閃爍着色澤，黃庭堅、秦觀、米芾、王鞏、司馬光、張方平等患難與共的資深老友前來探望，固然為蘇東坡孤寂苦悶的生活注入了親和與溫馨，但與天真樸實的黃州百姓的親密接觸，更使蘇東坡惆怅而悲傷的心情得以寬慰和疏解。黃州給予蘇東坡的精神生活是優渥富足的，但提供的物質條件的确太簡陋寒酸了。在蘇東坡和家人的生計難以維持之時，性情耿直的友人馬正卿在黃州城東請得荒地數十畝，供其解決衣食溫飽，蘇東坡遂援引白居易詩詞取名為“東坡”，自号“東坡居士”并體驗“民壁之勞”，蘇東坡一名自此不胫而走、傳頌千古，民間至今流傳的“東坡帽”、“東坡履”、“東坡肉”、“東坡餅”也為蘇轼平添了諸多美譽和無數佳話。

三

黃州四年是蘇東坡人生蛻變的重要節點，早年那些閃亮登場的大牌政治人物，大部分或病故離世或黯然離京，面對政局調整和朝臣變換，壯志難酬的蘇東坡開始重新審視自身人格精神和命運走向，出儒入釋、參禅悟道，無情地剝除自身的異己成分，在進行精神蛻變和人性再造的同時，其文學才情也獲得一次徹底蒸餾，蘇東坡成熟于自我滅寂後的“雪泥紅爪”，定型于谙民生接地氣的“一蓑煙雨”，走出黃州的蘇東坡成為真正意義上的蘇東坡。但是，自赴黃州後屢遭貶谪頻罹厄運，谪居歲月跌宕多艱，“此生飄蕩何時歇”，貶谪生活成了沒有期限的苦役，孤獨和困窘幾乎終其後半生，但蘇東坡始終以一種随緣自适的達觀态度接受接踵而至的坎坷和不幸，始終堅挺着生命的脊梁和堅毅的風骨。元豐七年春，蘇東坡由黃州谪轉汝陽，臨行前他遙望着故鄉四川眉山，倍感思想之切和人生之苦，于寓所“雪堂”揮筆發出“吾歸何處？萬裡家在岷峨”的喟歎，但困境當中的蘇東坡筆峰一轉“莫聽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抒發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淡泊心緒和豁達心境。的确，黃州歲月也是蘇東坡文學藝術創作的高峰期，一方面其詩詞書法創作格調提升意蘊擴展，風格絢麗多姿，體現出高曠與清雅兼備的風格，開啟了北宋乃至後世文壇大氣縱橫的新局；另一方面這一時期也淬煉了蘇東坡物我合一、天人同化的超然境界和遠離俗世、安之若素的處世原則，此後的蘇東坡信奉和恪守“誰道人生無再少，門前流水尚能西”，而甘願成為一介“小舟從此逝，江海寄餘生”的天地過客。

四

官場無情，瓊州有義。海南是蘇東坡羁旅生涯的終點，也是他宦海飄搖最遙遠的一站，海南人的淳樸、熱情、友善和仁厚，使得蘇東坡感受到遠離親人故土後的溫情和歸屬。北宋紹聖四年夏一個風急雨驟的日子，時年六十三歲的蘇東坡以“瓊州别駕”的虛銜，被貶谪到林木蔭郁、荒遠蕭瑟的儋州，遙遙萬裡寄寓“蠻貊之邦”，攜幼子蘇過于海角天涯度此殘生。在海南，蘇東坡曆盡磨難不辱其志，度盡劫波不改初心，遵從心靈的點播和導航，守住樂觀、持重、樸拙、豁達的自我，實現了人生價值的最後一次飛躍。蘇東坡為海南百姓指鑿雙泉、開壇講學、傳道授業，在半開化的荒島燃起了中原文明的炬火，據當地史志記載：“宋蘇文公之谪儋耳，講學時道，教化日興，瓊州人文之盛，實自公啟之。”正是有了蘇東坡這樣與民相親的優秀文人，中國傳統文化的薪火才得以播及華夏每個角落，海南擁抱了蘇東坡，蘇東坡也回報了海南。海口蘇公祠裡那汪千年不竭的浮粟泉，可诠釋蘇東坡救世濟民的赤誠和執着；儋州東坡書院中那棟栉風沐雨的載酒堂，可昭示蘇東坡心懷蒼生的慷慨和磊落。蘇東坡是物質生活的匮乏者，卻是精神生活的富有者，無論是宦海浮沉還是羁旅漂泊，蘇東坡一直與詩詞書畫相依為伴，既體驗“詩能窮人”的尴尬處境，也感受“詩窮而工”的奇異經曆。盡管在海南身體不适、生活窘迫，萬丈豪情也隻剩下一襟晚照，但蘇東坡依舊把生活打點的活色生香，僅在儋州就寫下130多首詩詞，絕大部分關涉民生關注民瘼。國家不幸詩家幸，賦到滄桑始到工。靜觀起落、淡看浮沉的蘇東坡，把創傷磨難幻化為滄海一笑，将輾轉流離聚變為長歌短賦，一生共為後世留下2400多篇蓋世華章，“道德文章千秋頌，才華氣節百代尊”。《定風波》和《念奴嬌》是蘇東坡極具代表性的兩首詞作，前者婉約平暢，作者将沉郁憂憤轉化為人性的安貧樂道，将孤苦悲怆轉化為對塵世的随遇而安；後者豪放恣肆，當作者與三國周郎隔空對話時，曆史便把他玉樹臨風的潇灑剪裁成一幅精彩畫卷，一任“大江東去，浪淘盡”，而作者與詞中人物卻被曆史定格為千古風流，但後人可能籍此生發如許慨歎：指點江山的風流人物固然可敬可佩，而為黎民百姓辛苦奔勞的英雄豪傑更值得紀念和緬懷！蘇東坡很多詩詞文章都述及民生、論及民心、談及民瘼，民本思想一直是蘇東坡作品的重要主題。“穎川七不登，野氣長蒼莽。誰知萬裡客，湖上獨長想”（《許州西湖》），體現了蘇東坡心系貧寒百姓、希冀與民同樂的真誠願望。“下馬作雪詩，滿地鞭箠痕。伫立望原野，悲歌為黎元。道逢射獵子，遙指狐兔奔”（《正月十八日蔡州道上遇雪子由韻二首》），寄寓了蘇東坡對貧富不均的強烈憤慨和對貧苦農民的深徹同情。“吏民莫作長官看，我是識字耕田夫”（《 贈王慶源詩》），表達了蘇東坡将貧苦農民視為手足和知己、與勞苦大衆休戚與共的思想情感。蘇東坡是有宋一代著名畫家書法家，居“宋四家”之首。其繪畫書法題材和意蘊也大都與鄉土民間密切相關，特别是綽約閑适、淡泊簡遠的《黃州寒食帖》、《人來得書帖》、《洞庭春色賦》、《竹石圖》等傳世珍品，大都取材于鄉土意象和田園風光。敬民如父、愛民如子的蘇東坡深受百姓愛戴和崇敬，偌大中華大地上以蘇東坡命名的文化标識星羅棋布，僅海南就有“東坡村”、“東坡路”、“東坡井”、、、、，可見蘇東坡在國人心中享有的盛譽和隆望。

“天生健筆一枝”的蘇東坡，以穎異的秉賦、激昂的才情、闳博的學養、超拔的睿智成就了一位中國文化史上的全才通才，成就了中華文化高原上一座高不可攀的巅峰。時空阻隔，歲月橫亘，也許隻有來到“能開眼界”的海口蘇公祠，虔誠地接受蘇轼思想的洗禮和精神的沐浴，才能觸摸曠世奇才的聖潔靈魂，才能抉發文壇領袖的人本源頭。那些到蘇公祠膜拜的當代文人多麼希望握着蘇東坡被歲月長風磨蝕過的雙手，與他作一次穿越時空的心靈交流，向他講述九百多年間國家的滄桑遷變，向他狀摹其萍蹤所及之地人民的幸福安康，而後聆聽蘇轼的宣示和教誨，可是，作為一代文壇泰鬥和詞壇盟主，蘇東坡心地太高潔了形象太高邁了。還好，蘇東坡畢竟有着心系蒼生情系黎民的平民情懷，扯着他的千年布衣仰首而視，隻需冥冥中一個颔首、一個垂目、一個微笑，人們便會嗅聞到一絲先生的流風遺蘊，即便頃刻間化為石頭也無怨無悔。

（作者：劉金祥，系黑龍江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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