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其峰談“拙”

人們在形容某些藝術作品時，有時用一個“拙”字，這個拙字通常不是指技法上的優劣而說，而是指風格特點說的。所以“拙”在藝術風格的詞彙裡，不是個壞字眼兒。過去有些評論家們，甚至把“拙”提得比“巧”還要高些，如所謂“甯拙勿巧”等。

八大山人作品

八大山人作品

石濤作品

石濤作品

“拙＂的風格在古今的藝術作品中都可以看到，如石濤、八大等人的繪畫藝術，都是以“渾拙”“樸拙”“質拙”而見長的。近人潘天壽的花鳥、李可染的山水，乃至華君武的漫畫，也都是巧妙地繼承了傳統風格中的“拙”。這是“拙”＂的風格的新發展。齊白石大師的用筆和造型，都很講求用“拙”，他畫葡萄、牽牛、葫蘆等蔓生植物的葉子，隻用三兩筆直抹而成，根本不追求任何用筆上的“花招”和“巧勁”。在造型上他主張“似與不似之間”，所謂似與不似之間，也是用“拙”的意思。如白石畫的墨筆維雞，從造型上看，并不是惟妙惟肖的，甚至有點像不會畫畫的人畫的一樣。但小雞那種幼稚的神氣和軟的體質等特征，卻被表現得“活靈活現”。陳師曾用“貌似拙劣，其實精妙”的話來形容石濤的畫，現在用這話來形容齊白石的畫，也很确切。因為齊白石繪畫的造型和用筆也是“拙”化了的。

潘天壽有一幅畫，畫面上充滿着一種古拙凝重的趣味。那隻蛤蟆從造型上看，并不準确，但卻很有神氣。石頭的畫法也很樸實，用筆既不講究微細變化，造型也不追求小巧玲珑。這種“大圭不雕”的風格，正是石濤、八大乃至漢代石刻那種樸拙風格的繼承。

通過以上的例子，我們可以看出，在藝術上所謂“拙”，既不意味着技術的無能，也不意味着風格的低劣。應該說“拙”是一種藝術風格的美。如果從表現技法的角度上看，也可以把“拙”看成是巧的另一形式。藝術上的所謂“拙”，與通常所說的“拙劣”“笨拙”“陋拙”之拙，是毫不相幹的兩回事。

齊白石作品

齊白石作品

齊白石作品

齊白石作品

有人把藝術風格上的“拙”，說成是形式主義，或者看成是文人的偏愛，這都是不對的。我們知道形式主義的一個特征，往往隻考慮形式，而不管形式是被内容所決定的這一法則，甚至排斥了内容。在我國傳統藝術裡，“拙的形式并不與内容分離。關于“拙”的形式不能脫離内容這一重要問題，很早就有人提出了，五代荊浩就說過：“…凡描寫枝柯、花草、樓閣、舟車之類，用筆宜巧。山石、坡崖、蒼林老樹，用筆宜拙。雖巧，不離乎形，固拙，亦存乎質。”荊浩在這裡明确地指出用“拙”不能離開了事物的質（本質，内在精神），如果有人撇開内容來片面追求“拙”的趣味，那倒可以說是形式主繪義了。

說愛“拙”是文人們在美學上的一種偏見，這種說法的本身倒是一種不符合事實的偏見。隻要從實際出發，那你就會發現在許多民間藝術裡，“拙”的風格是普遍存在着的。這且不說具有濃厚樸拙風趣的古代陶瓷、磚瓦、石刻上的花紋，就是現在還在民間流傳着，并為廣大群衆喜愛着的各種民間年畫、剪紙、玩具、磚刻、木雕乃至皮影、木偶等藝術，也無不帶有“拙的趣味。

潘天壽作品

李可染作品

“拙”和“巧”雖然是兩個完全相反的概念，但在藝術創作和藝術作品，二者卻是既矛盾又統一地結合在一起。這就是人們常說的“巧拙互用”。巧”的作品，往往失之于小巧玲珑的小家氣，如果參之以“拙”，那麼就可取得“巧而不小（小家氣）”的效果。“拙”的作品，如果一味地用“拙”，恐怕也很難成為藝術。因此在“拙”的作品裡也必然結合着巧的成分。如上面說過的齊白石大師的凝重、渾拙的墨筆維雞裡的潑墨法，巧妙地表達出了小雞的毛茸茸的質感，誰又能說這不是巧呢？

在傳統藝術的風格裡，和拙相近有“古”“樸”“質”“渾”“重”等。這些概念與“拙”都有共同之點和密切關系。“樸”和“渾”都是指原始的沒經加工的狀态，這當然是“古”的了，自然是“拙”了。“質”和“妍”是相對的概念，也是指未雕琢的本來的面目，“重”和“深”“厚”“大”等概念，在藝術的術語裡很相近，“重”的對立面是“輕”，經常與“巧”結合，“重”自然與“拙”相近了。必須指出，謂“古”“樸”“質”“渾”也和“拙”一樣的隻是某家風格的一種形容，并不是也不可能是真正的原始狀态。“古”“樸”“質”“重”既然與“拙”有共同點和密切關系，因而它們常與“拙”結合起來，構成了“古拙”“樸拙”“質拙”“渾拙”“重拙”等複雜、多樣的藝術風格。

到底應如何理解“拙”呢？從書法上（包括繪畫的用筆）看，那就是所謂“生”；從繪畫上看，那就是所謂”不似之似”或“似與不似之間”的“不似”的一面。“生”，不是真正的生，是熟後的“生”，是用來防止“油”“滑”“庸俗”的生。這個“生”就是“拙”字的同義語。繪畫上的“不似之似”的“不似”一面，隻是一種手段，最後是要“似”的一一也就是“神似”。這裡所說的“不似”，在很多情況下正是這個“拙”字。

孫其峰作品

孫其峰作品

孫其峰作品

孫其峰作品

由此可見，在藝術創作上，人們不滿足于“熟”，“熟”了還返“生”；不滿足于“似”，“似”了還要“不似”；也不滿足于“巧”，在“巧”之外還要求“拙”。

我們對待作為藝術風格的“拙”，既不應像過去某些文人畫家、理論家那樣過分地偏袒它，甚至進一步把“巧”的風格貶得一文不值；也不應像有些人那樣不顧題材的需要與否，一味地追求“拙”的趣味；當然更不應該簡單粗暴地加以排斥和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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