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五四”前後中國知識分子關于東西文化的差異性、兩者的長短優劣以及文化出路等問題進行了曠日持久的大論戰。支持西方文化的知識分子認為隻有徹底批判以封建禮教為核心的傳統文化，完全接受以科學、民主為核心的西方文化才能實現舊中國的救亡圖存。支持傳統文化的知識分子則認為，東西方文化有着巨大差異，但這種差異并不意味着文化的高低，應當以繼承傳統禮教為主，在此基礎上吸收西方文化的合理因素。在當代中國，我們應當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對中西方文化進行科學分析和辯證看待，以服務于社會主義建設。

[關鍵詞]“五四”前後；五四運動；中西方文化論戰；中西方文明互鑒；中國傳統文化

“五四”前後發生的東西方文化大論戰，是近代以來中國圍繞中外文化問題進行的一場大讨論。其持續時間之長、争論範圍之廣表明我國向西方的學習不隻局限于科學技術層面，還擴展為了以科學、民主為核心的價值觀念層面。科學和民主從而成為“五四”以來新文化運動的主旋律。這場文化論戰不僅引發了人們對西方文化的關注和傳統文化的反思，而且為我黨制定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文化綱領提供了重要基礎，還為我們正确看待傳統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當代價值提供了有益啟示和重要借鑒。

發生于1915年至1917年間的有關東西文化差異的争論，拉開了“五四”前後文化大論戰的帷幕。表面看來東西文化之争是指以中國傳統文化和印度文化為代表的東方文化與歐美西方文化的比較，其核心則是主張繼承中國傳統文化的保守派與主張學習西方文化并徹底批判中國傳統文化的革新派之間的激烈争論（印度文化雖然有所涉及，但并非主流，論戰的焦點仍集中于對待中國傳統文化的态度上）。

1915年陳獨秀首先在《青年雜志》（次年改名為《新青年》）上發表了東西文化差異的觀點，主張批判傳統中國文化，接受西方先進文化。随後，杜亞泉（筆名伧父）從捍衛傳統文化的角度對此進行了反擊。從此，以杜亞泉為代表的東方文化派和以陳獨秀為代表的西方文化派便開始了曠日持久的大論戰。

以陳獨秀為首的西方文化派的主張是，東西方文化的差異表面上來看是文化的地域之分，實際上則是先進與落後之分。陳獨秀認為，西方文化已經進入到了“近代文明”時期，是先進文化；傳統中國文化和印度文化仍舊停留在“古代文明”時期，是落後文化。他還認為：“近代文明之特征，最足以變古之道，而使人心社會煥然一新者。”[1]在《東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異》一文中，陳獨秀還對東西方民族的差異性進行了概括，認為西方文化雖然強調個人利益（不像東方文化那樣主張禁欲主義），但在法治框架下可以使人安分守己，是“以小人始，以君子終”[2]。因此，他主張以“近代文明”（西方文化）取代“古代文明”（傳統中國和印度文化）。對此，胡适曾這樣總結：“東西文化差異是時間上的差異、空間上的一種程度差異，是發展速度的差異，是古今之别。

現在西方已進入近代，而東方的中國和印度依然停留在古代文明時代。”[3]對于東西方文化的差異，李大钊也作過深入分析：“東西文明有根本不同之點，即東洋文明主靜，西洋文明主動是也。……一為自然的，一為人為的；一為安息的，一為戰争的；一為消極的，一為積極的；一為藝術的，一為科學的；一為精神的，一為物質的。”[4]李大钊認為東西方文化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差距，根本原因在于東西方地理環境的不同以及民族風俗習慣的不同。對于文化的先進與否，李大钊贊同陳獨秀的觀點，也認為以科學、民主為核心的西方文化是先進的，以封建禮教為核心的東方文化是落後的，當時的舊中國應當批判傳統文化，推動社會的變革創新。

以杜亞泉為首的東方文化派認為，東西文化的差異并不意味着先進和落後之分，對于傳統文化不能批判而要繼承。1916年杜亞泉在《靜的文明與動的文明》一文中說：“蓋吾人意見，以為西洋文明與吾國固有之文明，乃性質之異，而非程度之差……西洋社會與吾國社會之差異，即由于西洋社會與吾國社會之差異。”[5]也就是說，杜亞泉認為東西方文化的差異隻是性質上的不同，并不意味着文明程度上的差異，即并不認同陳獨秀等人所主張的西方文化是先進的、傳統中國文化是落後的觀點。

而且，杜亞泉還認為中國傳統文化與華夏民族所處的地理環境和曆史發展過程相契合，更加适合于中國社會；而西方文化生長于截然不同的另一種環境，有着完全不一樣的曆史發展進程，未必适用于中國社會。在杜亞泉看來，“文明是社會的生産物。社會文明的發生，就像草木在土地上發芽，草木的種類因土地的性質不同而有所區别。就像這樣，西洋文明和吾國文明存在差異，是由于西洋和吾國社會以及曆史的不同而引起的”[5]。杜亞泉還指出，西方文化本身存在着崇尚競争對抗的特色，西方社會也不如傳統中國社會那樣和諧，“西洋社會，由多數異民族混合而成。……因此，始終存在着民族間的對抗和戰争；吾國民族，雖非純一，言語風俗亦不相同，然發膚狀貌大都相類，不至如歐洲民族間歧異之甚，故相習之久，亦複同化，沒有發生西方那種民族間的紛争”[5]。

在《迷亂之現代人心》一文中，杜亞泉更是說，西方文化由于邦國衆多，民族差異大，因此其文化是片段的，曆史是不完整的；相反，中國文化是值得繼承的曆經數千年的完整文明。同一時期，錢智修、梁漱溟、梁啟超、陳嘉異、章士钊等人也表達了和杜亞泉相似的觀點，認為西方文化不适合于中國環境，反而會對傳統文化造成破壞。

綜上所述，“五四”前後中國知識分子關于東西方文化差異的争論，系統總結了東西方文化的差異及其産生原因，對兩種文化的先進與否作了初步論證。從文化差異的分析入手，西方文化派認為這種文化差異體現的正是西方文化與傳統封建文化的先進與落後之别；東方文化派則認為這種差異正好體現了東西方文化各自具有的獨特屬性，西方文化未必适應中國社會。這一時期，雙方論戰在社會上産生了廣泛影響，為人們正确看待東西方文化的長短優劣提供了基礎，也為随後的進一步深入論争埋下了伏筆。

發生于1917年至1919年間的第二次文化論戰的主題是新舊文化的關系之争。其中支持西方文化的知識分子主張“破舊立新”（因為傳統文化是古代文明，是舊文化；西方文化是近代文明，是新文化），而支持東方文化的知識分子則主張“新舊調和”。

支持西方文化的知識分子主張“破舊立新”或“棄舊圖新”。陳獨秀強烈反對“新舊調和”的主張，在他看來，“新舊調和隻可說是由人類惰性上自然發生的一種不幸的現象，不可說是社會進化上一種應該如此的道理”[6]，要想接受西方的科學和民主，對于傳統文化就隻能予以堅決批判。汪淑潛也認為，新舊兩種文化的性質完全不同，根本沒有調和的餘地，那種主張兩者調和的思想是荒謬的。

他甚至認為新舊兩種文化水火不容，“所謂新者無他，即外來之西洋文化也；所謂舊者無他，即中國固有之文化也如是……舊者不根本打破，則新者絕對不能發生……新舊之不能相容，更甚于水火冰炭之不能相入也”[7]。李大钊是較早接觸并接受馬克思列甯主義的思想家（當時，産生于德國的馬克思主義被視為西方文化之一種），他在1919年《物質變動與道德變動》一文中用唯物主義觀點對新舊文化進行了深刻剖析，并指出，“新道德就是随着物質的變動而有變動的……宇宙進化的大路……隻有開新，沒有複舊；有時舊的毀滅，新的再興。這隻是重生，隻是再造，也斷斷不能說是複舊。

物質上、道德上，均沒有複舊的道理”[8]。在李大钊看來，文化或思想是随着物質生産的發展而進步的，經濟基礎是文化等上層建築發生改變的根本原因。由于傳統文化的經濟基礎是非常落後的小農經濟，因此傳統文化必然比産生于工業文明的西方文化落後，隻有破除傳統舊文化、接受西方新文化，才能實現舊中國的救亡圖存。對于文化保守論者一直強調的聖賢之說，李大钊這樣評判：“一代聖賢的經訓格言，斷斷不是萬世不變的法則。什麼聖道，什麼王法，什麼綱常，什麼名教，都可以随着生活的變動、社會的要求，而有所變革，且是必然的變革。……拿陳死人的經訓抗拒活人類之社會的本能，是絕對不可能的事。”[8]李大钊運用唯物主義一般原理，對東西方文化進行了深入分析，提出了比較科學的觀點，代表了當時論戰的最高水平。

支持東方文化的知識分子主張“新舊調和”。1919年，杜亞泉在《新舊思想折衷》一文中提出：“蓋新舊二字，本從時間之觀念發生，其間自含有時代關系……然以時代關系言之……吾人今日之所論者，則又為現時代新舊思想之折衷。”[9]在他看來，文化的新舊概念并非一成不變，不同的曆史發展階段或特定曆史事件的發生對于文化新舊或先進與否的影響各不相同，絕對不能簡單地将西方文化等同于“新”，而将中國傳統文化等同于“舊”。

何況，由于當時經濟危機的産生以及世界大戰的産生，也暴露了西方文化的一些缺陷，所以不能将新舊文化與中西文化差異簡單等同起來，因此正确的做法應當是“新舊調和”，而不是一味“破舊立新”。蔣夢麟在1919年《新舊與調和》一文中對杜亞泉的思想表示贊同，并認為新舊調和代表了文化發展的大趨勢，新舊文化間的激烈沖突和相互否定不是主流。章士钊在《新時代之青年》一文中支持新舊調和的思想，他指出，“世間萬物，不論進化到任何階段，都是新舊雜糅的，新舊之間并不存在本質的差異。新中有舊，舊中有新，即新即舊，不可端倪”[10]。

在章士钊看來，新舊時代或新舊文化不能截然分開，因為新舊的轉換或變化是一個過程，沒有清晰的界限。宇宙萬物都是這樣，新舊交替都呈現出一種漸進的過程，斷然沒有新舊截然不同的道理，因此他聲稱“調和者，社會進化至精之義也”[10]。東方文化派成員對于東西文化關系的看法基本一緻，都贊成“新舊調和”。在他們看來，沒有舊文化（舊時代），就絕不可能有新文化（新時代）；如果一個民族不善于“保舊”，就一定做不到“迎新”。因此，對于當時的舊中國來說，隻能在保舊（繼承傳統文化）的基礎上進行逐漸改善，以做到新舊文化的逐步調和與不斷完善。

綜上所述，經過第一階段的論戰之後，西方文化相對于傳統封建文化的先進性基本上得到了公認，由此在傳統文化土壤裡成長起來的中國社會如何學習西方文化成為雙方争論的焦點。支持西方文化者認為必須要徹底批判傳統文化，而文化保守者則主張新舊（中西）文化的調和，以圖在傳統文化的土壤裡嫁接西方文化。西方文化派秉承的核心觀點是新勝于舊，必須徹底革除舊文化，才能将新文化生發出來。東方文化派的核心觀點是西方文化（由于西方資本主義社會暴露出一些問題）并非一定是新的、先進的文化，而且任何一個社會的新舊變革都是一個逐步推進的過程，絕不存在完全擯棄舊文化而破舊立新，因此新舊文化的調和就是一種最合理的方式。這為東西文化關系的論戰開啟了民智，也為後期有識之士探索近代中國的出路提供了有益借鑒和重要啟示。

發生于1919年至1921年間的文化論戰較之前影響更大。1919年爆發的五四運動空前地激發起知識分子探索舊中國救亡圖存道路的熱情，論戰雙方的焦點由此轉移到未來中國的道路究竟要怎麼走的問題。從文化角度來說，就是如何找到服務于救亡圖存大業的文化出路問題。

支持西方文化（包括馬克思主義）的知識分子認為，利用西方文化之精華代替傳統文化是拯救中國的唯一出路。陳獨秀說：“無論政治、學術、道德、文章，西洋的法子和中國的法子，絕對是兩樣，斷斷不可調和遷就的。……若是決計革新，一切都應該采用西洋的新法子，不必拿什麼國粹，什麼國情的鬼話來搗亂。”[11]常燕生在1920年的《東方文明與西方文明》一文中也說，“就是我們大家要曉得世界上隻有古代文明和近世文明，沒有東方文明和西方文明的區别”[12]。

在西方文化派諸多學者看來，西方文化是先進的、發達的、科學的、民主的，固然也有其自身弊端，但這些弊端的克服有待于時日，絕不是回到傳統中國文化的陳舊窠臼裡面去。因此對于當時中國的出路來說，隻有革舊立新才能實現救亡圖存。這一時期，開始接觸并學習馬克思主義的瞿秋白明确指出：“二十世紀以來，物質文明發展到百病叢生。‘文明問題’就已經不單在書本子上讨論，而且有無産階級的社會主義運動實際上來求解決了。”[13] 570因此，對于中國的出路來說，“颠覆宗法社會、封建制度、世界的資本主義，以完成世界革命的偉業；如此，方是行向新文化的道路”[13] 564。

在瞿秋白看來，不僅要用西方的馬克思主義文化來革除傳統中國的封建舊文化，而且還要進一步革除西方資本主義文化，這才是新文化的出路，才能完成世界革命的偉業。這時李大钊在俄國“十月革命”之後進一步接受了馬克思主義，他在《庶民的勝利》《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法俄革命之比較觀》等文章中大力宣傳俄國十月革命的成功，并認為當時的中國應當借鑒俄國的經驗，走一條既不同于傳統封建社會也不同于歐美資本主義的“全新的道路”。這表明，在東西方文化的論戰過程中，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得到了弘揚，引起了越來越多有識之士的關注。事實也證明，在陳獨秀、李大钊、瞿秋白等人的推動下，“五四”之後馬克思主義在近代中國的影響越來越大，這為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并促使近代中國走社會主義道路奠定了重要基礎。

支持東方文化的知識分子主張在繼承傳統文化的基礎上學習西方文化的長處。這實際上仍舊是“新舊調和”論的思想，隻不過其更加強調以傳統文化為主體來學習或統攝西方文化。杜亞泉一直主張，“中國文化的出路在于一面統整吾國固有文明之長。西洋之斷片的文明如滿地散錢，以吾國固有文明為繩索，一以貫之”[14]，他相信，“今後果能融合西洋思想以統整世界之文明，則非特吾人之自身得賴以救濟，全世界之救濟亦在于是”[14]。這基本上代表了東方文化派的觀點，即中國傳統文化固然有缺陷，但是隻要加以改善（通過吸收西方文化的優點），就能夠成為拯救中國乃至世界的救世良方。梁啟超的觀點與此類似。

他在1920年《歐遊心影錄》一文中指出，“首先要人尊重愛護的卻是中國封建禮教傳統文化；其次是兼用那西洋人研究學問的方法，來研究中國文化；再次拿西洋的文明來擴充吾國文明，拿我國文明去補助西洋文明”[13] 373-374。作為一個曾經到歐洲考察過的知識分子來說，梁啟超認為中國傳統文化有其獨有的優勢，因此首先要繼承封建禮教傳統文化，然後吸取西方文化的長處來完善中國傳統文化，最後以完善後的中國傳統文化來“補助西洋文明”。

錢智修也認為，東西方文化各有所長，不能一味吹捧西方文化，甚至為了學習西方文化而全面廢除本國文化（甚至廢除漢字），這肯定是不妥當的，正如他所說，“又其甚者，則欲廢本國文字而用英語或世界語，以為可殲除舊學之根株，容納世界之新學，是不惟吾國舊學不能因其與歐、美世系不同，遽科以族滅之刑，即以容納新學論，亦未為得當”[13] 53-54。陳嘉異則認為東方文化能夠融合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這是西方文化所不能比拟的。

綜上可見，關于文化出路之争直接關系到中國的出路問題，因此論戰雙方争論得更為激烈，論述也更為深入。支持中國傳統文化的知識分子認為，傳統禮教固然有其弊端，但與中國社會更為契合，而且相對于日益暴露出缺陷的西方文化來說也有其自身優勢，因此應當以傳統文化的繼承和完善為主，以西方文化的借鑒為輔。支持西方文化的知識分子認為，傳統文化已經是落後的腐朽的文化，根本不足以拯救時局，隻有徹底轉向西方文化才是唯一出路。這一時期，李大钊、瞿秋白等知識分子已經逐步意識到，學習馬克思主義（及俄國十月革命經驗），走社會主義道路才是唯一正确的方向。

回顧“五四”前後的三次文化大論戰，我們可以看到，當時争論的東西文化差異性、東西文化的應然關系、中國文化的出路等問題，在當今中國仍然在一定範圍内存在。改革開放40年多後的今天，社會上仍然存在着如何看待傳統文化與西方文化的問題，文化保守主義和激進主義的争論仍然存在。因此，一個世紀前的東西文化大論戰對于當今中國仍然有着重要的借鑒或啟示意義。

如何看待傳統文化和西方文化（當今中國的“西方文化”概念主要指歐美國家的價值觀，而不是如“五四”期間也包括馬克思主義），這涉及到指導思想問題，當代中國，我們必須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辯證看待中西方文化。“五四”時期大論戰的重要成果之一，就是擴大了馬克思主義的社會影響。在陳獨秀、李大钊、瞿秋白等老一輩革命者的推動下，馬克思主義在東西文化大論戰中逐漸體現出自身的特色和優勢，在社會上産生了日益廣泛的深刻影響，從而為近代中國最終選擇走社會主義道路奠定了理論基礎。

時至今日，馬克思主義已經成為當今中國的主流意識形态，因此在如何看待中國傳統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問題上，我們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思想。隻有這樣，才能保證讓我們的立場正确，才能客觀看待和正确評價東西文化的差異性，相互借鑒、取長補短以服務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

就中國傳統文化而言，我們要采取揚棄的繼承态度，即繼承和發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并促進其實現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對于傳統文化中不适宜時代的部分則要堅決擯棄。說：“在5000多年文明發展中孕育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積澱着中華民族最深層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華民族獨特的精神标識。”[15]因此在當代中國，繼承和發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實現民族複興的應有之義。對于傳統文化中所包含的合理因素，“五四”期間的陳獨秀、李大钊也有清醒認識，他們激烈反對的焦點是“吃人的封建禮教”。李大钊曾這樣說：“孔子于生存時代之社會，确足為其社會之中樞，确足為時代之聖哲，其說亦确足以代表其社會其時代之道德。

……故餘之掊擊孔子，非掊擊孔子之本身，乃掊擊為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權威也，非掊擊孔子，乃掊擊專制政治之靈魂也。”[16]看起來李大钊是在批判孔子，但實際上批判的并不是孔子本人，而是曆代封建帝王将孔子視為維護統治的不可置疑的權威偶像，抨擊的是封建專制的政治靈魂。

因此，當代中國對于傳統文化的态度，應當是取其精華、去其糟粕，這也正如陳獨秀所說：“人們如果定要尊孔，也應該在孔子不言神怪的方面加以發揮，不可再提倡阻害人權民主運動，助長官僚氣焰的禮教了！”[17]在如何看待傳統文化态度上，我們應當反對文化保守主義。“五四”期間東方文化派的一些觀點确有一定合理性，但是一味維護傳統文化和封建禮教，就隻能陷入阻礙曆史前進的守舊窠臼。杜亞泉、梁啟超等人對于東西文化的比較及其優劣長短的分析并非沒有道理，但出于封建保守的意圖，不敢接受新思想、隻想維護傳統封建禮教的做法卻是違背時代發展趨勢的。

唯物史觀告訴我們，人類社會的曆史不可能永遠停留在封建時代，經濟基礎的變化必然引起文化和制度的變化，抱殘守舊就隻能遭到曆史的遺棄（“五四”以來的曆史發展也證明了這一點）。這也是陳獨秀、李大钊等人激烈反對傳統文化的重要原因，因為守舊就無法創新，就會拒絕科學、民主等先進理念的傳播，就會拒絕倡導激烈革命的馬克思主義，中國革命就無法進行。對于當代中國來說，就是要擯棄封建禮教等糟粕内容，在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下既不簡單複古也不盲目排外，而是在吸收中外文明成果的基礎上，實現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換和創新性發展。

就西方文化而言，我們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進行辯證看待。對于西方文化的先進元素（如科學、民主等）我們需要學習借鑒，對于西方文化中的消極元素（如與中國傳統文化截然不同的個人主義、功利主義等）我們需要批判性看待。而且在文化的相互學習過程中，我們要把握好度。如果說100年前，我們需要大力學習西方的先進科學技術和民主思想；那麼100年後，已經實現科學和民主的當代中國則在學習西方文化的同時，也要警惕其不适合我國國情的價值理念的輸入。

由于中西方文化有着巨大差異（這一點李大钊、杜亞泉等人都有着深刻認識），因此在學習借鑒西方文化的過程中，一定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并結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實際來看待。隻有那些能夠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能夠促進社會主義事業發展的元素才能加以學習和利用；那些隻适合西方國家而不适合我國實際的元素，以及西方文化本身具有的消極因素，則隻能将其作為借鑒和批判的對象。至于當代歐美國家刻意宣傳的帶有明顯意識形态偏見的價值觀與理念，我們則要堅決加以抵制。

綜上所述，“五四”期間的文化大論戰時至今日仍舊有着重要啟示意義。東西方文化的巨大差異是客觀存在的，因此在當代中國如何正确看待東西方文化是關系到民族複興的大事。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結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實際，在繼承、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同時實現其創造性轉換和創新性發展，對于西方文化我們既要學習其科學、民主等先進思想，也要警惕其不适合中國國情的價值理念。隻有這樣，我們才能做到堅持正确的思想導向，吸收古今中外一切先進文明成果，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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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伧父.迷亂之現代人心[J].東方雜志，1918,(15).

[15] .在慶祝中國共産黨成立95周年大會上的講話[N].人民日報,2016-07-02.

[16] 李大钊.李大钊文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17] 任建樹.陳獨秀著作選：第3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原文引用：徐绮蔚，張傳有.“五四”前後東西文化論戰及其當代啟示,2022,（05）：14-20

來源：《決策與信息》2022年第05期

作者：徐绮蔚（2001-），女，湖北蕲春人，貴州師範大學曆史與政治學院學生；張傳有（1947-），男，浙江鄞州人，武漢大學哲學學院教授，主要從事哲學研究。

責編：李利林，朱苗苗、編輯：鄧汝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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