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楚人酓達（熊通）僭越稱王之後，設立郢都。依據傳世文獻，人們普遍認為凡帶“郢”字的城邑，都是楚都，如鄢郢、陳郢、壽郢等。然而，自《楚居》問世以來，人們突然發現楚國的郢城多達十餘處，以其楚國的實力，這些郢城不可能都是楚都。一時之間，人們議論紛紛，一方面這些郢城的性質到底是什麼？另一方面它們究竟在哪裡？今天就來揭曉這一謎題。由于篇幅較長，分上、下兩篇。

《楚居》局部

《楚居》析文：

至武王酓達自宵徙居大，焉始稱王，祭祀緻福。衆不容于大，乃渭疆浧之波而宇人，焉抵今曰郢。至文王自疆郢徙居湫郢，湫郢徙居樊郢，樊郢徙居為郢，為郢複徙居大郢，焉改名之曰福丘。至堵敖自福丘徙襲若郢，至成王自若郢徙襲湫郢，湫郢徙襲為郢，徙居睽郢，至穆王自睽郢徙襲為郢，至莊王徙襲樊郢，樊郢徙居同宮之北。若敖起禍，焉徙居蒸之野，蒸之野徙居鄢，鄢徙襲為郢，至龔王、康王、嗣子王皆居為郢。至靈王自為郢徙居秦溪之上，以為處于章華之台。

景平王即位，猶居秦溪之上。至昭王自秦溪之上徙居美郢，美郢徙居鄂郢，鄂郢徙襲為郢。阖廬入郢，焉複徙居秦溪之上，秦溪之上複徙襲美郢。至獻惠王自美郢徙襲為郢。白公起禍，焉徙襲湫郢，改為之，焉曰肥遺，以為處于酉澫，酉澫徙居鄢郢，鄢郢徙居司籲。王太子以邦複于湫郢，王自司籲徙蔡，王太子自湫郢徙居疆郢。王自蔡複鄢。柬大王自疆郢徙居藍郢，藍郢徙居朋郢，朋郢複于䣜。王太子以邦居朋郢，以為處于垪郢。至悼折王猶居朋郢。中謝起禍，焉徙襲肥遺。邦大瘠，焉徙居鄩郢。（以上節錄）

《楚世家》：“子文王熊赀立，始都郢。”始都郢，即始以郢為都，“始”還指即位不久，時間在公元前689年。《十二諸侯年表》亦載：“楚文王赀元年，始都郢。”《世本·居篇》曰：“楚鬻熊居丹陽，武王徙郢。”文王“都郢”與武王“徙郢”并不矛盾，因為在武王時期郢尚未成為楚都，楚都是“宵”。然而，打開《楚居》，撲面而來的諸郢讓人眼花缭亂，莫衷一是。要想明白其中之意，必須先弄清楚“都”“郢”“郢城”三者之間的關系。

楚都與郢的區别

其一，概念不同。

從時間上來看，在郢未出現之前，就有楚都，楚都是楚子熊繹建國的産物，始于西周早期。而郢是楚武王稱王的産物，自春秋起始，郢才成為了楚王城，并有可能成為楚都。

其二，内涵不同。

都與郢的要素構成差異較大。

《左傳·莊公二十八年》：“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神主）曰都，無曰邑。邑曰築，都曰城。”《說文解字》：“都，有先君之舊宗廟曰都。”《釋名·釋州國》：“國城曰都，都者國君所居，人所都會也。”杜預《春秋釋例》：“大曰都，小曰邑。雖小而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尊其所居而大之也。”故《考工記》匠人營國（修建國都），要“左祖右社”。據此，我們對“都”可以理解為應具備以下三個要素：

（一）要有宗廟社稷，裡面供奉着先君的牌位；

（二）要為國君所居；

（三）規模建制要足夠大，有的雖然不夠大，但有先君之主的邑，也可以成為都。

其三，後人對郢、楚都認識上存在的誤區。

郢，《說文》釋作“故楚都，在南郡江陵北十裡”。南郡，秦置。江陵，即江陵城，今荊州古城。我認為這一釋讀是錯誤的，既有郢字本義上的不确切，也有位置上的錯誤。

《說文解字注》：“郢者，程字之假借也。”此注從《孟子》而來。《孟子·離婁章句下》：“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然而《帝王世紀》卻雲：“文王居程，徙都豐。”《後漢·郡國志》：洛陽有上程聚。《注》古程國，重黎之後，伯休甫之國名。周宣王時，程伯休父入為大司馬，封于程，後遂為氏，與司馬氏同。可見周文王生于畢程，而非畢郢，假借之說亦不确。

郢，實為楚人所創，因處疆浧之濱，“浧”字去水添邑，始為“郢”。郢，本義楚王城。在國家體系中郢在□（上宀下或）之上，是國家最高級别的城市，具有一定的規模。在楚人語境中，單字“郢”，即指楚都，這在出土的竹簡文書中已被證明。在傳世文獻《左傳》和《史記》中，單字“郢”，也是指楚都，《史記》亦作郢都。（《史記·貨殖列傳》：江陵故郢都）

《左傳·桓公十一年》載：“君次于郊郢，以禦四邑。”杜預注：“郊郢，楚地。”楊伯峻《春秋左傳注》：“郊郢，當即今湖北省鐘祥縣郢州故城。”黃錫全先生《楚武王“郢”都初探》認為：“‘疆郢‘就是‘郊郢’。‘疆’字書作‘郊’，是二字讀音相近的原因。”童書業《春秋左傳研究》之“春秋初楚都”内雲：“郊郢或指郢都郊外之地，則似武王時楚都已在漢水中遊一帶。”

以上諸說均把郊郢作為一個實體的存在，其實非也。事件的經過是隕人聯合随、絞、州、蓼四國将要伐楚，鬥廉向屈瑕建議，讓莫敖駐紮在郊郢，以保衛“郢”。君，代指莫敖。次，駐紮。

魯桓公十一年，即公元前701年，楚武王四十年。武王于公元前704年稱王立郢，楚并無郊郢，此郊郢初以為系左氏筆誤，反複斟酌并非如此，“郊郢”與“四邑”實為詞語倒置。四邑，不是指四個邑，而是邑之四面，此邑即郢。郊郢，也不是指一座城，而是郢之郊。郢之郊也有四方，正與邑之四面相合。

郢與都既有聯系，又有區别。郢隻有具備了以上“三個要素”，才能成為都；但凡都必郢。（按：春秋楚文王之後）

“國之大事，在祀在戎。”遷都是大事，社稷宗廟都要考慮周全。從《楚居》來看文王時期有“疆郢（大郢、福丘）、湫郢、樊郢、為郢”，如果把這些“郢”都看做楚都的話，文王焉何把祖宗的神主搬來搬去？文王在位13年，有四次遷郢，平均3年一次。楚昭王在位27年，有五次遷郢，平均5年一次。他們如此頻繁，這是何苦呢？這些疑問，有了以上說明都可以徹底冰釋了，文王時唯有疆郢（大郢、福丘）是楚都，昭王時福丘被吳人所毀，隻好遷郢于邦，以湫郢代行都事。

故此，《說文》将“郢”釋作“故楚都”是不确切的。《楚居》：“至武王酓達自宵徙居大”。大，即郢。楚武王時，宵才是楚都，郢并不是楚都。隻有到楚文王時，郢才成為了楚都。“在南郡江陵北十裡”，顯然是指楚惠王所建的“疆郢（紀南城）”，而非武王和文王時的“疆郢（福丘）”，二者不在同一位置上。

其四，楚都與郢數量不同。

自從楚子熊繹建國，直至楚國滅亡，楚都共有7個，即：夷屯、發漸、宵、福丘、疆郢、陳郢、壽郢。其中是郢的隻有4個：福丘、疆郢、陳郢、壽郢。另外，湫郢曾經以“邦”短暫代行楚都。邦則有三個：湫郢、朋郢和钜陽。（按：楚國東周時期的政體是“都邦制”，即一都一邦，下篇具體講。）

《史記·六國年表》：楚考烈王十年（公元前253），“徙于钜陽”；二十二年（公元前241）“王東徙壽春（今壽縣），命曰郢。”考烈王“徙于钜陽”，沒有說徙都钜陽，可見钜陽不是楚都。

郢與郢城的區别

郢，即楚都；郢城，指楚王城。楚武王時期隻立一郢，所以在楚人心中單稱“郢”即指楚都，《左傳》亦從。對此，前文已有明述。

楚文王即位後，将郢更名為疆郢，又更名為大郢，後更名為福丘，實際反映了楚國在郢城建置中的命名規制問題，足見楚文王對楚都的重視。從《楚居》來看，文王所居隻有四郢：疆郢、湫郢、樊郢、為郢。然其在位時并不是隻立四郢，還立了“若郢”。《楚居》“至堵敖自福丘徙襲若郢”，堵敖在位時間很短，從“徙襲”二字判斷，其不可能城郢，若郢當為文王所立。

還有一個現象值得注意，楚國除了上文提及的幾個郢城外，還有睽郢、鄀郢、藍郢、美郢等，在《左傳》中所有的郢城都沒有提及，顯然魯人不承認這些郢城為“都”的地位。而在《史記》中，司馬遷除了記有“鄢郢”外，同樣沒有提及其他郢城。《楚世家》載“（昭王時）楚恐，去郢，北徙都鄀”，司馬遷的記載是客觀的，他說“北徙都鄀”，而沒有說“北徙都鄢”，一方面說明鄢郢不是楚都，另一方面他也告訴我們楚都遷到“鄀”去了。至于其他郢城，司馬遷同樣不承認它們為楚都。

總而言之，楚都與郢都是個屬概念和種概念的關系。楚武王之前的楚都是不能稱謂郢都的，這是其一。其二，所有的郢城都是楚王城，但唯有春秋時的福丘（疆郢、大郢）、戰國時的疆郢、陳郢、壽郢，才是楚國的郢都。

關于楚國郢城的建置，主要遵循以下原則：

（一）沿漢水、丹水而設。郢城均設置在漢水、丹水沿線。（按：若無特殊說明，文中所言漢水，皆指自丹江口至漢口段）。

（二）濱水而建。郢城都建有水門，引水入城，且與漢水、丹水貫通，形成南北水上交通大通道。每個郢城都建有陸上和水上兩條交通體系，并延伸到子城（列城）。

（三）所有的郢城均不出漢水、丹水流域，形成楚國版圖上的郢城集聚帶。在郢城之間設有關隘，圍繞着郢城還建有列城（敔）。

（四）郢城的命名多以所在地而名，如樊郢、鄢郢、為郢等；也有以地理屬性命名得，如朋郢（垪郢）等。除了湫郢之外，絕少以水名郢，。

（五）以福丘、疆郢（均在荊州）為楚都，系楚國先王宗廟神主所在地，是國家的象征。

（六）楚國稱王之後，國家實行“都邦制”，即一都一邦。在緊急危難之時，可以邦代都。邦由楚王指定。如楚昭王、惠王時，以湫郢為邦；柬大王時，以朋郢為邦；悼王時，以肥遺（湫郢）為邦；楚幽王時，以钜陽為邦。

（七）郢城随楚王居住而成為楚國的行政中樞。楚王不得随意城郢，故後世諸王多築宮室，每一郢城均在附近建有王宮。

以上七條是我在研究楚史的過程中所作的一個大概總結，真實的情況遠比這些要複雜得多。

注：為了閱讀順暢，參考文獻具略。預報：下篇講——楚國諸郢的性質、規模、地理位置等。

作者簡介：

景廣海，男，1965年5月出生，筆名溪河子，山東省鄒平市人。先秦姓氏名學愛好者，著有《景氏源起與楚史若幹問題考辨》中國書籍出版社 2019。《老子其人與宋國曆史若幹問題考辨》著作權登記号：魯作登字2022—A—00769184

景廣海著，中國書籍出版社，2019年12月

本書主要看點：

1、首次揭示先秦“姓氏學”根本要義，提出“分族命氏”原則及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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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首次揭示了楚君的遷徙路線圖：夷屯（酓繹）——發漸（酓巨）——若（酓義）——宵（酓達）——福丘、疆郢（文王）——陳郢（頃襄王）——壽郢（考烈王）。

11、首次揭示楚先的源起之謎（三楚先）。對楚先“得姓（嬭）”“得氏（酓）”問題，以及“楚先人的遷徙路線”提出了新看法。

12、首次破解在傳世文獻中，楚王為何被稱“熊”氏之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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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首次破解《楚居》中隈山、穴窮、發漸、喬多、旁屽、宵、夷屯......等罕見地名及其地理位置。

15、首次破解《楚居》中疆郢、為郢、樊郢、若郢、鄢郢、湫郢........等十餘座郢城的地理位置，對于暫無證據的提出刍論。

16、首次提出宜昌市博物館藏的“秦王卑命鐘”與信陽長台關楚墓出土編鐘中“有銘、最大的那枚”原為一套，并對銘文進行了釋讀。

17、首次發現在青銅器銘文中有“左右合文”的情況（《大市銅量》）。

18、首次論證《大招》為景差所作，并提出《哀郢》《九辯》亦為景差所作的觀點。

19、首次論證了錢穆宗師關于春申君黃歇是“芈姓黃氏”，而非“嬴姓黃氏”的觀點（錢氏提出而沒有證明），同時否定了他關于“楚莊王即頃襄王”的看法。提出了“楚宣王”即“楚莊宣王”的新發現。

20、首次論證“春申君故裡”在常德。

21、首次提出“春申□的猜想”這一命題。

22、首次破解春申君黃歇家族覆亡之惑（黃歇之後還有一代春申君）。

23、首次系統地考證了戰國景氏家族人物，對他們的“身世、爵位、官秩、作為”等進行了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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