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模仿說原本是古希臘蘇格拉底的美學主張，不過，在伊麗莎白·普萊特約翰看來，19世紀英格蘭藝術的蓬勃發展，同樣離不開對古典藝術的模仿與創新。南非前總統曼德拉是一位極具傳奇性的人物，他的一生波瀾壯闊，他為南非所做的貢獻為人所稱頌，卻也引發了不少質疑。一個人的是非功過也許很難說清，但他在獄中27年所寫下的一封封信，也許可以讓我們能夠從最為直接的材料中，走進這位傳奇人物的心靈世界。

亞美尼亞人是歐洲南高加索地區的古老民族，他們所創造的曆史和藝術為人所驚歎，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所編輯出版的《亞美尼亞：中世紀的藝術、宗教和貿易》展覽目錄中，也許我們可以看到最為豐富的藏品和亞美尼亞曾經創下的輝煌奇迹。當然，我們也可以閱讀一下小說，出生在列甯格勒

（現彼得堡）

猶太家庭的加裡·施特恩加特，七歲移居美國，獨特的生活經曆造就了他獨特的創作視角，曾被英國雜志評選為美國最傑出的青年小說家的施特恩加特，這次為我們帶來了一個絕對美國的故事——當然，故事的主人公，對于美國來說，依然不過隻是個遊客。

模仿帶來藝術的創新？

19世紀，随着博物館的興起，特别是1824年倫敦國家美術館的成立，以及大量藝術複制品出版物的普及，在維多利亞時代的英格蘭，古典藝術變得前所未有的易于接近。受桑德羅·波提切利、揚·範艾克、疊戈·維爾·茨奎茲等人作品的啟發，英國藝術家們通過大量的模仿，以及創造性模仿的過程，将當代藝術提高到了一個全新的高度。

伊麗莎白·普萊特約翰分析了批評家、策展人和學者對昔日藝術大師的解讀，認為維多利亞時代的藝術家在忠于模仿古典藝術大師創作時，最具獨創性，這是一個自相矛盾的說法。《現代畫家與早期繪畫大師》這本書涵蓋了從拉斐爾前派到維多利亞早期的現代主義藝術的脈絡，追溯了但丁·加布裡埃爾·羅塞蒂、愛德華·伯恩·瓊斯和威廉·奧本等藝術家從古典藝術中汲取精華，并由此創作出19世紀後期最為偉大藝術的方式。

這本書以福特·馬多克斯·布朗

(Ford Madox Brown)

創作于1852-1855年間的《最後的英格蘭》

(The Last of England)

開篇。這幅畫描繪的是一對夫婦乘坐擁擠的船隻，離開英國前往澳大利亞。這樣的遠行在畫家生活的時代是常見的，自1820年以來，有超過一千萬的英國人前往殖民地和美國，這幅畫是布朗在英格蘭創作的最後一幅畫作，也是他的代表作品，并因此奠定了他作為拉斐爾前派代表人物的地位。

福特·馬多克斯·布朗的畫作《最後的英格蘭》

在這幅畫作中，他選擇刻畫的角度是極為巧妙的，甚至還頗為尖銳，如同現代社會的調色闆：整幅畫作之中，船隻的欄杆上挂着紫色和綠色的卷心菜，畫面的中心位置則是明亮的玫瑰色和一抹淡紫色——一頂被風吹開的絲綢帽子，以及被隐藏在衣服和手指之後的嬰兒。緊繃的構圖被壓縮進一個近乎圓形的框架之中，船隻在波濤洶湧的大海中颠簸的場景為這種并不穩定的選擇提供了某種暗喻式的解釋。畫面中的兩個人物，正是以布朗和他的妻子艾瑪為原型，他們的服裝表明，他們的家庭屬于中産階級。當然，他本人曾經表示，這一畫作“沒有參照任何時代和任何國家的藝術，我想使這一場景被表現得如它将要出現的那樣” 。

《現代畫家與早期繪畫大師：從拉斐爾前派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模仿藝術》（Modern Painters, Old Masters: The Art of Imitation from the Pre-Raphaelites to the First World War），作者：伊麗莎白·普萊特約翰（Elizabeth Prettejohn），耶魯大學出版社2017年6月

曼德拉和一個男人的英雄主義

2018年是南非前總統納爾遜·曼德拉誕辰一百周年，顯然，他是二十世紀最具有啟發性的曆史人物。1990年從監獄獲釋後，曼德拉在一次演講中描述了南非反種族隔離鬥争的勝利，他為領導這場鬥争付出了一切。“我們站在地上，而不是跪在地上，赢得了和平，”他自豪地宣稱。

1943年納爾遜·曼德拉加入主張非暴力鬥争的非洲國民大會

（簡稱非國大）

，1960年南非政府宣布這一組織為非法組織，數周後，南非軍警在夏普維爾向正在進行示威遊行的五千名抗議示威者射擊，慘案共殺死了約70位抗議者。為此，他聯合成立了非國大軍事組織“民族之矛”

（Umkhonto we Sizwe）

，并避免以人為目标。1962年，他秘密訪問了幾個獨立的非洲國家并前往英國倫敦，尋求反對種族隔離的支持和資金。回國後不久，他就被捕了，當時的政治對手以“煽動”罪和“非法越境”罪判處曼德拉5年監禁。第二年，他再次被起訴，這次的罪名是“企圖以暴力推翻政府”。1964年，曼德拉45歲，被判終身監禁，當時的情況非常嚴峻，很多人都認為他會被判處死刑。在那些日子裡，很少有人能自信地預測到，在南非，反對種族主義的鬥争将會在一個黑人的領導下，以他引以為豪的和平方式取得勝利。建立在法律上根深蒂固、暴力實施的種族隔離和白人特權基礎上的治理體系，在當時看起來非常強大。

在納爾遜·曼德拉被監禁的10052天裡，這位南非未來的領導人不屈不撓的給監獄當局、其他活動家、政府官員寫了很多信，最令人難忘的是，還寫信給勇敢的妻子溫妮和他的五個孩子。現在，這些信件還保存有255封，其中許多從未發表過，這些信件為我們提供了一份特殊的見解，讓我們得以了解曼德拉是如何在幾乎完全孤立的情況下，保持内心的靈魂以及他是如何同外界進行交往的，而這個外界，也因為他的困境，而愈發憤怒。

這些由納爾遜·曼德拉創作于監獄之中的信件，被按照時間順序重新組織，根據他被判刑囚禁後的四個關押場所來區分，開始于比勒陀利亞當地監獄，1962年，曼德拉被審判後曾被關押在那裡。1964年，曼德拉被帶到羅本島監獄，在那裡，隻有家人的來訪和來信才能使他的生活稍顯輕松。十八年後，曼德拉被轉移到波爾斯莫監獄，這是開普敦郊外的一個大建築群，裡面有床和更好的食物，但在那裡，他和四個戰友被關在屋頂的牢房裡，遠離監獄裡的其他人。最後，1988年，曼德拉被關進了維克多·範斯特監獄，一直被關押到1990年2月11日獲釋。

這本具有裡程碑意義的著作中，附有納爾遜·曼德拉一些真實信件的傳真件，揭示了這位接受過訓練的律師，是如何倡導囚犯人權的。與此同時，他還是一位充滿愛心的父親，他寫信給女兒，“我有時希望科學能創造奇迹，讓我的女兒可以得到她丢失的生日卡，并有幸可以獲知她爸爸愛她”，顯然，他意識到，他發送的照片和信件失蹤了。最為痛苦的是1969年的一封信，當時曼德拉被禁止參加他母親和兒子特米比的葬禮——隻被允許通過信件來安慰家庭成員。

無論是面對因堅定地支持他而同樣被監禁的妻子，還是概述一種能夠引起今天共鳴的人權哲學，納爾遜·曼德拉的獄中信都揭示出一個男人的英雄主義：在面對非同尋常的懲罰時，拒絕妥協的價值觀。顯然，正是這些信件，讓我們将曼德拉定位為二十世紀最鼓舞人心的人物之一。

《曼德拉的獄中信》（The Prison Letters of Nelson Mandela）編者 薩姆·文特爾（Sahm Venter）利夫萊特出版社，2018年7月

亞美尼亞人的迷人藝術探索

亞美尼亞人是歐洲南高加索地區的古老民族，在中世紀，連接東西方的亞美尼亞王國創造了令人驚歎的迷人藝術探索。

作為第一批正式皈依基督教的人，亞美尼亞人委托并生産制作了令人驚訝的宗教物品，以及大批令人信服的藝術品，重新定義了中世紀亞美尼亞人豐富而複雜的文化曆史，這其中，包括雕刻、禮儀家具、精美插圖手稿、鍍金聖物、精美紡織品、印刷書籍等。亞美尼亞處于連接東西方貿易路線的中心，曾經是塞爾柱，蒙古，奧斯曼和波斯霸主的主要國際貿易夥伴，同時也是拜占庭和歐洲十字軍國家的強大盟友。這本書經由一批國際學者撰寫，并且得到了亞美尼亞宗教領袖的支持，将成為關于中世紀亞美尼亞藝術和文化的權威文本。

在過去的二十年裡，作為拜占庭藝術的館長，海倫·埃文斯在大都會藝術博物館組織了一系列令人驚歎的展覽。但在最近的展覽“亞美尼亞！”中，她再次超越了自己，這次展覽的成功舉辦，有賴于迄今為止令人們意想不到的高質量展品收集。被亞美尼亞人稱為哈奇卡爾（khachkars）的十字架石并不是最受期待的，在亞美尼亞高地的墓地和神殿中，它們曾經像巨人一樣在這裡生根發芽，在這裡，十字架已成變成了一棵生命之樹，深深根植于遠古近東的想象世界。和大部分文明一樣，古代亞美尼亞人先是自然崇拜者，後來轉變為對神的崇拜。

雖然人們被那些充滿活力的哈奇卡爾所吸引，而忽略這些手稿，但其實它們都是因為同樣的原因所産生的。每個抄寫員背後都有着不容忘卻的英勇決心。每份手稿都帶有抄寫員最終添加的評論——希望讀者們可以記住他。通常這些書籍為福音或者贊美詩，同哈奇卡爾一樣，手稿來自同樣一個社會。我們在為那些金箔上色彩明亮的美麗所疑惑時，我們也應該記得那些卑微的文字背後所向我們展示的苦難世界。一個抄寫員在厄津坎所寫的福音書副本中注釋中說：

“因為我們這個時代的苦難，我在寫這篇（手稿）的時候搬到了五個不同的地方。哦，兄弟們，不要怪我的書法粗糙和錯誤……那些逃走的人，被寒冷的天氣吞沒了，還沒有到我們的地方就斷了氣。聽了這一切，又看見這一切，又甚憂愁，就寫不出來。”

用一位現代學者的話說，這些抄寫員是“亞美尼亞文獻的無名英雄”，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大牧師，許多人都是已婚的小牧師，他們在家庭中傳授自己的技能(有時傳授給他們的女兒)。為什麼需要記憶的工作強度如此之大，有一部分原因是因為中世紀的亞美尼亞人要記住的曆史不止一段。在這次展覽中，我們看到了牧師和基督教文化的産物，這種文化從現存的基督教前習俗，和口頭傳統并存的史詩世界中汲取了奇特的活力。

亞美尼亞雖然一直與羅馬保持聯系，但它的文化和社會結構卻向東看伊朗。伊朗的社會等級森嚴，由武士家族統治，他們最大的樂趣一直是狩獵、宴會和戰争，他們的記憶(由吟遊詩人承載)可以追溯到基督教之前的中東。在傳統的記載中，特拉達特四世曾被亞美尼亞人的使徒，光明會的格雷戈裡所詛咒。他變成了一頭野豬，作為悔罪者出現在教堂裡，流下了極為豐富的眼淚。在展覽中，我們看到這個耷拉着腦袋的人，站在五世紀亞美尼亞的一根大方柱上，在一份晚期手稿上，他跪在崇拜者中間。這個傳說深深植根于亞美尼亞的傳統中，以至于人們很容易忘記，但在當時，它具有驚人的獨特性。

《亞美尼亞：中世紀的藝術、宗教和貿易》（Armenia: Art, Religion, and Trade in the Middle Ages）

編者 海倫·C·埃文斯（Helen C. Evans），大都會藝術博物館2018年11月

一場漫無目的的諷刺

加裡·施特恩加特的作品，似乎都是一些漫無目的的諷刺作品，一隻腳紮根在真實的紐約城周圍，另一隻腳卻在前蘇聯的廢墟和财富中挖掘。在他的第一部長篇小說《俄羅斯社交新丁手冊》中，他描述了弗拉基米爾·格什金在25歲生日前幾乎平分的生活——他在俄羅斯生活了12年，又在紐約生活了13年——這就是他的生活，必須合二為一。在小說裡，弗拉基米爾在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裡都追求着愛情和成功，故事的跨度從女朋友上東區父母的溫文爾雅、慷慨虔誠，到東歐城市布拉格那一群穿着運動服的黑幫那令人愉悅的貪婪和殘暴。

《荒謬斯坦》是施特恩加特的第二部長篇小說，主人公米沙和弗拉德一樣，出生在前蘇聯，在美國接受教育，他體重325磅，是俄羅斯第1238位富豪的兒子。米沙喜歡說唱音樂，也喜歡一個自稱有一半波多黎各和德國血統，一半墨西哥和愛爾蘭人血統的女孩，“但我主要是在多米尼加長大的。” 施特恩加特的第三部小說《超級悲傷的真愛故事》中的主人公出生在紐約，在自己的家鄉成為了一名移民。這部書信體小說發生在未來的紐約，這個城市已經稱為一個以金錢為權力的威權政權。

《成功湖》是加裡·施特恩加特的最新一部小說，故事的發生場地在美國本土，特别是在灰狗巴士車輪下滾動的美國。巴裡·科恩是一名對沖基金經理，為了逃離他在紐約極其富有的生活，在2016年總統大選之前，他參加了一場“紅州公路旅行”

(red-state road trip)

。《成功湖》以一部美國書自居，但巴裡在美國，其實隻是個遊客，不過對于紐約來說，這确實是一個好故事。紐約的貪婪淩駕于巴裡所到訪過的其他地方之上。巴裡用他所收集稀有手表的數量來确定自己在世界上的地位，他所居住的公寓就在魯珀特·默多克樓下，巴裡幾乎是一層一層的來衡量自己的地位。在與三樓的鄰居們共進晚餐時，巴裡會擡頭看看他們的兩居室公寓究竟估價幾何：區區380萬美元，還不到他在樓上那套公寓的五分之一。巴裡當然不是一個好人，就像施特恩加特筆下的大多數英雄一樣，他那令人讨厭的品質是如此完美，以至于稱為一種近乎令人同情的天真，他以自我為中心的自私表現在讀者眼中成為了人性化的一部分。他的妻子西瑪是一位律師，同其他新時代的模範妻子一樣，她放棄了自己的職業生涯，把他描述為“孩子氣的”、“傻乎乎的”、“事先演練好的”、“會拍馬屁的”、“來自老虎旅館”的人，但她也看到了“拼命掙紮”、“害怕犯錯”、“總是提防受傷”的巴裡，或許他們是同一類人。

有趣的是，巴裡和加裡·施特恩加特筆下的其他前輩不同，他更加具有魅力：他身材高大，肩膀寬闊，有着遊泳運動員的體格，不像施特恩加特筆下的其他主人公，肥胖而油膩。當然，《成功湖》比他早期的小說更加情緒化，并不那麼華麗，但這依然是一個精彩、有趣，又令人心酸的回憶。

《成功湖》（Lake Success）作者：加裡·施特恩加特（Gary Shteyngart）

，蘭登書屋出版公司2018年12月

作者：新京報記者 何安安

編輯：沈河西 校對：薛京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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