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5月，巴中市中級人民法院正在審理一起民事訴訟案，起訴人叫作楊菊珍，被起訴人是一個叫楊明的小夥子以及他的母親廖慶華、哥哥楊雷。

楊菊珍要求廖慶華母子将之前她賠償的39萬交還，并再額外賠償給她精神損失費。

廖慶華母子卻認為，這一切都是楊菊珍造成的，所以自己不僅不用賠，還要楊菊珍賠自己家。

兩方在法庭上，争執不休。

這不是他們第一次對簿公堂。而這一切原因還要從13年前楊明的離奇失蹤說起。

13年前的楊明還是一個14歲的少年，那時候楊明因為學習不好。

在父母的安排下進入了楊菊珍以及她的丈夫邱文茂開辦的巴中市巴州區電子技術教育學校學習。進入學校後，楊明并沒有好好學習。因為他從小就對學習沒有興趣，一心想要獨自闖蕩。所以楊明一直在尋找離開學校的機會。

不久後，楊明被深圳一家電子廠看中，于是被學校安排進入這家電子廠進行實習，年少的楊明欣喜若狂，他覺得自己離開學校的機會已經到來。

去往深圳電子廠實習後不久，還未成年的楊明卻突然離開了電子廠，從此就像人間蒸發了一般。

他的父親楊青森以及母親廖慶華用盡了一切辦法也找不到這個失蹤的兒子。

無奈下，兩人隻好一次又一次的來到楊菊珍的電子技術教育學校，希望可以得到楊菊珍的幫助。

但他們又失望了，楊菊珍雖然幫忙尋找，但也沒有任何結果。随後，兩人又聯系巴中市人民法院發布了長達一年的尋人公告，同樣石沉大海，沒有回音。

根據我國民法通則規定，下落不明，且滿四年的失蹤人口可以被宣告死亡。于是在2011年巴中市人民法院應楊青森廖慶華夫婦的要求，判決宣告了楊明的死亡。

楊明的死亡對于楊青森廖慶華夫婦來說無比沉痛，畢竟白發人送黑發人是我們傳統認知中最大的悲劇。

楊明的死不僅讓楊青森廖慶華夫婦承受喪子之痛，而且也對楊菊珍邱文茂夫婦的生活也造成了巨大的影響，他們不僅迫于壓力關停了學校，還要承擔楊明死亡的全部責任，總共需要賠償楊明家人392350元人民币。

這對于當時的大部分家庭來說都是一筆巨款，無力償還的楊菊珍夫婦東拼西湊也沒有湊齊這些賠款。

2015年，巴中市人民法院執行法院裁定書，将楊菊珍夫婦名下，正在經營的三個門市拍賣，以拍賣所得賠給楊青森廖慶華夫婦。這讓楊菊珍夫婦多年的苦心經營付之東流。

楊菊珍不僅失去了經營多年的門市，還失去了丈夫。在楊明事件的持續糾纏中，楊菊珍的丈夫邱文茂選擇離婚，離開了相守多年的結發妻子。

楊菊珍失去了所有，從一個生活富庶的老闆娘變成了一貧如洗的普通人，這一切讓楊菊珍一夜白了頭。

然而讓所有人都沒有想到的是，2016年初，失蹤了11年的楊明卻突然出現，回到家鄉，與自己的家人團聚。

聽到這個消息的楊菊珍感到十分吃驚，她多方打聽，得知楊明是在臘月二十八中午十一點回到家的，而在這之前他已經和父母哥哥通過了電話。

兒子楊明得失而複得讓父親楊青森、母親廖慶華以及哥哥楊雷都欣喜若狂，父親楊青森很快帶着楊明補辦了身份認證信息以及戶口信息，沉浸在喜悅中的一家人卻沒想到命運和他們開了一個無情的玩笑。

補辦完身份信息的楊青森剛帶着兒子回到家，心中的喜悅沖昏了他的頭腦。情緒激動的楊青森，突發心髒病，因為搶救不及時撒手人寰。

楊青森的突然離世就像一盆冷水澆滅了楊明一家人剛剛燃起的喜悅之火，母親廖慶華、哥哥楊雷還沒來得及慶祝楊明的歸來，就再度陷入了悲痛中。

就在這個時候，楊明接到了楊菊珍的電話。

楊菊珍希望可以和楊明見個面談一談，至少搞清楚楊明失蹤這些年的來龍去脈，可令楊菊珍沒有想到的是，楊明在電話裡的态度非常冷淡，拒絕了楊菊珍的見面邀請。還沒等楊菊珍再次說話，楊明就直接挂斷了電話。

據楊菊珍回憶，楊明在電話裡強調：“你不用找我見面，我們家跟你的案子已經有結果了，如果你覺得你能告赢你就去上訴好了。”

誰也沒有想到，一次深圳的實習把兩個家庭折磨到支離破碎、面目全非，到最後要六次鬧上法庭的地步。

2016年，楊菊珍将楊明、廖慶華以及楊雷告上了法庭。

楊菊珍認為之前判決的賠償是建立在“楊明已經死了”這一前提條件下的，而今天事實證明楊明不僅沒有死，還回到故鄉和家人團聚，所以楊明一家不僅應該退還自己之前的三十九萬多元的賠償款，還應該額外賠償自己被賣掉的門面的營收損失以及自己這些年的精神損失費。

2017年巴中市人民法院做出了一審判決，關于楊明失蹤被判定為死亡的整個事件追責情況細分為，楊菊珍應該承擔百分之三十五的責任，楊明一家人應該承擔百分之六十五的責任，最終總計楊明一家人應當賠償楊菊珍約二十五萬元。

雙方都對這個判決結果很不滿意，紛紛提出了上訴。楊菊珍堅持認為楊明一家人應該在退回本來的賠償款39萬元的基礎上進行額外的賠償，僅僅25萬元遠遠不夠彌補她因為楊明失蹤被判定死亡一事所承受的巨大損失。

而以楊明的哥哥楊雷為代表的楊明家人認為，他們一家人不需要為此承擔任何責任，因為這件事情的起因就是楊菊珍的電子技術教育學校派遣的不合理校外實習，如果沒有這一次實習，那麼一切都不會發生。

除此之外，楊雷還強調，這件事不僅對楊菊珍造成了很大的損失，對他們家也造成了無法挽回的影響。

失散了11年的弟弟，已經和11年前判若兩人，小時候聰明乖巧的楊明，回家之後變得暴躁易怒、自私自利，在父親已經突然離世的情況下動不動就對自己和母親發脾氣，沒有人知道這十五年來楊明獨自一人生活在繁華而又陌生的深圳都經曆了什麼，又是怎麼變成現在這個暴躁易怒、剛愎自用的樣子的。

2018年5月，巴中市人民法院再次開庭審理此案。在這次的陳述中，楊雷說起了弟弟告訴他的這些年獨自在深圳漂泊的生活。

楊雷說，弟弟到那家深圳的電子廠進行實習的時候還未成年，心智不成熟、三觀不健全、沒有任何社會經驗的楊明完全沒有意識到這根本就是一家打着實習的幌子，實則雇傭廉價勞動力的公司。

初來乍到的楊明總是因為一些難免的小失誤就遭到廠方的毒打，包括楊明在内的幾個實習的學生都是一樣的待遇，常常被拖欠工資，最多的時候一連三個月不發一分錢工資，不僅如此，工作期間，經常需要加班加到晚上十二點。

因為那時候的楊明還未成年沒有身份證，更沒有通訊設備，所以無法聯系家人。

這樣暗無天日的生活過到第三年的時候，楊明以及其他幾個實習的學生向廠方提出了辭工，誰知廠方非但不同意他們的辭工請求，反而變本加厲，加大了他們的工作量，忍無可忍的幾個人最終一起出逃。

逃出了電子廠的楊明不知何去何從，這時候的他打心底裡恨這所電子技術教育學校，更加恨他的家人，因為是他的家人把他安排進這所學校，讓他落得這步田地，因此他不願意聯系家人，開始了他長達11年的流浪生活。

在此期間，沒有身份證的楊明，被騙進了傳銷組織。

據楊明描述，在傳銷組織中的日子有的吃有的住，隻是沒有任何自由，每天大部分時間，就像在學校上課一樣被關在一個小房間裡接受傳銷組織的洗腦。

在傳銷組織渾渾噩噩地度過了好幾年，最終楊明從傳銷窩點逃了出來，一無所有的他隻好繼續流浪，此時的楊明就像一片随風飄零的浮萍，沒有未來、沒有方向，即便如此，他心裡的恨依然無法抹去，因此他還是堅持不跟家裡聯系。

直到幾年前的時候，楊明遇見了一個熱心的同鄉，同鄉聽說了楊明的遭遇後給楊明提供了大量幫助并且一直勸楊明回家，他的家人一定在等他。多方輾轉，同鄉幫楊明找到了他家人的電話。幾番猶豫過後，楊明還是撥通了家裡的電話。

在經過了緊張激烈的唇槍舌戰之後，鑒于這個案件本身的複雜性，法院并未直接宣判，而是希望雙方能夠坐下來心平氣和的協商解決方案，畢竟從根本上來說，雙方都是這次案件的受害者。

溝通協商之初，楊明和楊雷的母親廖慶華情緒很不穩定，一直處于接近崩潰的狀态趴在桌上一言不發，顯然，年過半百的廖慶華還沒有從丈夫突然去世的陰影中走出來，在協調人員的不斷安撫和鼓勵下，廖慶華的狀态才逐漸恢複正常。

廖慶華表示，家裡最多能拿出十二萬元左右作為賠償，再多家裡就真的沒有了；而楊菊珍堅持認為，至少也要把開始的三十九萬元賠償加上自己門面關停的八萬元損失總共四十七萬元退還，雙方最終還是沒有達成一緻，隻能等待法院的宣判。

可以說，楊明離奇失蹤被宣告為死亡案是一個徹頭徹尾的悲劇，對于兩個家庭都造成了十分沉重的打擊，但是歸根結底，楊青森、廖慶華夫婦對兒子的不關心，随便放任兒子獨自前往陌生的深圳實習；

楊菊珍、邱文茂夫婦對于合作公司不夠嚴謹的考察都是釀成這個悲劇的原因。惟願我們都能從中吸取教訓，擦亮雙眼，警鐘長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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