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三要素?斯蒂芬•羅賓斯的《管理學》中把管理的曆史推到了“埃及的金字塔和中國的萬裡長城”時代更何況我們幾千年曆史長河中，還有管子的思想、有晉商的“委托－代理”、“頂身股”……甚至四大名著都能提煉出管理思想當然，學院派會說這屬于“治理”，但普羅大衆肯定對“管理”和“治理”傻傻分不清楚再說，法約爾都講“管理是所有企業、政府甚至家庭共同努力的活動”，今天小編就來聊一聊關于管理三要素?接下來我們就一起去研究一下吧!

管理三要素

斯蒂芬•羅賓斯的《管理學》中把管理的曆史推到了“埃及的金字塔和中國的萬裡長城”時代。更何況我們幾千年曆史長河中，還有管子的思想、有晉商的“委托－代理”、“頂身股”……甚至四大名著都能提煉出管理思想。當然，學院派會說這屬于“治理”，但普羅大衆肯定對“管理”和“治理”傻傻分不清楚。再說，法約爾都講“管理是所有企業、政府甚至家庭共同努力的活動”。

學者追本溯源，甚至可以推到動物社會，比如弗朗斯•德瓦爾的《黑猩猩的政治》。很多理論也來源于動物實驗，比如那個探讨“道德、階級、信仰”的一系列“猴子實驗”。

百度百科說：管理學是研究管理規律、探讨管理方法、建構管理模式、取得最大管理效益的學科。從這個角度講，管理可以提煉為“建構”與“改造”。而羅賓斯的“計劃、組織、領導和控制”，法約爾的“計劃、組織、指揮、協調和控制”則是職業經理人的語境（在管理的階層性探讨）。這些隻是管理行為，愛因斯坦說“你無法在制造問題的同一思維層次上解決這個問題”。隻在管理行為層面讨論管理，并不能探究到本質。

幸虧，有了布萊恩•阿瑟，他那本充滿馬克思主義哲學味道的《技術的本質》給了我們思考、分析的方式。說它有馬哲味道，可以舉兩個例子，比如他說“經濟就是技術的一種表達……構成經濟的整套安排将包括所有制度和方法”，這樣的觀點馬克思則說的更簡潔——“生産力決定生産關系”；再比如“需求通常并不來自于外部刺激，而是源于技術自身。這就是為解決老問題去采取新技術，新技術又引起新問題，新問題的解決又需要訴諸更新的技術”，這不就是“矛盾論”嗎。

阿瑟把“管理”也定義為一種“技術”，我們可以遵循他的思路，先給“管理”三個定義：（1）管理是實現目的的一種手段，它是組件和規則的集合；（2）管理有一個遞歸性結構，管理包含着管理，直到最基礎水平；（3）管理是對現象有目的編程。

讓我們對這三個定義簡單探讨。

目的：管理的目的有效率、效益及其他很多說法。就像人本身是為了“求存”，在存在的基礎上加入社會因素，就有了财富、地位、價值……這些存在之上的附加追求。人類最初的協作生産，是為了生存，比如打獵、部落内部的男耕女織；随着部落之間的聯系，有了交換，互通有無。追求效益是資本的屬性，并不是企業本身的屬性。再後來，因為道德提升也好，緩和階級矛盾也罷，有了企業社會責任說。那麼最終是否就應該是《共産黨宣言》中“擴大、豐富和提高工人的生活的一種手段”（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資文化需求）。随着時代的發展，特别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學者們應該找到一種超越資本屬性的企業的目的，來改變現有的企業管理語境。剔除這些社會因素，管理的元目的應該也是“生存”。

手段：其實筆者很不喜歡這種人為因素（老子所說的“僞”）凸顯的詞彙，更追求那種“無為而治”的自運行體系。但是組織像電子一樣有“波粒二象性”，霍桑實驗證明了這點。連觀察都會影響結果，那就必須承認“手段”這個定義。手段是有“價值判斷”的，所以就有了“菜刀”的“道德”問題。

組件和規則：管理涉及人、物（機械、工具……）、系統（人 人、人 物……），這些組件就像細胞、器官、組織一樣共同構成身體，它們既可以是管理的實施者，又可能是參與者。我們不能把管理僅限于人與人的關系，羅賓斯給出了如何管理機器人的思考題，繼續追問的話，還有機器對人的管理。規則是三者之間的連接，連接的規則有物理性、社會性；正式的、非正式的；道德的、法律的；流程的、方法的；理性的、感性的……二維的語言在這多維連接面前總顯詞窮，隻叙述單項連接一定不完整。

遞歸性：企業管理包含财務管理、人力資源管理、生産管理、銷售管理……财務管理下又有成本管理、資金管理、稅務管理……管理系統下總有次級系統，次級系統又可再分，最終推到個人和最基本的物，于是人與人的互動，人與物的關系也是管理的一部分，比如廉潔紀律和操作手冊（繼續下推就成了個體心理學和工學的内容）。管理碎片通過社會遺傳（用“路徑依賴”體現不出“揚棄”的過程），形成高秩序組合，就成為大大小小、固定的模塊，拿來即用。

現象、編程：既然組件可分，系統可分，在連接發生問題時就需要重新編程。現象不僅指問題，也有1 1>2的發現，比如供應鍊 金融。問題即矛盾，解決矛盾不僅是“把冰箱門打開-把大象放進去-把冰箱門關上”，還要有“博物館的牆-清潔劑-鳥糞-蜘蛛-窗簾”這樣的辯證思維。

組件、規則、編程就引發出管理的第二層目的“順暢”。上述的定義簡單，但通過推導會有很多的内容。當然也需要以實際去驗證，形成不同的見解。

管理的階層性：“哲學總是體現着特定階級和社會集團的利益、願望和要求”（《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管理也有利益、願望和要求。社會階級我們不去探讨，組織内部的階層倒是可以分析。當今的管理學和實際中都将組織内部分為“決策層、管理層、執行層”（高層、中層、基層），所以管理就有了“對誰說”的問題。比如“委托-代理”研究是決策層願望，“計劃、組織、指揮、協調和控制”是對管理層的要求。因為階層不同，還會有“誰對誰說”的問題，比如讓人诟病的“畫餅”。西方哲學講主體客體，總有些對立的味道在裡邊；而中國哲學則講天、地、人“三才”，講究天人合一，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就必須順應自然。特别是儒家，“忠君愛民”是它連接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方式，這個思想也使它把“士”這個職業，演化成為一個連接上下的中間階層。它有對上對下的教化，也有“克己複禮”的自我修養，更有胸懷天下的理想抱負。“中産階級”可以說與此相似，但它沒有成熟系統的理論。從這也看出一個社會、一個組織三層結構的穩定性。扁平化隻是針對管理層與執行層，所以與這個認識并不矛盾。說者需要聽者執行，于是就有了各種物質的、精神的刺激手段，處罰、獎勵、脅迫、鼓舞、交換、聯盟……就算把聽者當作“黑箱”，也要關注輸入與輸出。那個看似沒有階層差别的“共同目标”已被濫用，但共同目标既不能單純表達說者的需求，也不能是兩個階層利益的簡單相加。

管理的第三層目的“利益”也顯現出來。

管理的機械性、生物性及進化：學科的發展有兩個方向，結構深化和理論補充。比如天文學從簡單的觀察星星，不斷深化，通過加入不同學科形成二級學科：天體物理學、天體測量學和天體力學；而數學，從有理數到無理數，再到微積分和函數，不斷的補充新内容。管理學形成于“機械論”盛行的年代，那個時代的（工）人被當做零件，是機器的一部分（卓别林的《摩登時代》）；而韋伯的社會學理論引入管理造就企業的科層組織，而他也被後世稱為“組織理論之父”；随着心理學“行為主義”的發展，管理從開始關注“人”，到研究“人”到引導“人”。直到現在，心理測試、組織學習都還有“行為主義”的影子。從管理的發展看，結構深化與理論補充同時存在。

管理的生物性是指不斷加入其他學科促進管理自身發展的趨勢，而機械性現如今有了新的意義——流程化和标準化。

無論是庫恩的“範式”，還是阿瑟的“域”，都提到“共同語言”，即所謂的“信念共同體”。阿裡強調的“價值觀”一緻也是這個意思。從這個意思上看，現有的“管理創新”其實并沒有什麼“範式轉換”的進化，隻是範式或域内知識的重新組合（還不如說是組件“話語權”主導的變化）。這就是熊彼得那句話：無論你如何重組郵政馬車，你永遠不能因此而得到鐵路。

這些又得出管理的第四層目的“自我完善”，“它們是流動的東西，永遠不會靜止，永遠不會完結，永遠不會完美。”（《技術的本質》）

我們可以武斷的說：隻有生産關系的轉變才會帶來管理的“範式轉換”。陳春花教授的“協同”倒确實可以認為是“範式轉換”，因為它并不隻是對現有内外部關系的重構，更深層次的意思是對可能的、新的社會關系的感知（諸如斜杠青年和自由職業者的比例不斷擴大）。當今的年輕人有了網絡時代的新認識，他們對“自由”的定義既不是60後那種“進了國企，生老病死”的集體觀念，也不是某些西方中心主義學者口中歐美式的标準（比如周洛華《市場本質》中的自由），這種新的觀念會使原有“組織化”的連結方式，變為“區塊鍊”式（去中心化）的連接方式。這麼看的話，管理學應該與馬克·格蘭諾維特的社會網絡理論結合。

讓我們重新回到“建構”與“改造”，你對世界、對社會的理解（世界觀）決定了你的底層管理構想。而“手段、組件、規則……”不僅使構想豐滿，還是改造的方案。四個層次的目的決定了“改造”的意願與強度。

無論是老子的“道”，佛學的“因果緣”，西方的科學，目的都是探知世界真相。能清楚表達這個認識過程的隻有“飛矢不動”，當你拍下這一幀的時候，箭已飛到了下一程。說這些并不是要導出“不可知論”。當代已經不再仰視西方的國人，既有“強調依靠主體的内在意識和道德實踐來實現主客體統一，擅長綜合”的東方哲學，也學會了“講求觀察、實驗、理性，擅長分析”的西方科學方法，隻有雙管齊下，看到“運動”，感受變化，“實事求是”，才能發現規律、提高管理水平、創新管理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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