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都知道諸子百家的理論體系是不一樣的，墨家講究愛，道家講究道，如此，他們走的路也大有不同，最終，也就造就了這些學派，各有各的生存方式，墨家推崇極緻的愛，希望人與人之間能夠絕對平等。

所以，墨子就身體力行地踐行這種理論，把自己的人生投注到了勞動當中，自己成為了實踐的帶頭者，一生清苦卻又津津有味。

而道家的老子和莊子則順應天道，講究無為，老子摸透人性，莊子看透生死，這些都是自然萬物所蘊含的道理，帶給他們的所思所感。

那麼，儒家呢？儒家又是以怎樣的生存方式生活的呢？其實，如果将儒家的理論體系歸結為一個字的話，那麼這個字就非“德”莫屬，無論是儒家的仁政還是王道，其實歸根結底都離不開德。

儒家認為，德是一個人的立世之本，也是君主用來治理天下作為主要的方式，其實儒家的中庸之道就是極緻的德，孔子曾說，中庸之為德，其至矣乎，也就是說，德的最高境界就是中庸。

對于中庸之道這個詞，想必大家都是不陌生的，那麼，我們本篇文章，就從中庸之道開始說起，從孔子開始說起，來探讨一下儒家的生存方式到底是怎樣的。

首先我們來解釋一下什麼是中庸，把這個詞拆開來看，中庸指的就是不走極端，而中庸指的就是不唱高調。孔子曾經有句名言叫做“過猶不及”，意思是說一件事情，如果做過了頭，那還不如不做，也就等于不做，甚至如果做過了頭，可能比不做的結果還要更加糟糕。

所以，做人不能夠走極端，做事也不能做過頭，那麼，什麼樣的人才容易走極端做過頭呢？大概率就是那些做事做人都很高調的人，所以做人，要不缺位、不越位、不過頭、不掉隊，說白了，就是既要低調，又不能極端，凡事都做得恰到好處，這就是中庸之道。

就拿做人來講，一個人生存在世界上是很艱難的，幾乎每個人都希望自己遇到的人是質樸的、是真誠的、是坦率的，但是質樸、真誠、坦率固然是好，可如果這樣的人沒有一點修養，那麼，表現出來的就是粗鄙、粗俗、粗魯，也就是說，質勝文則野。

想象一下，一個說話總是不經過思考的人，我們是不是總用拿沒禮貌當真性情來評價他呢？好像是的。所以，太不注重自身修養，隻注重最原始的本性，那麼，就會變得粗鄙不堪，這樣的人，人們并不喜歡交往，生活在社會上也賺不到好處。

相反，如果一個人太過于講究修飾，太過于文雅，就難免會讓人覺得裝腔作勢、虛僞至極。

所以說，這一個人既不能太過于不修邊幅，也不能過分地講究修飾，要文質彬彬才好，所謂文質彬彬，就是指文質兼備，既儒雅又質樸，兩者搭配合适，相得益彰，再往深了點講就是，一個人要剛柔并濟，文武雙全。

也就是說，一個矛盾所擁有的對立雙方都不能缺少，既要寬容又不能沒有底線，既要剛強又不能得理不饒人，這也就是所謂的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而這就是中庸最主要的含義，無論是做事，還是做人都不能走極端，不能将一件事情做得太過分，也不能太過注重是某一個方面而忽略其他，要方方面面都涉及到，面面俱到之後，人才會更加有氣度、有氣質。

那麼，說完了不極端，我們再來看什麼事不高調。

有一次，有人問孔子，以德報怨的做法是怎麼樣的呢？孔子反問道，以德報怨，何以報德？也就是說，如果一個人拿恩德回報了仇怨，那麼，他将拿什麼去回報恩德呢？有的人會說，他可以拿更大的恩德去回報别人的恩情，但問題在于，無論是恩德還是仇怨，都要用恩德去回報，這公平嗎？顯然是不公平的。

在這裡也要插個題外話，有很多人認為，以德報怨是孔子的觀點，其實不然，這隻不過是某一部分讀書人斷章取義的做法，實際上孔子從來都沒有說過以德報怨，甚至，孔子認為以德報怨的做法是不對的，也是不公平的。

回到我們“德”話題，其實從某種角度來看，以德報怨和以德報德，這兩種做法并不矛盾，因為這個世界上的很多仇怨都有它内在的不得已，隻是問題在于，生存在這個世界上的人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一種道德高标準，而以德報怨的标準隻适用于那些擁有高标準的人，對于普通人來講，以德報德尚且可以，但是以德報怨就要求過高了。

可是，如果執意去提倡一個絕大多數人都做不到的事情，那麼造就出來的就隻能是僞君子。

所以，孔子才會說，不要太過于高标準的要求别人，同時也不要太過于高标準的要求自己，這就叫做不唱高調。

也就是說，既然以德報怨做不到，以怨報怨也不提倡，畢竟，冤冤相報何時了，仇怨與仇怨如果惡性循環，那麼，這個世界自然也就不得安甯，那麼，倒不如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所謂以直抱怨就是認為想怎麼回報、可以怎麼回報，那就怎麼回報，這種回報可以說是以德報怨，也可以說是以怨報怨，也可能既不德也不怨，幹脆不回報，至于選擇哪一種，要看自己能夠接受哪一種，要看應不應該，能不能夠。

簡單點來講就是，要一個總是做自己讨厭事情的人，不想與他交往那就不交往，不想與他見面那就不見面，不必要為了裝出自己大度而容納他，也沒必要因為他總是做自己讨厭的事情而非要孤立他，排斥他，總之就是自己能夠接受怎麼對待？

就怎麼對待；怎麼讓自己更加舒服？那就這麼對待。

也就是說，做人不要把自己想得太過于高調，也不要為了一些外界因素而非要讓自己做事高調，這就是庸。

說到這裡，中庸之道也就比較明了，所謂中庸之道，其實就是對于人最為基本的要求，一個人如果不極端就不容易對社會、對他人産生怨恨，如果不高調就不容易做事出格，所以做到了這兩個方面，人們的生存就有了基礎，這是孔子的觀點，也是儒家最為核心主要的生存方式。

隻不過，如果單純用孔子的觀點，來概括儒家的話這并不客觀，我們還要再來看一下荀子的觀點，相比于孔子，荀子則更加全面。

其實，通過我們上述的叙述不難看到，孔子的觀念是人道的，他思考問題是從人出發的，所謂不走極端，不唱高調，這都是對做人的要求，是對人做事的要求，也是人生在世為基礎的要求和條件，既然是基礎，那就必定是遠遠不夠的，做人很難，人生在世也很難。

所以，不但要有作為基礎的生存要求，同樣也要有行為要求，因此，荀子與孔子不一樣，荀子是一個即講天道又講人道的人，并且荀子由天道到人道完成了轉變，也進行了深化。

荀子成名的時候，百家争鳴其實已經接近尾聲了，在這個時候，荀子作為先秦時代儒家的第三位大師，作為戰國晚期的思想家，他做了一次總結性的發言，讓儒家的思想更加的與時俱進，也彌補了孔子觀點的空白。

就如同上面所說的那樣，孔子從來都不講天道，他的觀點裡，就算與天有關，那也僅僅隻是講天命，所謂天命，表現的是人的生與死，貧與富，貴與賤，究其根源，還是人的問題，就算是生死由命，富貴在天這樣的觀點，它的核心要素其實也隻是關心人的命，關心人的生存模式，至于天怎麼樣，孔子并沒有表達過觀點。

所以，孔子從來不講天道，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在老子和莊子出現之後，在他們将天道講得頭頭是道的時候，儒家就在百家争鳴當中落了下風。

為了學派的發展，戰國晚期的時候，荀子開始講天道，開始彌補儒家學說的空白。而荀子也隻是在這樣的思考當中尋找出了自身的生存之道，沒有完善整個儒家的生存之道。

荀子說，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就是說自然界自有自的規律，并不以社會、集體的意志或者說某個個人的意志為轉移，它存在就是存在，不會因為有人害怕寒冷而就沒有冬天，也不會因為有人害怕炎熱而沒有夏天，更不會因為有人擔憂距離的遙遠而不再廣闊。

所以，舉一反三，對于一個君子來講，就不會因為小人整天吵吵嚷嚷地阻礙他的行動而就終止他的行動。因此，天有常道矣，地有常數矣，君子有常體矣。

所謂道，就是規律，就是說天有天的規律，無論發生什麼事，都會按照規律自然的運轉；所謂數，就是法則，就是說地有地的法則，也不會因為任何的生靈而得以改變；所謂體，就是标準，就是說君子有君子的标準，有自身的價值觀，也有恒定的道德規範和行為準則，這一切同樣不會因為他人而有所改變。

講到這裡，荀子也就如老子和莊子一樣，通過天道說到了人道，隻不過，對于老子和莊子來講，他們從天道當中感應出來的是無為，也就是天道雖然創造了萬物，但是，從來都不把萬物當回事，也從來不會因為萬物而改變自己。

所以，對于君主來講，他雖然是天下萬民的統領，但同樣的也并不需要太過于幹涉平民百姓的生活，這是無為。

而荀子從天道當中感應出來的則是自為，所謂自為，也就是我們上面所說的那些，各自有各自恒定的價值，各自遵守各自的規則，各自用各自的标準約束自己，人就要像天地一樣，不因為有其他而改變自身，這就是自為的定義。如此一來，荀子即接過了道家的思想武器，同時又因為自為和無為的區别而與道家劃清了界限。

在此之後，荀子将自為的思想理論進行了深化，提出了自強的理念。

荀子曾說，君子與小人的區别就在于，作為一個君子，是盡其在己者，而作為一個小人，則是慕其在天者，也就是說，君子最為看重的是屬于自己的東西。

所謂君子愛财，取之有道，哪怕對一個東西的執念再深，也是會尊重自己的努力，并且憑借自己的努力去得到，他們從來都不會憑空指望自然界恩賜，也不會随随便便剝奪其他人的利益，這就讓君子能夠完善自身，能夠修身養性。

而小人則不一樣，小人則更加眼紅于其他人的所作所為，更加希望得到其他人得到的東西，整天盼着天上掉餡餅。

因此，荀子認為，作為一個人，要堅守自己的價值體系和行為标準，同時，在這樣的基礎上做到修身養性，提升自己，利用自己的行為和天賦以及努力，去獲得想獲得的東西，而這就是荀子的生存之道，不怨天不尤人，要發奮圖強，要像天地一樣擁有自身的生存基礎和發展規律，同時也要自力更生，努力奮鬥。

而這也就是人們常說的一句話，是我們都知曉的一種民族精神，那就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說的就是天自為，人也要自為，天行健，而人則要自強，有這樣的理論體系作為标準，後代的董仲舒，才能夠提出天人合一的理想，其實所謂天人合一，指的就是荀子的自為，自強。而說到這裡，其實荀子的觀點就是對孔子觀點的一種升華，是在孔子對于人的基礎要求上加上了生存行為要求。

試想一下，一個人如果能夠做到不極端，不高調，同時又能夠依靠自己的不懈努力去生活，那麼這樣的人的人生必然會是有希望的。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得知，儒家的生存方式最為主要的兩個方面，是由孔子和荀子提出的，孔子其實是給予了人一個做人做事的大框架，而荀子則是給出了具體的方式方法。

孔子認為，做人要履行中庸之道，不能走極端，也不能唱高調，要修身養性，做好自己，而做到了這兩點人就能夠成為一個善良的人，或者說成為一個好人，隻不過這是為人處事最為基本的方面。

之後荀子又從天道當中感應到了人道，認為人要像天一樣擁有自身的價值體系，不能因為外物的好壞和自己的得失而放棄自身的底線，做人要有堅守，要堅定不移，這其實也是很多人的價值觀，是在民族傳承與發展當中非常重要的精神支撐，是深深镌刻在民族靈魂深處的精神食糧。

所以，作為華夏兒女和炎黃子孫，無論是處在多麼困難的時候，絕大多數人心中都有自己所堅守的底線。而在這個底線之上，荀子也認為，人應該自強不息，所謂求人不如求己，很多時候靠自己比靠他人要管用得多，做人要有自己的志向和信念，要憑借着自己的不懈努力去實現自己的理想和價值，這其實是荀子留給我們最為寶貴的精神财富。

實際上，現在有很多社會性死亡的人，他們其中有大部分都是因為不将希望寄于自己而寄于他人所造成的，事實上，如果每個人都能夠做自強不息德君子，那麼人生想必不會差，社會或許也會變得更加和諧。

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tft每日頭條，我们将持续为您更新最新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