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聞記者 羅昕 實習生 謝蝶

今年的文學出版翻譯界“不大太平”。

先是年初的《在路上》引發又一輪公版書之争。美國“垮掉的一代”作家傑克·凱魯亞克的作品從2020年起進入公版領域。2020年1月才過去幾天，澎湃新聞記者就發現凱魯亞克的代表作《在路上》已在豆瓣上呈現“五花八門”的面貌。

“五花八門”的《在路上》。

出版業内對此讨論不斷，此後《暢銷書公司大規模做公版，是行業衰退的信号嗎？》《出版社别拿公版書蹭熱度》等文章一度引發熱議。盡管公版書的重複出版早已不是新鮮事，但“北京市新華書店的網上購書查詢系統中有1411種《格林童話》、某省八家出版社近十年來共出版了186種《格林童話》”。在果麥和讀客出版的經典文學名著中，不少經典作品的譯者來自于一些新譯者和新作者。

今年8月，“麥芒”譯《莎士比亞悲劇集》被指抄襲“朱生豪”經典譯作，而且“麥芒”譯著多達數十部，翻譯領域涵蓋了小說、戲劇、散文、心理學、哲學等諸多領域。而如此“著作等身”的譯者竟然查不到其任何個人信息。

“麥芒”譯《莎士比亞悲劇集》被指抄襲“朱生豪”經典譯作。

就此，澎湃新聞記者在年底采訪了諸位知名譯者、學者、出版人、文學批評家，請他們談談當下外國文學經典重譯的現狀、必要性及其背後的種種問題。

為什麼冒出了這麼多經典重譯？

兩年前，文學評論家、中國出版集團有限公司原副總裁潘凱雄就曾針對“重複出版”寫過文章。當時的CIP數據顯示，在涉及重複出版的文學、哲學、軍事、 曆史、古漢語、啟蒙、生物和林業等七大門類的選題中，文學類重複出版率之高榮登榜首，共計4000餘種，占整個年度文學類選題的8.54%。

他還就此歸納出文學“重複出版”的三點特征：一是進入公版的外國文學名著占比最高，在4000餘種重複選題中，這類選題已逼近3000種，占比64.57%；二是進入公版的中國原創名著也不少，像老舍的作品2016年進入公版，一年後就是一堆“祥子”紮着堆兒騎着“駱駝”接踵而至；三是700多種文學名著的重複出版者都不約而同地被貼上了“新課标”的标簽。

“值得注意的是，重複出版不是外國文學名著裡才存在的現象，中國文學名著裡也有。中國市場這麼大，一般的讀者很難鑒别出版質量的高低，所以隻要是出已被經典化的名著，多少就能分一杯羹。這些現象也說明我們的原創出版依然不夠豐厚。”

潘凱雄告訴澎湃新聞記者，就外國文學出版而言，如果是真正優秀的翻譯，多幾個譯本也不是壞事，但平庸的譯本就沒有必要了，至于那種拼湊的近乎抄襲的所謂新譯本，則必須堅決地予以取締。

出版人彭倫也認為“洗稿式翻譯重複出版的問題，每隔一段時間就會冒出來，已屬老生常談。但始終無法真正解決。”他提及，像前些年著名翻譯家、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馬愛農被人冒名侵權，人文社和馬愛農還起訴侵權的出版方，雖然勝訴，侵權者付出的代價也不大，結果并不令人滿意。而各種重譯的版本，隻要不涉及抄襲，“孰好孰壞”本身是沒有絕對标準的。

“從出版的角度，我們是不是更應該想想，為什麼會出現這麼多名著重譯？”他向澎湃新聞記者表示，現在的公版書有點像出版方的獵物，出版方們都盯着作家的生卒年表，看哪些著名作家在今後一兩年内去世滿五十周年，以此制定出版計劃。公版書沒有版權約束，成本低，加上書的知名度大，市場也大，所以哪怕書商知道這個市場競争激烈，也會因“風險小于利潤”一擁而上。

據《中國新聞出版廣電報》2019年4月報道，當當網公布的數據顯示，其銷量前五十的圖書中，公版書所占比重越來越多，從2016年的9%上升至2018年的15%，增長超過60%。

“這背後其實還涉及我們圖書市場的價格規範問題。現在的圖書定價太混亂了，新書在網店經常五折，每逢節假還能再做活動。出版方的利潤空間越來越小，出版新書的風險越來越大，自然就會想着從公版書那獲利。”彭倫說。

問題出在公版書，還是譯者？

“大家現在似乎把批判焦點都集中在公版書，但大量非公版書的譯作質量同樣令人擔憂。問題不在于公版書，在于譯者。”“注釋導讀本”《新譯莎士比亞全集》譯者、學者傅光明認為，外國文學經典重譯的必要性始終與翻譯質量密切相關。

“莎劇是莎士比亞用英文寫的，全球有超過百種語言的譯本。各語種譯本是莎劇傳播的載體。但是，譯本并不等于莎劇。”他告訴澎湃新聞記者，即便是莎劇的英文本，也分“牛津”“劍橋”“阿登”“河畔”“皇莎”等多個權威注釋本，沒有唯一，更何況有一半莎劇，自身還存在“四開本”與“第一對開本”的複雜問題。英語世界研究莎劇的普遍做法是，要注明自己采用的哪個版本，并對不同底本加以對比、研究。

就中國而言，目前市面上以《莎士比亞全集》行世的譯本有多種，其中尤以早已進入公版的朱生豪譯本流傳最廣。

“但我想說的是，産生于1936-1944年的朱譯本對于今天的讀者來說顯然是遠遠不夠的。”傅光明稱，這不是朱前輩的問題，而是那時候遠沒有今天優越的客觀條件。而且，語言也随時代而變。對于經典化了譯本，我們亦應曆史地、理性地、學術地看待，尤其在研究層面上。

前輩朱生豪、梁實秋等人的莎士比亞翻譯作品。

在決定新譯莎翁全集之前，傅光明閱讀了朱生豪、梁實秋、彭鏡禧等多位前輩的譯作，感到通行許久的莎劇譯文已有許多不大适合現代閱讀，翻譯中的“歸化”現象也十分嚴重，在嚴格意義上時常連“信達雅”之“信”都難以達到。以莎翁名劇The Merry wives of Windsor為例，朱生豪将其譯為《溫莎的風流娘兒們》，梁實秋譯為《溫莎的風流婦人》，彭鏡禧譯為《快樂的溫莎巧婦》。傅光明覺得這三個譯名都不妥帖，他本人譯為“溫莎的快樂夫人們”。

“也許當成譯為‘風流’，受了20世紀初那首著名舞曲‘風流寡婦’（The Merry Widow）的影響。反正單從劇情看，是一肚子壞水的爵士福斯塔夫要勾引溫莎鎮上的兩個夫人，結果反被兩位忠貞的夫人捉弄了。在中文裡，‘風流’一旦和‘娘兒們’（尤其‘娘們兒’）組合在一起，便具有特定的貶義，而事實上，這兩位夫人一點不風流。玩笑地說，從劇情看，叫《溫莎的風流福斯塔夫》更合适。”傅光明剛新譯完了《溫莎的快樂夫人們》，正打算以“溫莎”一劇為例子，寫篇莎劇閱讀、翻譯、研究需正本清源的長文。

“朱譯、梁譯、彭譯，包括我現在的傅譯，其實都隻是多種中譯本之一。作為莎劇研究者，顯然不能隻以某一個中譯本為底本，這是核心問題。”他表示，新譯莎翁全集，他之所以注重在注釋上花功夫，就是希望給新時代的莎劇讀者提供自行比較、深入理解的可能。

“目前已出的十三部新譯莎劇，每部都有數百條注釋，再配有幾萬字長篇導讀。通過注釋導讀本，讀者會發現莎劇并非高不可攀，難以理解，它很好玩兒，充滿了鮮活的市井氣。莎劇本身是一個打開的、言說不盡的文學世界，是豐富、博大的知識海洋。隻有不斷求知、問學，我們才能真正推進莎劇的閱讀、翻譯與研究。”

經典重譯，還有必要嗎？

在《世界文學》主編高興看來，外國文學經典重譯固然有出版方的商業考量，但也有其自身存在的理由。

“我們對翻譯前輩們充滿敬意，因為他們做了一件開拓性、建設性的事，也是文學翻譯中最重要的事。但完美的文學翻譯是不存在的，即便是前輩們的翻譯也存在着種種遺憾，比如理解有誤、漢語與外語不對應等等。另外還有一個突出的問題，前輩們在翻譯時可能用的是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的語言或者三四十年代的語言。相比現在語言來說，這些語言有時是有點落後了。”

因此他認為外國文學經典重譯在今天依然是必要的，同時“大有可為”，比如彌補之前的遺憾，更新語言，加強對原作者的理解，還有外語和漢語的平衡。

譯林出版社法語文學編輯、青年譯者唐洋洋也認為經典重譯是很有必要的。“這裡的 ‘重譯’，主要是指更換新的譯者翻譯，推出新的譯本；有時也可以指原譯者在完成翻譯一段時間後，對譯文進行大規模的修訂。無論哪一種，對于提高譯文質量都是很有必要的。”

她表示，受物質條件限制，老一輩譯者對語言本身或者文化背景的認識不夠深入，也會影響翻譯的準确性。而發達的現代科技為解決這些問題提供了便利，譯文質量的提高得到了保障。例如譯林出版社在上世紀90年代組織譯者翻譯《蒙田随筆全集》，當時用的底本裡有不少古法語，譯者的工具基本上也隻有紙質詞典，翻譯難度很大，障礙重重；到前幾年修訂和重譯時，可以直接參照現代法語版本，翻譯工具也得到了升級，就使得重譯工作順利了很多。

其次，随着語言習慣不斷變遷，一些詞語或說法或許會顯得“過時”，舊譯本會變得不再符合年輕讀者的需求，這時候就需要适時推出新的譯本。再次，譯者的語言風格、個人經曆、年齡階段等，也會直接影響翻譯質量。她覺得很多譯者都有自己擅長的領域和文體，擅長翻小說的譯者，未必适合翻譯詩歌，反之亦然。“譯者在不同的年齡階段，有着不同的經曆，會對文本産生不同的認識，造成不同的翻譯結果。在譯本不那麼理想的情況下，換其他人翻譯，或者由譯者本人進行修訂，也是非常有必要的。”

前段時間唐洋洋讀了翻譯家郭宏安以《局外人》為例談文學翻譯的一篇文章，她特别認同其中一段話：“一件經典的作品，因時代的前進而煥發出新的光彩，所謂‘苟日新，日日新’，是常見的事情，所以，沒有‘定于一尊’的譯作。新譯未必勝過舊譯，後來未必居上，藝術并不時時處處以新為貴，但是，人們總是希望後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強，新的譯者正是在這一信念的激勵下力争推出勝過舊譯的作品。他們的努力是值得尊重的。”

呼籲翻譯批評的在場

浙江大學文科資深教授、中國翻譯協會常務副會長許鈞告訴澎湃新聞記者，自中國加入《伯爾尼公約》，外國經典名著的重譯問題就非常突出。從市場而言，一旦圖書進入公版領域，理論上誰都可以對其進行翻譯。

許鈞也不全然否定重譯，因為每個時代的讀者都有自己的審美習慣、語言習慣，有時新譯本的誕生也合乎時代需要。他說，但有幾個問題需要思考，比如譯者是否達到了翻譯水平；重譯是否能超越前人譯作，是否帶來了新的可能。比如周克希翻譯的《包法利夫人》，黃源深翻譯的《簡·愛》，都是讓人“眼前一亮”的重譯。

“事實上，當下的外國文學名著重譯出現了三種不好的傾向。”許鈞表示，一是譯者水平、責任心與道德感不夠，二是出版方完全服從于市場導向，并延生出抄襲、拼湊等“翻譯亂象”；三是在重譯宣傳上不夠尊重之前的譯本。

在他看來，真正的文學翻譯應該是一個“發現經典”或者“重新闡釋經典”的過程，比如韓少功和他姐姐發現了《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他自己也最早翻譯了勒克萊齊奧的《沙漠》。“很多人說 ‘我翻譯的是經典’，可這個經典是已被公認的經典，那你的貢獻自然不如第一個發現它的人大。一個譯者要會‘發現經典’，并通過翻譯‘成就經典’。”

他還特别強調當下的翻譯出版市場缺乏專業批評。換言之，翻譯批評在今天是不在場的，是缺席的。“我們在曆史上有過一次關于《紅與黑》翻譯的批評與讨論，那已經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後來再也沒有出現過這樣的批評。現在市面上有一百多種《小王子》，今年又來了一窩蜂的《在路上》，這些版本肯定是有好有壞的。在市場導向裡，宣傳最多的或許是翻譯問題最多的，這非常危險。所以在市場導向之外，我認為還應該有學術導向。”

現在市面上有一百多種《小王子》。

“總而言之，譯者要有自律，出版社要有追求，讀者要有判斷，批評者要能擔負責任，出版管理者要能規範市場，這樣我們的外國文學翻譯事業才能呈現出更好的面貌。”許鈞說。

高興也呼籲翻譯批評在場。他說：“中國隻有零零星星的翻譯批評，而且還不是嚴格意義上的翻譯批評。實際上，中國文學界在某種程度上也沒有形成真正的系統的文學批評，因為印證式評論，或者贊美式評論比比皆是，批評的聲音還是太少了。”他堅持譯本的好壞肯定是有标準的，否則翻譯學也沒有存在的理由了。

他也希望，未來的經典重譯不僅有譯文，同時還有專家的導讀、賞析與批評，這可以幫助讀者進行選擇和判斷。“讀者們也需要對譯者有一些了解。我原來曾極端地想，翻譯是需要準入證的，現在是門戶大開，誰都能做。這裡邊确實魚龍混雜。優秀的翻譯者引導着讀者。糟糕的翻譯者誤導着讀者。有時，一次翻譯就是一場馬拉松。”

李文俊譯的《喧嘩與騷動》。

一直以來，高興十分不解文學翻譯在許多學術單位“不算成果”：“在當今中國，無論評估體系，獎勵機制，還是稿酬标準，都對文學翻譯表現出嚴重的歧視和輕視，沒有最起碼的尊重。自然，我指的是那種嚴格意義上的文學翻譯。我因此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李文俊先生譯的《喧嘩與騷動》，高莽先生譯的《人與事》，楊樂雲先生譯的《世界美如斯》，葉渭渠先生譯的《雪國》，易麗君先生譯的《太古和其他的時間》，劉星燦先生譯的《好兵帥克曆險記》不知要勝過多少篇‘學術論文’和‘文學評論’。反倒是作家和讀者給予文學翻譯十分的尊敬。他們甚至明白，由于特殊的曆史緣由，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文學翻譯曾經引領中國的寫作者走過了一段路程。”

責任編輯：梁佳

校對：張亮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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