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十紀而鴻漸兮，有羽儀于上京。

東漢班固在《幽通賦》這樣寫到，上京又是上都的别稱，古時為京都的通稱，比如三國兩晉時洛陽有上京之稱，曹植《與楊德祖書》：德琏發迹於此魏，足下高視於上京；南北朝時建康（今南京）也有上京之稱，《陳書．卷四．廢帝本紀》：仍遣使人蔣裕鈎出上京，即置行台，分選兇黨；隋唐之時長安也有上京之稱，隋文帝曾說“大隋受命，出詣上京”；北宋時開封也有上京之稱，比如《宋史》：卻将已卸均籴鬥斛轉運上京；此外渤海國、遼代、金代都設有上京，因此上京作為地名是具有不确定性的。

後梁貞明二年（916），已成為契丹可汗的耶律阿保機稱帝建國，以“契丹”為國号，定都于臨潢府（今内蒙古自治區巴林左旗林東鎮東南）；契丹會同元年(938)改皇都為上京臨潢府，同時設上京道，治所臨潢府臨潢縣，轄境約當今内蒙古東部、遼甯、吉林、黑龍江一小部分及蒙古國地；大同元年（947）遼太宗耶律德光攻占開封後稱帝并改國号為大遼，因遼水得名或取遼遠之意；統和二十五年(1007)以後，首都移至中京大定府，這裡成為舊都、陪都。金初仍沿襲遼制仍稱上京，至天眷元年(1138)才将之改為北京。

與其他朝代不同遼代國号具有多變性，曾多次用遼、契丹作為國号，有學者認為遼曾九改九複國号；契丹既為民族之名字也為國号，本意可理解為镔鐵；其名最早見于 《魏書·契丹傳》，據《大學曆史詞典》記載，契丹源于東胡，東晉【建元二年 (344年)】時從鮮卑分出（自号契丹），遊牧于潢水(今西拉木倫河，河水夾帶大量的黃沙，在文獻中為了與黃河相區别，故以潢水稱之)以及土河(今老哈河)流域一帶。更值得注意的是契丹也是中古時代西方民族對中國的稱呼；遼代契丹國勢強盛，影響及于中亞；後耶律大石西遷，建西遼于喀喇汗朝故地；因而中亞、阿拉伯以至西歐諸國人十三世紀時多概稱中國人為契丹，現俄語中仍沿用契丹一詞稱謂中國。

後來多少地名淹沒煙雨歲月之中，上京和契丹也成了文化與史書中的一種符号。但也許在不久的将來又會迎來轉機，上京、契丹會重新作為我國的地名出現在人們的事業之中。近期巴林左旗政府官網發布了《關于設立巴林、上京、契丹街道，增設白音敖包鎮、土木富洲鎮，白音勿拉鎮恢複白音烏拉蘇木的公示》（以下簡稱公示），這也說明上京、契丹作為地名回歸進入了可行階段。根據公示内容，拟将林東鎮林東城區上京路西部，轄北新街、清河、北塔、上京路、振興、皇城路、契丹街7個居民委員會和西郊村1個村民委員會組建上京街道；拟将林東城區西部的契丹遼文化産業園區，轄富河、迎賓、鹿山、福山4個居民委員會和白音高洛村1個村民委員會組建契丹街道。

《遼史·地理志一·上京道》記載：上京，太祖創業之地，作為中國北方第一座草原都城，上京在曆史上有着不同尋常的意義；遼代在此興起與發展，耶律阿保機在此建國、命名、定都，在作為都城的200多年裡，這裡成為曆史的見證者。巴林左旗作為遼上京的所在地，境内存有遼上京遺址；因此巴林左旗籌備增設的上京街道、契丹街道是具有合理性的，畢竟這兩個名字都與當地有密切的關系，美中不足的是上京作為地名有不唯一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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