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突然不惜重金購買自己早前的畫作?以此為楔子的原創大型曆史話劇《董其昌》,最近在他的家鄉首輪獻演。董其昌這個古今皆受争議的人物首次登上了中國戲劇舞台,也是上戲實驗劇場因疫情封閉約5個月後的首批演出劇目。
一代畫壇宗師董其昌,是從今上海市松江區走出來的“華亭畫派”傑出代表,創作出《岩居圖》《秋興八景圖》《晝錦堂圖》等經典作品,兼有顔骨趙姿之美,提出并倡導“南北宗”論,影響之後300餘年文人畫創作。然而,翻閱明代以來的諸多史料記載,無論是藝術主張還是畫品私德,古今之人對官至南京禮部尚書的董其昌各有說辭、褒貶不一。
關于他在中國畫圈子裡的“兩面性”,如何用戲劇的形式加以演繹,讓中外觀衆“識其人、知其事”?
劇中,在董其昌的畫室,四周張懸着畫作,擺放着各種玲珑的奇石。董其昌正作畫,其友陳繼儒在旁——
陳繼儒: 我是說,董公這張畫畫得好!山遙水近,寥寥幾筆以代遠樹,巨石碎筆勾勒,構圖簡潔,濃淡相宜,更顯空間無限。這裡頭有王維、董源、倪瓒等人的畫法,恕我說句不客氣的話,學習了這麼多先賢,董公就是閉着眼睛畫,想畫一筆壞的也難。
董其昌: 又有前人筆法?
陳繼儒: 這不是董公志之所向嗎?
董其昌: 不行,我要毀了這幅畫。
陳繼儒: 為何?
董其昌: 我厭倦了畫裡有王維、董源、倪瓒。
陳繼儒: 可這裡頭也有您啊!
董其昌: 還不夠,我想裡頭隻有“董其昌”。
陳繼儒: 這……董公,不要鑽牛角尖,多少人想像您一樣,把前代名家的筆意化在筆下……
董其昌: 是啊,我這樣“化”了幾十年了,我隻能這樣畫了!
……
山水江南入畫,走筆走心走起。解放日報·上觀新聞記者了解到,該劇自今年1月20日在上海戲劇學院建組後,即投入緊張排練階段,在疫情防控之中,終于從線上排演走到線下首演。功夫不負有心人,《董其昌》正在海上戲劇界成為一部熱劇,《戲劇文學》拟發一組文章熱議。
其中,包括中國舞台美術學會副會長、上戲舞美系主任伊天夫的《論話劇舞台空間的創造——在極簡與意象間構建當代劇場藝術精神》、上海戲劇學院博士生吳韓娴的《:有“情”的曆史,“有情”的叙說》、上海師範大學博士生王晶晶的《一代宗師的雙面人生——評話劇》等,還有一篇該劇編劇上海戲曲學會會長、上戲學術委員會主任陸軍教授與上戲戲文系肖留教授合作的創作談——
誰是董其昌及曆史的可能
——話劇《董其昌》創作談
陸 軍 肖 留(執筆)
誰是董其昌及曆史的可能?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需要知道:
一、正史上的董其昌。毋庸置疑,董其昌實有其人,是一位傑出的書畫家,其字其畫對後世有着深遠影響。根據記載,初入政壇的董其昌試圖有所作為,也因愛憎分明、不合流俗而遭人陷害、攻擊。我們也看到,他三進三退,在各個黨派之間遊刃有餘,在明代萬曆後幾大宮廷事件中毫發無傷;他與湯顯祖、李贽等交好,尤其是後者,可謂明朝中後期出名的“異端”,被下诏獄而死。
二、野史中的董其昌。其中最為著名的當屬“民抄董宦”事件,以及記載此事的《黑白傳》。在這些傳說中,董其昌俨然是好色無行的土豪劣紳。不過,在當時就有人為董氏喊冤,而清史中又極大修正此事,認為屬于同鄉文人撺掇,董氏實屬“背鍋”。然而,無論是哪方,都承認了“民抄董宦”一事的存在,此後七十餘歲的董氏在船上住了許久,直到重起樓宅。
三、詩文中的董其昌。董氏不是文人而是畫家,但從寬泛的角度來看,古代詩畫一體,會畫者必會寫詩,而能詩能文者畫格才高,所謂“文人畫”是也。沒有高深的文化素養和審美趣味,很難想象能畫出不同流俗的畫來。因此,“言為心聲”,如果說在題畫詩中礙于畫圖本身,内容以隐逸、風格以閑适為主的話,在他的另一些作品中,我們看到“憂國願年豐,歲事屢艱虞。我欲登天門,為衆籲以呼”的句子,在他贈别詩中,也可以看到類似于杜甫“窮年憂黎民,歎息腸中熱”的焦慮。
綜上,我們有理由認為,董氏最初是希望在政治上有所作為,他也具備了在政治上有所作為的眼光和魄力,但遺憾的是,他最終把眼光和魄力用來韬光養晦,極好地借畫作來遁世,從此,我們獲得了一位優秀的藝術家,而大明這艘巨輪再次失去重新回到正軌的可能。
董其昌所處的年代危機四伏。不光是朝廷内的腥風血雨和後金的邊患,更大的山雨已經在路上——明末的農民起義。董其昌大部分人生在萬曆十七年和崇祯九年之間度過,這段時間中,大明洪災旱災一件接着一件,幾乎貫穿了整個崇祯王朝,直接加速了它的滅亡。不光兩陝,向來富庶的江浙地區也因水旱不均而鬧了災荒。在政治清平年代,董其昌執着于藝術不問世事或許無可厚非,但在民不聊生、内憂外患之時,醉心于藝術而不顧現實,多少讓人為這位藝術家感到遺憾。
不過,從他表達對民生關注的詩文可以看到,董氏對于當時水災、旱災并非毫無察覺,對于既将傾覆的大明巨輪并非毫無感知。這引起我們深深的思考:董氏退守書畫,是有意為之還是無奈之舉?他的畫中那沖淡平和的境界,是他藝術觀點的表達,還是他心境的體現?在時代的大變局面前,他是否有所預感,而不能滿足于沖淡的畫境,渴求另一種更為激動人心的風格……這一切,都是文學想象的開端。
所以,在我們的劇本裡,董其昌的心路曆程之外,更重要的是價值觀的碰撞。民不聊生、國難當頭,本應以天下為己任的知識階層做出了不同選擇。陳繼儒選擇明哲保身、以寫文作畫來承載萬世功名;方之祥依舊醉生夢死、中飽私囊;莊鶴同毅然投身于現實的洪流……他們的所作所為,對董其昌又是一種烘托和對比。在何去何從、孰是孰非上,董其昌遠遠沒有他們堅定,他猶豫、徘徊,矛盾重重,顯然他放心不下自己的藝術,顯然陳繼儒所提議的“固守前路”也不符合他的藝術旨歸,顯然方之祥、莊鶴同以及府外的饑民打擾了他作畫的心境,顯然,這是一個有良知、未能忘懷世事的藝術家的艱難抉擇……通過不同價值觀的展示,我們希望觀衆和讀者看到一個跟畫中的閑雲野鶴不一樣的董其昌,看到他的苦悶和憂思,看到艱難時世中知識階層的局限性和時代的悲劇。
董氏極喜蘇轼的詩文,東坡從容潇灑的人生态度也是他所向往的,然而,蘇轼的一生是不平靜的。與蘇轼的“三起三落”相比,董氏的“三進三退”更像是山雨欲來之時逃諸山野的驚弓之鳥,其憂懼或許過之,因為目睹同類的慘狀,因為風雨還在未來等着他,因為不知是否能全身而退。然而,董氏的“進”與“退”皆是為了遠朝中之禍,遠離政敵和喜怒無常的皇上,可他沒有想到,還有“民抄董宦”。
如果“民抄董宦”中的“民衆”确實有數萬之巨的話,那麼這些“民”不大可能是安居樂業、一時為利所誘的平民,也不大可能盡為不守法、伺機尋釁的“刁民”,而極有可能是在自然災荒和土地兼并下流離失所、無計為生的“流民”——他們的災難處境并非董氏直接造成,但董氏以及像他那樣的士大夫不問世事、袖手旁觀,間接地造成前者的苦難,并最終被前者反噬。“民抄董宦”讓董氏聲望跌到谷底,說傾家蕩産、身敗名裂毫不為過——董氏窮其一生希望超脫世事、徜徉于藝術的逍遙之境,仍舊被時代狠狠地擺了一道。他的悲劇性集中體現于此,而本劇的人民性集中體現于此。
從唯物史觀出發,人民也隻有人民,才是曆史最強大也是最終的推動力量。我們設想在劇作中,把人民力量以群像方式加以展示。他們始終在紗幕之後影影綽綽,像曹禺先生《日出》中的建築工人,像《北京人》中的沉默而令人畏懼的北京人,像《碩鼠》中發出“逝将去汝,适彼樂土”呐喊的勞動者。他們沉默時像山,而移動時像海,他們掀起的巨浪不容任何人忽視。因此,在第三幕中,董其昌為追求心目中的畫境(以畫來關注現實,畢竟隔了一層),可以不顧陳繼儒的規勸,可以無視血緣的親情,甚至莊鶴同也隻令他短暫停頓,但隻有紗幕後的群衆,才是真正令他止步和震動的力量。我們全劇到此也就結束了。
“如果有來生,不做董其昌。如果有來生,還做董其昌。”這是董其昌兩難心境的寫照:如果有來生,他希望走出畫境,成為一個在政治上有所作為的董其昌;如果有來生,他希望生逢風調雨順的開明之世,自由地醉心于藝事,沒有後患和擔憂。
也許,在不同人眼中,有不同的董其昌;在不同的理解層次,有不同的董其昌。在陳繼儒看來,董其昌是一個天才畫家;在方之祥看來,董其昌是左右逢源的老狐狸;莊鶴同對董其昌的認知更加複雜,他尊敬老師,又為他的某些行為感到不解和心痛;而董其昌理想中的自己,或許是個純粹的藝術的人。他“隻是個畫家,隻想簡簡單單地畫”,“不需要被捧上天,也不害怕被貶入地。”“世人将從現有的畫作中認識我,但他們不會知道,我這幅沒有畫完的畫。”
在藝術上永不滿足、尋求自我突破,自我懷疑與反思,這是一名藝術家最可貴的精神品質,也許最接近于董其昌的精神實質,也許,我們隻需關注他在藝術上的精益求精,也許他就是這樣一個簡單的而又擲地有聲的董其昌。這未嘗不是曆史的另一種可能性和想象。
欄目主編:徐瑞哲 文字編輯:徐瑞哲 題圖來源:俞月娥 攝 圖片編輯:蘇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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