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古人曆來就有猴入馬廄可避馬疫的認識，并屢屢見諸記載。

楊義先生在其《重繪中國文學地圖通釋》一書中談到《西遊記》的影響時，這樣寫道：

比如說在陝西發現了一幅木刻的民間畫，叫《庇（弼）馬瘟（溫）》，畫着的是一個猴子拿着一個大紅桃子，它的肩膀上蹲着一個小猴子，用手怯生生地指着那個桃子，後面是一棵松樹。這《庇馬瘟》的畫，實際上用在過年的時候貼在馬圈、牛圈、豬圈上面，要借孫悟空的威靈來避邪，來鎮壓瘟神——民間對孫悟空是這麼一種理解。實際上是把一個神話文學形象轉換成一種原始信仰的六畜保護神（當代中國出版社2007年版，第121-122頁）。

這一論述，正确地指出了該年畫與《西遊記》中的孫悟空之間存在着某種淵源，可惜所指出的隻是最表象上的聯系，而對雙方源流關系的判斷，則明顯是颠倒了的。

我國古人曆來就有猴入馬廄可避馬疫的認識，并屢屢見諸記載。唐人韓鄂在《四時纂要》一書中就曾說過：“常系猕猴于馬房内，辟惡消百病，令馬不着疥。”北宋梅堯臣《宛陵集》卷十二《詠楊高品馬廄猢狲》有句雲：“嘗聞養骐骥，辟惡系猿猴。”南宋洪邁在《夷堅三志·辛》卷四《孟廣威猕猴》條也有記載：“好養馬，常蓄猕猴于外廄，俗雲與馬性相宜。”可知早在文學形象孫悟空問世之前，在馬廄蓄一猕猴以預防馬瘟，就已成為傳統民俗。至于過年時在馬廄上張貼印有猕猴的年畫，隻不過是其餘緒而已。

如此說來，并非是民間在《西遊記》問世後“把一個神話文學形象轉換成一種原始信仰的六畜保護神”“借孫悟空的威靈來避邪”，從而成為一種習俗；而是吳承恩在創作《西遊記》、給孫悟空安排一個“弼（避、庇）馬溫（瘟）”的頭銜時，有意識地吸收了民俗文化的滋養。明人謝肇淛《五雜俎》卷九說：“置狙于馬廄，令馬不疫。《西遊記》謂天帝封孫行者為弼馬溫，乃戲詞也”，即指出了這種源流關系。當代學者錢鐘書先生在《談藝錄》及《手稿集》卷三對此有詳細論述，征引頗富；日本學者小川環樹在其論文《〈西遊記〉的原本及其改作》中也有類似論述，均可參考。如此說來，吳承恩筆下的那位玉皇大帝，盡管看上去是一個正襟危坐、不苟言笑的呆闆形象，其實骨子裡并不缺乏幽默感的。

“馬”與“猴”的這種特殊關系還很早就被移用到了工藝品的創作之中。例如，有一種常見的工藝品，把一隻猴兒置于馬背之上，構成一幅吉祥圖案，名曰“馬上封侯（猴）”。所用的材料，無論是玉石、金屬、陶瓷、泥塑，還是竹木、絨布、紙張、塑料，均能惟妙惟肖，并演化出了千姿百态的造型，令人十分喜愛。這種工藝品常被用來作為禮物送人，尤其送給官場中人，利用“猴”與“侯”（爵位）的諧音和“馬上”的副詞義“立刻”，表示祝人很快發達、加官進爵之意，可謂惠而不費。由于古往今來的中國人大多是夢想做官的，官場中人尤其盼望着盡快升遷，所以此類工藝品曆來頗受歡迎，經久不衰。

據某些收藏品推測，這種吉祥圖案的産生，至少也應該有幾百年了。但後來的制作、收藏、贈送、接受這一工藝品者，往往僅着眼于其寓意，恐怕大多忘卻了“馬”與“猴”之間的本來關系（據筆者推測，此類工藝品的最初創意者應該是知道這種關系的），這屬于文化傳承中“得魚忘筌”“登岸舍筏”一類現象。如果了解了猴子有“避馬瘟”的功用之後，再看此物，應該會啞然失笑：原來這一番意象的組合，本義不過是說為此馬随身配備了一名保健醫生而已。當然，這樣的解讀，對于渴望升官的人來說，或許會覺得大煞風景，但平心而論，又何嘗不是别有一種理趣在其中呢！

（來源：人民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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