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的省會城市中，有一些的确存在感稍顯不足。

它可能隻存在于地圖上，别人不提你很難主動想到它，比如福建的省會是福州不是廈門，山東不隻有青島還有濟南，環抱京津的河北有個地方叫石家莊。

為什麼你會覺得有些省會聽起來很陌生？一種可能是，它本身所在省份的存在感就很弱；另一種可能是，所在省份的各項實力并不弱，但這個省會在本省的地位并不突出。

經濟與人口的比拼

無論要讨論什麼，經濟實力，都是那個最硬核的指标。

我們梳理了 27 個省和自治區 2018 年的地區生産總值後發現，目前西藏、青海、甯夏、海南、甘肅五地 GDP 未破萬億，所以相應的拉薩、西甯、銀川、海口、蘭州留給大家的記憶點可能不多；而像江蘇、山東兩地 GDP 可以排在全國前十，但其省會城市南京、濟南的 GDP 占全省比重不到 15%。

整體來看，中西部省會城市的 GDP 占全省比重較高，東部地區省會城市的 GDP 占全省比重較低。若單從 GDP 來論，中西部省會在省内的存在感好像大多高于東部省會。

這一現象其實不難理解，中西部地區自然條件相對惡劣，省會通常作為交通樞紐而存在，各類資源自然向省會集中，例如武漢、西安、蘭州等地。而東部省份由于自然條件的優勢，在省會城市之外，還擁有其他增長極，例如南京和蘇州、杭州和甯波、濟南和青島、廈門和福州、沈陽和大連，前者作為省會城市其存在感都相對被削弱了。

某城市 GDP 占全省的比重，現在常常用來計算一個城市的首位度。這個概念在 1939 年由馬克傑斐遜提出，指的是一定程度上城鎮體系中城市發展要素在最大城市的集中程度。在 GDP 這項經濟指标之外，人口規模是城市首位度的另一項指标，通常用首位城市與第二位城市的人口規模之比來表示。

我們找到了 23 個省份的相關數據，通過一些計算和梳理發現，部分省會并不是省内人口規模最大的城市，有些甚至排不進前三名。

我們可以分三個區間來看下方數據圖中标示的“與本省人口第二大城市比值”：比值大于 1 說明該省會的人口規模全省第一，比值等于 1 說明該省會是全省人口第二大城市，比值小于 1 說明該省會的人口規模要排在全省第三甚至更後。

在這 23 個省會城市中，石家莊、合肥、福州都是省内人口第二大城市，其省内人口最多的城市分别為保定、阜陽、泉州；貴陽、南昌、南京的常住人口規模排在本省的第三位，排在它們前面的分别為畢節和遵義、贛州和上饒、蘇州和徐州；而從人口規模上看，濟南要排在山東省的第六位。

一場存在感争奪戰

此前的十九屆中央第一輪巡視中，有多個城市被點名引領帶動作用不夠，這其中就包括上面經濟和人口兩項指标都很“不突出”的濟南和南京。

作為“強省弱省會”的典型代表，濟南和南京都位于東部沿海省份。

我們先來看看濟南。

在全國範圍内有 15 個副省級城市，濟南是其中 10 個省會城市之一，而青島是其中 5 個計劃單列市之一。所以，在區域的引領和帶頭作用上，山東省的這兩個城市是被國家寄予同樣厚望的。

可在全國 15 個副省級城市中，2018 年濟南的 GDP 未破萬億，排在了第 10 位，而同一時間青島的 GDP 已超過 1.2 萬億元。

濟南還有多項指标落後于青島，有一些甚至落後于省内的煙台。尤其在出口總值上，完全不是一個量級。

這其實是一種必然現象，濟南的經濟腹地主要集中在魯西的農業經濟區，而青島和煙台則位于膠東半島，良好的港口條件讓他們有更大的貿易空間。

南京的情況就更有意思了。

自 1981 年起南京的 GDP 就被蘇州超過了，1985 年至 2013 年間甚至落後于無錫， GDP 排在全省第三位。一個省會城市的 GDP 打不過本省的地級市。

這背後的關鍵就在上海，由于地理、文化各方面的聯系，蘇錫常三地受上海輻射形成“蘇南模式”，承接上海産業鍊下遊的工業部分。

而偏居江蘇西南一隅的南京，對蘇北的經濟輻射相對有限，卻對鄰省安徽的馬鞍山、蕪湖等地輻射作用明顯。

根據 2017 年全國流動人口動态監測調查數據，南京流動人口的第一來源地是馬鞍山，前五大來源地中有三個是安徽的城市；蘇州流動人口的第一來源地是鹽城，前五大來源地本省占了三個。

這也就是為什麼，南京總被戲谑為“徽京”了。

沒有人不想證明存在感，城市也是一樣。

今年兩會，江蘇省政府工作報告提出了“提升南京省會城市功能和中心城市首位度”，江蘇省委機關報《新華日報》推出整版報道《從“你們南京”走向“我們南京”》。

山東在這方面則領先了一步，2018 年山東省政府工作報告就已經提到“提高省會城市首位度”了。而在今年 1 月，效仿安徽、浙江、四川等省的做法，山東省調整了行政區劃，濟南正式收編了萊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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