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從軍

許多朋友們，可能都有年輕時喜歡讀雜志的經曆。雜志上的時間刻度，像竹節一樣，記錄着讀者的閱讀曆程，留下年代感。

一、遇見《編譯參考》

1978年的春天，我們77級的同學開始上一年級。有一天，一位父親在國際廣播電台工作的北京同學，帶着一本叫作《編譯參考》的雜志來到班裡，在同學間傳閱。很快，這本雜志成為搶手貨。

這是一本“白皮”雜志，白紙黑字，“騎馬釘”裝訂，沒有一般雜志常用的色彩和圖片，隻是簡單的原生态版式。

這本雜志由外文出版局編印，主要刊登國外新聞出版界發表的文章，每期約16萬字。雜志的刊頭上印着“内部刊物，請勿外傳”的字樣，封底蓋着“請交換”、“贈閱”的紅戳。據刊内的一則啟示介紹，這份雜志主要為新聞宣傳部門服務，提供給有限的相關單位，或由對方出具介紹信訂閱。

《編譯參考》刊登的文章内容豐富，大多來自《紐約時報》、《亞洲華爾街日報》、《國際先驅論壇報》和《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等海外出版物，選題廣泛，内容獨特，觀點尖銳，幾乎篇篇可讀。即使在多年後的今天看，一些文章仍有閱讀價值。也許是因為這份雜志，當年從原作、翻譯到編輯每個制造環節，都是行家在做吧。

這份創刊于1978年的“白皮”雜志，來到了充滿生機的校園，幾乎與我們這個班級同步，更與國門初開的年代同步。《編譯參考》迎合了我們對未知探索的願望，讓莘莘學子從校園能夠看到更遠方。在當時，這應該是我們所能讀到的最具價值的官方國際資訊刊物了。（另一本類似的出版物是新華社出版的《參考資料》，每日上下午出兩本，但它并不是給我們這些普通學生看的，按照常規途經也不易讀到）。

相比較我們這些人在20歲之前、對國際社會形成的固有印象，這本《編譯參考》如同一部文字版的大百科紀錄片，在“白皮”的頁面裡，讓我們看到另一個多彩的世界。這本雜志更像一塊不期而遇的路牌，正巧出現在我們求學的十字路口，引導着新方向。

如今，我還留着一整套1979年的《編譯參考》月刊，全年12本，白淨的紙頁早已經泛黃。

在我的記憶裡，那一年，在讀完這本雜志最後一期的文章“中國面臨新的、更長的長征”之後，未來的日子，正翻過1979年的最後一天，進入激動人心的八十年代。

二、“白皮”雜志都登些什麼

當時，《編譯參考》設置的欄目，有國外見聞、美國側影、中外關系、對我國的反應、中美關系等。

以1979年為例，在這一年《編譯參考》發表的文章中，有不少讓我印象深刻。其中有一篇的作者，是後來當選了美國總統的布什，題為“我們同北京打交道，光付出代價而毫無好處”。另一篇是巴基斯坦總理布托在臨刑前，從獄中給法國總統的信。還有一篇是費正清寫的“新的兩個中國問題”。

下面是部分文章的題目：

有“日本經濟見聞”、“中國外交的新攻勢”、“中國為什麼要積極接近日本工業列島”、“當醒悟過來的人進行欺騙時”、“北京在尋找填補牆洞的新磚”；

有“南斯拉夫記行”、“70年代的美國電影”、“中國放松青年下放農村的政策”、“美國的女兵”、“可口可樂重來”；

有“中國大學的變革”、“中國宣傳工具把美國說的過于美好”、“越南在瘋狂的奔跑”、“危機四伏的新月形地帶”、“蘇聯小說《沉重的黃沙》故事梗概”；

有“中國為現代化奠定基礎”、“台灣與北京的鬥争，下中國象棋”、“中國正在為文學的尊嚴付出代價”、“10億讀者的市場”、“歡迎資産階級回國”；

有“在德裡大學和尼赫魯大學”、“巴金會見法國讀者速記”、“蘇聯的幫派體系和裙帶關系”、“中國的新長征”、“毛的遺産受到侵蝕”；

有“跟卡拉揚談話”、“20歲的古巴”、“蘇聯農村見聞”、“施佩爾談納粹德國對波蘭的入侵”、“日本企業界領袖談幹部的選拔”；

有“柬埔寨，震撼亞洲的十五天”、“泰晤士報中國專輯”、“日本講談社近況”、“戈培爾日記”、“美國十字軍在中國”、“世界新形勢下的美國對外政策”；

有“在中國外國人比其他人吃香”、“蘇聯老大哥的幽靈仍在中國遊蕩”、“日本的黑手黨”、“世界上10位第一夫人”等。

我們讀到這些文章時，距離網絡和手機還遠，沒有CNN，更沒有維基解密。

三、雜志成了另類教材，閱覽室成了第二課堂

學校的教材，常是國家形勢變革的晴雨表。

那時，在北京廣播學院新聞系，77級學生們用的教材，都是學校編寫的規定教材，從基礎課到專業課，傳統的東西和新增加的内容都有。學校主樓裡，有大小兩間常去的教室，那是我們的第一課堂。

同時，在新時期教育改革的趨勢下，學校也在努力創新，為學生開設了多種講座，調整了課程内容，還提供一些推薦書目，引導學生加深對所學專業的領悟。讓我們這些以“延安新華廣播電台”為起點學習廣播史的學生，開闊眼界，争取與時俱進。于是，包括《編譯參考》在内的一些書刊課外讀物，就被有的同學當作了另類教材，而學校的那間平房閱覽室，也就成為了我們的第二課堂。

閱讀雜志的過程，就是在上一堂書面自習課。有的雜志和圖書對學生的影響，或比正規教材更深些。我通過閱讀《編譯參考》的文章，對于新聞題材、表達方式、語言運用等要素的理解，都感到有啟發。特别是對歐美記者寫的特稿文章，尤其感興趣。我的畢業論文就以此為選題，雖然當時因見識尚淺，沒能寫出更深的意思。

有時，我會一邊讀着《編譯參考》上的文章，一邊想：這些沒見過面的作者，不知是什麼樣的大學、什麼樣的新聞系培養的。自己什麼時候，也能寫出這樣的文章？

從1978年開始的日子，進入雜志業發展的黃金年代，學生自己辦的刊物，也在各學校間傳遞。在當時的廣播學院閱覽室裡，架子上陳列的期刊琳琅滿目，包括了全國各地的文學期刊和人文、科技讀物，像文化酒吧一般，滿足着編采、播音、攝影、文編、無線電、外語、電編、電導等各專業同學的口味。每到傍晚，同學們來到“年輕的白楊”歌聲中那條道路的東面，走進閱覽室，有時還不容易找到座位。有一年，還曾出現過5個年級的學生同在閱覽室的場面（另一個地方當然是食堂了）。

在那個“科學的春天”的日子裡，在廣播學院最溫馨的房間裡，同學們讀着一本本雜志，聽着那個年代的心跳。

我還留着一些當時讀過的雜志，有《外國文藝》、《文藝評論》、《國際新聞界》和《新聞戰線》。特别是《外國文藝》，這是當年許多同學的“打卡”對象，每當有同學從定福莊進城，買回新一期雜志，我們的學生宿舍裡，仿佛湧進更多的陽光。

在最喜歡讀雜志的年紀，與雜志最繁榮的季節相遇，帶着一本“白皮”雜志，走向八十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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