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曆史文獻對曆來同中亞、南亞、西亞和非洲許多國家的陸路交通線路始終不曾概括出一個專用名稱，而19世紀以來的許多學者都想彌補這一缺失。1877年，德國著名地理學家李希霍芬（F．vonRichthofen，1833-1905）在其《李希霍芬旅行中國日記》一書中，把“從公元前114年到公元127年間，中國與河中地區以及中國與印度之間，以絲綢貿易為媒介的這條西域交通路線”稱為“絲綢之路”（SilkRoad）。其後，德國曆史學家赫爾曼（A.Herrmann）在其名篇《中國與叙利亞之間的古代絲綢之路》一文中主張，将“絲綢之路”的西端延伸到地中海沿岸和小亞細亞。赫爾曼的觀點立刻得到西方一些漢學家的支持，從而逐漸被學術界接受。19世紀末20世紀初，一些西方探險家在新疆、甘肅等地進行考察并發現了古代中國與亞、非、歐交往的許多遺物，并在相關的著作中廣泛使用“絲綢之路”這個名稱，還把古代中原與西方以絲綢貿易為代表的文化交流所能達到的地區都包括在絲綢之路的範圍之内，不僅使“絲綢之路”的概念更加深入人心，也進一步擴大其空間、時間和承載物内涵。這樣，“絲綢之路”就成為從中國出發，橫貫亞洲，進而連接非洲、歐洲的陸路大動脈的總稱。此後相繼出現了“絲綢之路”的綠洲道、沙漠道、草原道、吐蕃道、海上道等提法，“絲綢之路”的内涵被進一步擴大。同時，随着中西關系史研究的深入，“絲綢之路”也開始被人們看作是東西方政治、經濟和文化交流的橋梁。于是，“絲綢之路”幾乎成為中外文化交流的代名詞。

張骞出使與西漢對絲路的開拓

兩漢時期是絲綢之路的開拓時期。自西漢張骞“鑿空”西域後，兩漢政府對絲綢之路的開拓與經營都不遺餘力，這不僅僅是因為商業原因，也不僅僅是為了炫耀國威，更與此時期兩漢政府抵禦匈奴入侵這一政治兼軍事目的密切相關。西漢時期張骞通西域是曆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标志着中西交流史上一個新時代的開始，并對後來東西方文明的發展有着深遠意義。

西漢初年因國困民貧，對匈奴的入侵大都采取防禦政策。經過幾十年休養生息，漢武帝劉徹開始考慮對匈奴采取反擊。漢武帝獲悉，有一個曾居于河西走廊之敦煌、祁連山之間，但已被匈奴驅逐至西方的大月氏國（Indoscythae）與匈奴有世仇，故而想尋找大月氏，欲與之攜手夾擊匈奴。因此，時任郎官的張骞應漢武帝招募，第一次出使西域。

漢武帝建元三年（前138），張骞帶領一百多人的出使隊伍離開長安，經隴西向西進發，但不久就被匈奴俘虜。匈奴單于長期監禁張骞，并為之娶妻成家，冀其投降。張骞卻始終等待時機準備逃脫，并在11年之後乘防備疏松，終于和随從人員逃出匈奴。張骞一行向西越過蔥嶺，經過幾十天長途跋涉後抵達大宛（Farghana），即今天中亞之費爾幹納盆地（FerganaValley）。随後大宛王派人護送張骞前去康居（Sogdiana，中亞阿姆河與錫爾河之間），再由康居到達大月氏。然而大月氏已立新王，并越過阿姆河吞并了希臘化國家大夏之故地，已然安居樂業，兼因距中國太遠，無心再向匈奴尋仇。張骞在此住了一年多，不得已而東返。為了避免匈奴攔截，張骞未走原路而沿塔裡木盆地南緣進入柴達木盆地，繞道青海歸國，但不幸又被匈奴捕獲。所幸一年以後，匈奴因單于去世而發生内亂，張骞得以逃脫，終于在漢武帝元朔三年（前126）回到長安。

張骞第一次出使西域曆時13年，雖然沒有達到同大月氏結成聯盟的政治目的，卻了解到有關西域地區的政治、經濟、地理、文化、風俗等情況，為以後中原加強同西域的聯系奠定了基礎。不久，張骞就利用他對西域的知識參與衛青出擊匈奴的戰争，因知水草所處，為此次軍事行動的勝利立下大功，被封博望侯。張骞第一次出使西域的同時，西漢王朝也對匈奴展開一系列打擊，其中具有決定作用的是公元前127年、前121年和前119年分别進行的三次戰鬥。公元前127年，衛青大敗匈奴，控制了河南之地（今河套以南地區）；公元前121年，匈奴在霍去病的打擊下發生分化，渾邪王降漢，河西走廊完全為漢朝控制；公元前119年，衛青、霍去病又分道出擊匈奴，匈奴單于大敗遠遁，從而将匈奴進一步驅逐至漠北。經過這三次大規模的反擊，西漢王朝在對匈奴的鬥争中已經掌握了主動，前往西域的道路也基本暢通，這為張骞第二次出使西域、此後絲綢之路的安全暢通以及西域諸國同西漢王朝的友好往來，創造出必要條件。

然而西漢王朝的反擊戰隻是肅清了匈奴在漠南及河西走廊的勢力，西域各國仍為匈奴控制，依然威脅着西漢王朝西北邊境的安全。為了徹底鏟除匈奴勢力，也為了漢武帝開疆拓土的雄心大略，漢武帝在對匈奴展開第三次打擊的同年再度派遣張骞出使西域，目的是設法聯絡烏孫等西域各國，“斷匈奴右臂”。這一次出使隊伍浩大，随員三百，牛羊萬頭，攜錢币、絹帛“數千巨萬”。但這次張骞仍然沒能達到預期目的。當他們到達烏孫（伊犁河、楚河流域）時，正值烏孫因王位之争而政局不穩，國内貴族又懼怕匈奴，故西漢王朝欲同烏孫結盟攻打匈奴的政治目的再次落空。但在烏孫期間，張骞分别派遣副使到中亞、西亞和南亞的大宛、康居、大月氏暨大夏、安息、身毒（Sindhu，印度）、于阗各國，廣加聯絡。公元前115年，張骞回國，烏孫遣導譯相送，并派使者來長安。使者見到漢朝人衆富厚，回去廣加宣揚，漢朝的威望在西域大大提高。不久，張骞所派副使也紛紛回國，并帶回許多所到國的使者。從此，中西之間的交通正式開啟，西漢政府與西域及中亞、西亞、南亞地區的友好往來迅速發展，西來使者相望于途。自西漢西行的使團據說一年之中多則十幾個，少則五六個，使團規模大則數百人，小則百餘人，所訪之地遙遠，出訪一次所需時間從數年到八九年。與使團相得益彰的是一群群商胡販客，“日款于塞下”。此後，中西之間的陸路交通繼續向西延伸，一直到奄蔡（Aorsi，鹹海與裡海之間）和條支等國。

張骞出使西域本來是為了聯合西北各民族共同抗擊匈奴，客觀上卻起到了開拓長期被匈奴阻塞之東西陸路交通的作用，溝通了東西方的經濟與文化往來，也建立起中原與西北邊疆各地區的友好聯系，開辟出中國與西方各國直接交流的新紀元，如此重大的曆史意義使張骞出使在史上被譽為“鑿空”。

張骞的兩次出使雖然對開通絲綢之路有重大意義，但因這時期匈奴的勢力并未完全退出西域，西域與中原之間的交通依然長期受阻。絲綢之路真正得以繁榮和暢通，應歸功于西漢政府對匈奴的打擊和設立西域都護。

西漢王朝乘着對匈奴戰争的一系列勝利而于公元前121年和公元前111年先後在河西走廊設立武威、酒泉、張掖、敦煌四郡，俗稱河西四郡，割斷匈奴與羌族之間的聯系，保證絲綢之路咽喉地帶的暢通。此後匈奴勢力隻好向西發展，開始了同西漢王朝争奪西域的長期鬥争，最終西漢王朝取得重大勝利。本始二年（前72），匈奴攻打烏孫，烏孫向西漢求援，西漢遣五将軍率十五萬大軍與烏孫東西夾擊匈奴，大獲全勝。匈奴經此一戰，元氣大傷，很長時間再無力同西漢在西域争雄。宣帝神爵二年（前60），匈奴發生内讧，西邊日逐王先賢撣降漢，被西漢封為歸德侯，自此匈奴勢力全部退出西域。

西漢王朝在西域設置官吏，始于貳師将軍李廣利讨伐大宛勝利之後。當時所設稱為西域使者校尉，其任務是率領士卒在車師、樓蘭等地屯田，以供給和保護來往于絲綢之路上的各國使節。宣帝元康二年（前64），又命鄭吉為衛司馬，“使護鄯善以西南道”，也稱之為“護鄯善以西使者”。至神爵二年匈奴日逐王來降後，以鄭吉“并護車師以西北道”，這就是“都護”一名的由來。自此西域都護府正式出現。西域都護的主要任務是統領西域諸國聯合起來共同抗擊匈奴的侵擾，特别是保護西域南北兩道的安全和暢通，這也是“都護”一詞的原意。如在宣帝甘露二年（前52），匈奴郅支單于西遷康居，直接威脅西域都護所管轄的烏孫和大宛等地，嚴重破壞了絲綢之路的安全。于是在元帝建昭三年（前36），西域都護甘延壽和副校尉陳湯率領西域諸國兵馬，消滅郅支單于，從而保證絲綢之路的暢通。

絲綢之路的具體通道

兩漢時期，中央政府總體來講對絲路交通十分重視，除了設立西域都護之外，在絲路要沖還設置郵亭、修築道路、駐兵屯田、布置烽燧、設立關卡等，這些措施都有力地保證了絲路交通的安全，也為往來絲路的使者和商人提供了巨大的方便。兩漢時期的絲綢之路東起長安，出隴西高原，經河西走廊武威、張掖、酒泉而達敦煌。敦煌以西有玉門、陽關兩個隘口，由此西行至塔裡木盆地東側，因沙漠阻隔而分化出沿大漠南北兩側的兩條道路，即南道和北道，兩道的分岔地在樓蘭。

南道以且末為東西向中繼站，且末以東和以西的具體路徑其實都不止一條。西漢時，從隴西至且末有三條道路。第一條是通行最早、行人最多的白龍堆道，從玉門關越三隴沙（接近羅布泊窪地的沙山地帶），過阿奇克谷地，經白龍堆，至樓蘭，在此折向西南，經海頭、阿不丹，至今若羌一帶，在此轉西行，抵且末，繼續西行。第二條為稍後興起的羅布泊以南的路線，出玉門關後，沿疏勒河谷地西行，經科什庫都克、羊塔克庫都克、庫木庫都克、科什蘭孜、落瓦寨、敦力克，至米蘭綠洲，由若羌一帶西抵且末，與第一條路彙合。此路沿途系荒漠地帶，但比白龍堆道路平坦且快捷，所以漸漸成為主要道路。第三條名為陽關路，以玉門關之南七十公裡處的陽關為起點，出陽關後西南行，經葫蘆斯台、安南壩、拉配泉、金鴻山、紅柳溝、敦力克，至米蘭綠洲，至此與第二條道路彙合。此路多山前崎岖小徑，一向寥落，但4世紀起，前兩條道路相繼冷落或廢棄，此道遂轉為繁榮。

自且末再往西，相繼經過精絕、扜彌（今新疆策勒東北）、于阗（今新疆和田附近）、皮山，抵莎車，由此至塔什庫爾幹有兩條道路。第一條沿葉爾羌河至卡群、海散勒巴格，向西經庫斯拉甫、塔爾、很祖鐵熱克、幸疊，抵蒲犁（今新疆塔什庫爾幹）。第二條由今葉城一帶向南，沿提孜那甫河至莫莫克，轉西經阿孜幹薩、布倫木沙、瓦卡，至塔什庫爾幹。到了塔什庫爾幹便可經明鐵蓋山口西入帕米爾高原，然後沿興都庫什山北麓和噴赤河（Pyandzh）上遊西至大月氏，從這裡向南可去身毒（印度），向西則可經安息（位于今伊朗高原）去條支。

北道，在通西域之初實為“東西道”，指玉門關向西至樓蘭後繼續西行的路線，現代稱為樓蘭道。從玉門關西行，過都護井（卑鞮侯井）、三隴沙北頭，經居盧倉（今科什庫都克附近），從沙西井（今羊達克庫都克）轉向西北，過白龍堆到故樓蘭，向西經渠犁（今新疆庫爾勒）、烏壘（今新疆輪台東）、龜茲（今新疆庫車東）、姑墨（今新疆阿克蘇），至疏勒（今新疆喀什），從疏勒可越過蔥嶺，至大宛、康居（撒馬爾罕及其附近），再向西北就可達奄蔡。這條路是西漢時期的主幹道，但缺點是沿途自然條件惡劣，險阻難行，三隴沙、白龍堆和羅布泊北岸的雅丹地貌尤其崎岖，又缺乏供給。漢宣帝改年号神爵以後，匈奴勢力被逐出車師，改為漢朝控制此地，所以“東西道”出現了經過車師的支路，即越過羅布泊地帶後至營盤一帶北上，經山國入車師，補充供給後繼續西行。不過，自樓蘭西行直趨龜茲的路線直至東漢仍是重要幹線。

西漢末年，在戊己校尉徐普的提議下，開辟了一條繞過雅丹地貌區而溝通玉門關與車師後王城的新道。《三國志》卷三〇《魏書》注引《魏略西戎傳》中以“北新道”之名記載這段路線，“從燉煌玉門關入西域，前有二道，今有三道”。其中之“南道”“中道”的大勢基本上與《漢書西域傳上》中對南北二道的記載相同。此外記一條“新道”，“從玉門關西北出，經橫坑，辟三隴沙碛，出五船北到車師界戊己校尉所治高昌，轉西與中道合龜茲”。“高昌”就是今吐魯番，“橫坑”“三隴沙惡”“龍堆”“五船”都是指玉門關以西之沙丘或鹽堿灘。因其比從前的絲路北道更靠北，故又稱為“北新道”。這條道路使敦煌至高昌的行程縮短一半，有利于加快行軍速度，但對于商旅而言卻是一條畏途，因為這段長達1800裡的道路是水草困乏的沙碛路，并多流沙。所以，它并非一條常規道路。

魏晉南北朝時期，中西陸路交通新增兩條重要路線——經過伊吾的“北道”與河南道。伊吾道，即出玉門關後經伊吾至高昌的道路，要經過今哈密、巴裡坤等東部天山一帶。此路萌生于先秦時代，但由于東漢以前匈奴勢力一直控扼着此道沿途地區，此道久為其壟斷。公元73年，窦固、耿忠便沿此路進軍西域并大敗匈奴呼衍王。此後，該路線置于漢朝的控制護衛之下，但似乎整個東漢都沒有在該條路線上設置供商旅使用的交通配套設施，所以其利用率不高。至曹魏時期，伊吾道的利用率才逐漸提高。北周時商客往來已經“多取伊吾路”。伊吾道至高昌後，可以再至龜茲與漢時北道彙合，但這時也出現一條自伊吾西行的新路，即穿越天山東麓缺口，取道準噶爾盆地，過卑陸、且彌到烏孫，再西南行抵大宛。隋代裴炬根據得自胡商的信息而在《西域圖記》中對此道有詳細的記載。《西域圖記》雖久已亡佚，但《隋書裴矩傳》中幸存關于這條道路的記載，其中将這條道路正式稱為“北道”。所記其基本走向為:從伊吾西去，大緻傍天山北麓而行，沿路經蒲類海（今新疆巴裡坤湖）、鐵勒部（散于伊吾以西、焉耆之北，大概應經過東漢車師後王城，即今吉木薩爾）、突厥可汗庭弓月城（今新疆伊甯），由此渡北流河（今楚河，欲渡楚河當先渡伊犁河），至拂菻國（東羅馬帝國）及西海（地中海或黑海）。

同在中古前期，西域以東還出現了一條與河西走廊平行的道路“河南道”。這條道路出現得也很早，據《史記大宛列傳》，張骞首次出使西域歸國時，為了躲避當時占據河西走廊的匈奴，便“并南山，欲從羌中歸”，說明當時沿南山（昆侖山及其支脈）東西分布的諸羌族部落之間可能有一條交通線路。西晉和南北朝時期，吐谷渾排擠諸羌，據有今青海之地，由于南北對立，東晉與南朝隻好經過吐谷渾同西域及漠北柔然相聯系，從而發展了益州（四川）至鄯善間與河西走廊平行的這條“河南道”。大概由于沿途相對安全，有的北朝人如宋雲、惠生西行取經時也走這條路。1956年，在青海西甯舊城發現了一件大約5世紀末埋藏的存儲金屬貨币的陶罐，所藏銀币應在百枚以上，從後來收集到的76枚看，都是薩珊波斯（SasanianEmpire）皇帝卑路斯一世（PerozI，459-484）時期所鑄，這就可以看作是2-6世紀時期河南道上東西交通興盛的證據。

絲路、貿易與文化傳播

絲綢之路是使節之路、戰争之路、商旅之路，當然也是文化傳播之路，因為道路的暢通全方位促進流通與交流。絲路暢通之始，西漢政府與西域各國都同時表現出對利用此道開展貿易往來和政治往來的興趣。兩漢時期，因西域都護府和西域長史的設置，商道在漢朝的有力控制之下，中西貿易迅速發展，但這其中有很大部分屬于朝貢貿易性質的“賜贈”行為，即漢朝廷以播揚威德為目标，屢派使節攜巨額币帛赴西域各國送禮，或當西域使節來朝觐之時，以绮繡雜缯和金屬賞賜。漢朝的慷慨大大刺激了塔裡木諸綠洲城邦王公貴族的旅行熱情，于阗王、精絕王曾多次帶着使者和商旅到中原從事貢賜貿易，敦煌懸泉漢簡中留下很多條樓蘭、于阗、精絕、若羌、且末、扜彌等國來使過關的記錄，主要見于過食文書和乘傳駕車簿類文書。

除貢賜性質的官營貿易之外，漢朝也有以官府名義組織的遠行商隊。《史記大宛列傳》載，張骞通西域後，西漢政府“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國。因益發使抵安息、奄蔡、黎軒、條枝、身毒國。諸使外國一輩大者數百，少者百餘人。

漢率一歲中使多者十餘，少者五六輩，遠者八九歲，近者數歲而反”。《漢書張骞傳》亦有類似記載。政府在一年中遣使五到十次不合情理，這些使團實際上主要是以官府名義組織的貿易隊伍，而這些中國商人的行迹很可能已到達中亞、西亞的一些地區。

官方的頻繁往來使交通道路得到良好維護，自然也有利于民間貿易的蓬勃開展。中國商人在中古前期就已參與民間貿易，南北朝和隋唐有關于中國商人遠赴中亞從事商業活動的記載，如上文所引《唐西州高昌縣上安西都護府牒》所記李紹謹前往弓月城貿易事。在西域的中原商賈還以隔年收賬的賒銷方式向當地居民出售絲綢，這不隻表明他們與本地居民的關系融洽，還表明他們在這地方有長期固定的營業機構。不過，民間貿易總體上以西方商人為主。《史記大宛列傳》描述了大宛至安息的居民普遍善于經商，《後漢書馬援傳》則記載梁松以“西域賈胡，到一處辄止”為譬譏诮馬援，《東觀漢記》亦記光武帝去世時，長安的西域賈胡為其祭拜。可見“西域賈胡”在兩漢時已深入中國各地。公元2世紀的羅馬地理學家托勒密在《地理學》中引述同時期地理學家馬利努斯《地理學知識》的一段記載稱，一位名叫梅斯蒂蒂阿努斯（Ma sTitianus）的馬其頓商人曾同中國保持經常的貿易關系。梅斯本人雖未到過中國，他的代理人卻經常組成商團從地中海之濱跋涉數萬裡到達賽裡斯國的首都。

南北朝時期更有大批西域商人雲集中原。西方商隊為利之所趨，即使在戰亂年代也打着“奉獻”“朝貢”的旗号而堅持奔波于絲路。南北朝時期，北方政局趨于穩定，中西貿易再度興盛，西域賈胡雲集中原，前引《洛陽伽藍記》卷三《龍華寺》稱，西域賈胡不僅雲集都城，還有許多人定居洛陽。同在南北朝時期，長江流域也藉河南道與西域建立商貿聯系，吐魯番阿斯塔那墓區出土的此時期絲織品中有許多來自益州。

塔裡木周緣的綠洲城邦作為貿易中轉站和集散市場而變得喧嚣熱鬧，綠洲居民之間以及農耕民族和草原民族之間的物資交換活動也受到中西貿易的刺激而日益活躍，絲路沿途還出現專門的商業城鎮，比如既是南道要沖又可連通北道的疏勒。《漢書西域傳上》稱其地“有市列”，即市鎮上有按商品種類銷售的店鋪，顯然是一個交易市場。于阗東西二城也十分興旺，當地兼管市場交易的行政官作為漢朝的冊封官員見諸史籍，即“城長”。商業繁榮大大刺激了諸綠洲城邦的發展，人口增長可為一例:絲路暢通之後百年間，疏勒戶數增加十倍以上，于阗人口增加五倍左右，焉耆人口增加約70％。南北朝時期，由于貿易頻繁導緻的人口聚集，綠洲地帶出現許多王城之外的新城鎮，或作為各種長途貨物的集散地，或作為本地居民的初級農貿市場。至唐代，北道（天山北道）沿線因同樣理由而出現一系列新城。而商人開始成為一些城鎮的重點征稅對象，交易稅列為政府的重要财政收入，比如在鐵勒控制時期的高昌和麴氏高昌。唐太宗貞觀十四年平定高昌，改置西州，又在可汗浮圖城置庭州，西域變為唐朝的郡縣，絲路更是空前繁榮。西州市場上有各種分類專營店鋪，如谷麥行、米面行、果子行、帛練行、彩帛行、铛釜行、菜子行，同時交河郡也出現了行會組織。

絲綢之路，名副其實地以絲綢運輸為主，這是因為在兩漢以至唐代中期，中國出産的物品中最吸引西方人注意而又最适于長途車馬運輸的正是絲綢。位于交通樞紐的樓蘭故址及其西邊的營盤遺址、精絕國所在的尼雅遺址，都出土衆多各朝代的精美絲織品，足可作為當時絲路貿易的見證。到了唐代，随着中原絲織業的進一步繁榮，各地名産都彙聚西域。西州市廛上的絲織品有益州半臂、梓州小練、河南府生絁、蒲州與陝州之絁以及常州纻布。絲織品的所有品種如绫、紗、錦、羅、暈繝錦、絁、生帛、缦、綿、綿、绮、绨、缣、刺繡和缬，都源源不斷地從西州輸往天山南北以及中亞、西亞和地中海周緣。不過，中國輸出的遠不止絲綢，還有漆器、鐵器和其他各種日用品。

同一時期，自西域輸入中國的除各種奇珍異寶之外，以毛織品為最受歡迎的大宗物品。新疆地區出土的兩漢毛織品數量多于同時期絲、棉織品，而且品種繁多，既有本地生産的，也有從大夏等地輸入的。塔裡木盆地南緣和天山北麓一帶的出土毛織品多屬高檔毛織品，并有希臘式紋樣，超出當地所應有的毛紡織技術水平，當來自蔥嶺以西，正是絲路南道貿易繁榮的見證之一。當班超經營西域之時，其兄班固竟也卷入了中西貿易，他曾因權貴窦憲托他購買罽、月支馬、蘇合香、毾之故而寫信給班超，他自己也請班超幫忙購買過毛織品。唐代則不僅進口來自波斯和東羅馬的毛織品，還進口波斯錦，這種錦是結合毛織技術的波斯本土絲織物，圖樣風格是薩珊聯珠紋，在市場上頗受歡迎。

與商業和政治軍事往來相伴随的是來往于絲綢之路的各類移民，如漢唐時期的西域屯田部隊及随軍人員，因為經商或其他生計原因移居西域的中原人，戰亂時期被迫留居西域的普通居民和士兵，此外還有在中國駐留一段時間後返國的外國商人、西域王侯的質子及随員、使節，這些人也都是包括物質、技術和生活方式在内的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

（本文摘自《中西文化關系通史》（全二冊），張國剛/著，北京大學出版社2019年10月第一版，定價：168.00元）

（本版文字由燕婵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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