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江隐龍

舌戰群儒與罵死王朗兩段故事，均為《三國演義》所虛構。諸葛亮出使江東，無非智激孫權；罵死王朗則更不知從何說起。不過在曆史上，諸葛亮的确進行過一次舌戰群儒，隻不過這裡的“舌戰”不是用嘴，而是用筆紙；這裡的“群儒”也非來自江東，而是來自中原。

曆史上也有一段舌戰群儒，卻與王朗相關

不過曆史上的舌戰群儒遠遠沒有《三國演義》中所說的那樣黑白分明、正邪對立。曆史不是小說，它注定要混雜了更多的時代因素，而身處于漩渦中的英雄人物，也往往因此變得模糊。《三國演義》中的曹操、曹丕被刻畫成篡漢之奸賊，劉備則是毫無疑問的漢室正統。然而在曆史上，漢魏禅代之後的現實卻是曹魏帝國“十分天下而有其九”，而且牢牢占據着中原與曾經的漢都。反觀蜀漢，僅以益州之地而自謂繼承漢祚，的确難以服人。劉備稱帝前，劉巴認為如此則“示天下不廣”，費詩更直言：“殿下未出門庭，便欲自立邪？”可見偏守一隅一直是蜀漢政權繼承漢祚最大的劣勢。劉備以稱漢中王，尚與其功績相匹；一旦稱帝，則文治武功均不足，而武功尤其不足以服人。

劉備稱帝，武功不足

關于漢亡之後的正統問題，非但是曹魏、蜀漢兩方争執不下，三國之後的曆代史家也往往各執一詞。如陳壽的《三國志》以曹魏為正統，習鑿齒的《漢晉春秋》則開蜀漢正統之先河。比較特殊的是《資治通鑒》雖然用的是曹魏年号，但其編纂者司馬光曾有一驚人之語：

“竊以為苟不能使九州合為一統，皆有天子之名而無其實者也。雖華夷仁暴、大小強弱或時不同，要皆與古之列國無異，豈得獨尊獎一國謂之正統，而其餘皆為僣僞哉？”

别以為司馬光隻會砸缸！

也就是說，隻要天下尚處于分裂狀态，那“天子”之名便是有名無實，也即無所謂正統與僞号。此語真可謂擲地有聲。《世語》中也曾記載過夏侯惇對曹操的進言：“宜先滅蜀，蜀亡則吳服，二方既定，然後遵舜、禹之軌。”由此可知，稱帝一事對應着統一天下的赫赫武功，這是政治慣例。所以，曹丕代漢有着中原之利與禅位的“合法程序”，但畢竟未能統一天下；蜀漢君主畢竟是漢室宗親，漢朝曆經四百年，其恩威深入人心，劉備的血統依然具有強大的向心力。二國一時間難分出高下，實屬正常。

曹丕為也帝位也是不容易

然而就在此時，孫權向曹丕稱藩卻改變了魏蜀兩家的政治局勢。孫權襲荊州、殺關羽後，為防劉備興兵複仇而陷于兩線作戰的不被動局面，遂舉國向曹魏稱藩。當時除去遼東一隅之地外，天下三分格局已定，孫權以三分天下稱藩，使得曹魏在法律意義上直接統一了江東——這給予了剛剛稱帝的曹丕以極大的合法性。孫權向中原之國稱藩，蜀漢的地位更顯邊緣化，魏蜀兩國正統之争的天平此時漸漸朝着曹丕傾斜。

曹丕稱帝，他姐姐都不願意

曹丕久經沙場，怎能不知道孫權稱藩是為了集中力量防禦蜀漢而采取的權宜之計？非但曹丕心中有數，其帳下謀士劉晔也對此發表過一番極為精辟的分析：“權無故求降，必内有急。權前襲殺關羽，取荊州四郡，備怒，必大興師伐之。外有強寇，衆心不安，又恐中國承其釁而伐之，故委地求降，一以卻中國之兵，二則假中國之援，以強其衆而疑敵人。權善用兵，見策知變，其計必出于此。今天下三分，中國十有其八。吳、蜀各保一州，阻山依水，有急相救，此小國之利也。今還自攻，天亡之也。宜大興師，徑渡江襲其内。蜀攻其外，我襲其内，吳之亡不出旬月矣。吳亡則蜀孤。若割吳半，蜀固不能久存，況蜀得其外，我得其内乎！”

終于想起我了……

劉晔的分析一針見血。首先，他預料到了之後的夷陵之戰以及孫權稱藩的虛假性；其次，他提出待劉備伐吳之際揮師南下，則孫權必亡；孫權若亡，其蜀漢不能獨存，如此天下可定。然而曹丕的回複卻是“人稱臣降而伐之，疑天下欲降來者心，必以為懼，其殆不可”。這一句話饒有趣味：天下無非三分，孫權稱藩之後還有誰是“欲降來者”呢？顯然不是四方蠻夷與遼東的公孫家族而是蜀漢。曹丕此時所想，自然是平定吳蜀非一日之功，但如果蜀漢能夠跟随孫權的腳步稱藩，那曹魏便在法律層面上實現了天下一統，由此漢魏禅代再不可易，其正統性、合法性便不容置疑。出于這一考慮，曹丕沒有采納劉晔的建議反而賜孫權九錫、封其為吳王的舉動便不難理解了。

寡人自有想法！

不久夷陵之戰爆發，蜀漢國力大為削弱，落得個“蜀弱吳孤”的結局。從夷陵之戰（221年）後到諸葛亮北伐（228年）前，是三國曆史上非常特殊的一段時期。從法律層面上來看，此時天下隻有曹魏、蜀漢兩國，而吳王孫權則是曹魏帝國的内臣或是外藩，所以魏蜀之争本應處于極度白熱化的階段。然而事實上卻是，魏蜀兩國在這七年間并未爆發任何戰争，雙方在軍事上保持着前所未有、之後也未曾有的和平狀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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