統計學意義的後人口轉變時代的到來，意味着中國人口發展已開啟一個新的曆史時期。我們無法完全掌握和判斷這一時期的階段、内容和長短，但可以确定的是低生育-少子化-老齡化階段的中國人口問題将更加複雜和多元。這提示我們，後計劃生育時代要盡快跳出人口數量控制和生育水平高低的傳統視野，更多關注低生育水平下的中國人口自然和社會屬性的質量、結構、分布、開發和發展問題。要而言之，中國人口學發展的前景和機遇就在于服務國家需求，與黨和人民同呼吸，與時代共進步，實現與計劃生育的改革和轉型同步，并為之提供智力支持和理論指導。

人口學要為計劃生育改革和人口政策轉型提供智力支持

2017年黨的十九大報告強調要“促進生育政策和相關經濟社會政策配套銜接”，2019年十九屆四中全會再次提出“優化生育政策，提高人口質量”；但2018年十三屆人大一次會議審議通過憲法修正案，仍然保留第二十五條條款“國家推行計劃生育，使人口的增長同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相适應”。近年來中央對生育政策的表述方式不斷調整和變化，卻并未做出大的變動，體現中央對人口發展的重視、對低生育态勢的關注，相關政策仍在探索階段。

這要求人口學界加強人口發展戰略研究，積極回應黨和國家的需求，為人口政策轉型和計劃生育改革提供學理支撐。要求我們重視計劃生育政策留給中國人口發展和人口研究的鏡鑒與啟示，對“計劃生育”重新做出符合時代和人民發展需求的解釋；要求我們以人為本，尊重人的主體性地位，恢複生育決策的本來面目和基本邏輯，既實現生育的工具性（比如實現代際關系平衡、年輕人口戰略儲備）又尊重生育的人文屬性（比如賦予自願、自主和自覺的生育權利）；推動傳統“控制生育”向現代“優化生育”轉變，破除國人“計劃生育就是節制生育”的傳統思想。我們要跳出人口增長的“數量觀”，樹立人口發展的“生态觀”，推動計劃生育向科學管理人口和優質服務人口轉變，實現人口規模适度（人口數量與經濟社會發展協調）、人口質量提升、人口結構優化、人口發展統籌和家庭能力提升的多元目标。

社會學意義的人口轉型時代産生了一系列需要人口學界回答的重大問題

社會學意義的人口轉型時代産生了一系列需要人口學界回答的重大問題，包括從人口轉變增長到人口慣性增長，從人口正增長到人口負增長，從人口年輕化到人口老齡化等一系列新人口趨勢和問題。問題是學術之母，中國人口轉型迫切要求學人堅持問題導向，聚焦人口發展前瞻性議題，制定與時俱進的人口發展戰略。具體來說，要求我們加強内生性低生育現象研究，當前我國生育率已無可避免地出現了低迷趨勢，如何準确把握年輕一代生育意願，在文化和制度層面上健全家庭、社會和國家共同承擔生育、養育和教育責任的三育支持政策，促進生命曆程視角下生育政策與相關經濟社會政策的配套銜接，是中國人口學面臨的重大課題。無論時代如何變遷，生育研究始終是人口研究的曆史使命。

人口态勢要求我們加強老齡化和人口流動遷移研究。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均預測，2050年我國将有1/3人口超過60歲，龐大的老年人口規模和快速的老齡化進程對我國老齡友好型社會的服務體系和政策體系建設以及“健康紅利”“長壽紅利”開發提出了殷切期盼。要求我們加強人口遷移流動研究，2.4億的流動人口深刻影響了我國生育水平、人口結構的狀态特征及其變動，進而直接影響了地區經濟發展模式的轉變，要求我們牢牢把握人口遷移流動新趨勢，繼續深化戶籍制度改革，創新流動人口服務管理，加強社會保障體系建設，促進流動人口社會融合。

此外，人口出生、死亡和遷移等人口變量特征轉變及其交互作用，将直接或者間接地衍生出諸多風險家庭、風險社會和人口風險問題，如何站在人口安全的戰略高度積極應對人口結構轉變帶來的人口負債問題，如何開掘低生育-少子化-老齡化人口非均衡發展時期的“人口新紅利”，如何促進人口質量和人力資本存量提升，持續收獲新時期人口紅利，都是人文人口學框架中不得不深思的重大人口問題。

信息科技時代煥發數理人口學的生機，同時要求人口學界積極利用人口數據資源平台，科學甄别數據真僞質量，創新人口分析技術方法。

近年來，人口學特别是廣義人口學研究開始廣泛使用百度遷徙大數據、手機信令數據和移動通信系統大數據等人口資料，譬如，分析人口流動空間格局變動就是人口研究積極回應大數據時代的成功寫照。人口社會領域追蹤調查數據（比如CFPS、CHARLS）和多期截面數據（比如CGSS、CHIP）不斷積累，人口數據資源不斷整合彙集，信息交換、存儲、傳輸和加工利用技術日新月異，各類人口數據呈指數級增長，給人口分析開拓了巨大的空間，為建立在定量研究基礎上數理人口學的長足發展注入了強大動力。

同時還應當看到，在人口大數據時代，人口學者要緊跟時代步伐，創新人口分析思維，提高人口數據分析挖掘能力，豐富和拓寬人口研究領域，更要堅守人文人口學陣地，警惕被“數據洪水”吞沒而陷入“見數不見人”誤區，絕不能沉迷于方法應用和數據挖掘而忘了人口學的根本價值取向即促進人口的均衡優化發展和增進人民的福祉共享。否則就會本末倒置，喪失人口研究的價值性和科學性，最終喪失人口學科存在的意義。

人口研究需要回應新時期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面臨的現實問題

人口治理不能自外于社會現代化治理過程，必須把人口再生産及其決定的人口特征和狀态變動看作一個社會治理的過程，同國家各項決策密切聯系起來。這決定了人口研究不能淪為脫離人口實際的抽象存在，必須重視本土人口理論與中國人口實踐的深度融合，這首先要求人口研究對人口實踐具有指導性和引領性。科學的理論方能指導科學的實踐。人類自身生産與物質資料生産不同，一個人口再生産周期絕不是簡單的一代人問題，對未來人口發展問題避而不談、視而不見，隻能等來嚴寒的“人口冬天”。這一點，我們已經在過去的人口學後果中有過諸多教訓了。

一個内嵌于國家治理現代化過程的人口研究，對人口實踐的指導應當以重建人口生态，優化人口治理，創新人口服務和完善人口管理為己任。過去，我們對人口管理談得多，對人口生态、人口治理和人口服務談得少。當前，人口風險社會正全面到來，“低生育率陷阱”不幸應驗，“銀發浪潮”如期而遇，“四二一”家庭結構引發人口塌陷，“空巢孤獨死”挑戰傳統人道主義，“病苦老齡化（abnormal aging）”淪為社會常态等等接踵而至。這些人口問題均無法依靠人口管理而得到全部解決，而必須将人口治理統籌于國家治理體系、社會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進程之中。

人的全面發展呼喚全面發展的人口科學

服務于人的全面發展和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的應用學科屬性，決定了人口學擁有經久不衰的強大生命力。新時期的人口學要緻力于實現人的全面發展，就必須站在時代前沿，并且更加廣泛和更大程度地借鑒其他學科的理論成果與研究方法，不斷革故鼎新，日日新又日新。當今社會，人工智能開始替代人類勞動；與此同時，伴随“劉易斯拐點”的出現，勞動年齡人口規模和占比下降倒逼我國經濟發展由主要依靠勞動力數量增加轉向主要依靠勞動力素質提升，人口研究必須借鑒經濟學、人力資源科學以及相關人工智能科學的觀點。再如，從健康長壽這一人的發展的終極追求看，人口研究必須借鑒現代醫學和生命曆程理論的觀點，即疾病預防和健康促進應從生命早期開始并覆蓋全生命周期，同時也應當借鑒健康人力資本的理論觀點，通過改善衛生醫療條件、優化健康人力資本投資結構和加大财政支持力度來促進人口健康水平的提升。

置身于低生育-少子化-老齡化-人口失衡為基本特征的人口新時代，人口研究應當也需要厚植于廣義人口學的肥沃土壤，彰顯人的全面發展、家庭的幸福發展、人口的優化發展、社會的和諧發展和國家的安全發展的價值取向，充分吸收一切人類文明的有益成果，還原廣義人口學的學科全貌，加強人口學學科生态建設，加快發展人文人口學、數理人口學、人口統計分析技術、人口經濟學、人口生态學、健康人口學、人口地理學、社會人口學、人口政治學、法人口學等等，最終為實現五大有機發展和人民對發展成果的共建共享提供強大的智力支持。

閱讀延伸

何謂“人口新紅利”

傳統觀點認為，“人口紅利”指的是一個國家勞動年齡人口占總人口比重較大、人口撫養比較低，因而儲蓄率較高，可以促進高投資，保持較高經濟增長率。

“人口新紅利”是指受勞動力素質提升、勞動年限延長和就業結構優化等因素影響，勞動參與率和勞動生産率大幅提高，經濟結構得以優化升級，從而使一個國家或地區實現更高質量的經濟增長。

從實際情況看，我國形成“人口新紅利”的潛力巨大。一方面，雖然我國勞動年齡人口基數很大，但勞動力素質相對不高，提高勞動力素質還有較大空間。另一方面，雖然我國老齡化趨勢在加劇，但人口平均壽命也在不斷增加。如果能夠适當延遲退休年齡，繼續發揮60歲以上人才的優勢，我國經濟增長将會獲得更多勞動力供應。（宋書傑）

原标題：中國人口學應加強人口發展戰略研究，為人口政策轉型和計劃生育改革提供學理支撐——呼喚全面發展的人口科學

來源：北京日報理論周刊 作者： 穆光宗 林進龍 宋書傑（作者單位：北京大學人口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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