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賣員猝死的标準?央廣網北京1月7日消息（總台央廣記者張浩森）2020年12月21日下午，43歲蜂鳥衆包騎手韓先生在外賣配送的過程中倒地身亡，最後經警方調查為猝死家屬随後在追求工傷保險責任時，被平台告知韓先生屬于衆包騎手，與平台沒有勞動關系，并願給家屬提供人道主義賠償2000元，其他則由保險公司理賠那麼，騎手與平台方存在的是哪種勞動關系？騎手發生意外時，究竟該由誰來負責賠償責任？，我來為大家科普一下關于外賣員猝死的标準?下面希望有你要的答案，我們一起來看看吧!

外賣員猝死的标準

央廣網北京1月7日消息（總台央廣記者張浩森）2020年12月21日下午，43歲蜂鳥衆包騎手韓先生在外賣配送的過程中倒地身亡，最後經警方調查為猝死。家屬随後在追求工傷保險責任時，被平台告知韓先生屬于衆包騎手，與平台沒有勞動關系，并願給家屬提供人道主義賠償2000元，其他則由保險公司理賠。那麼，騎手與平台方存在的是哪種勞動關系？騎手發生意外時，究竟該由誰來負責賠償責任？

據韓先生的弟弟表述，韓先生在去年3月來到北京做起了蜂鳥騎手，當時體檢結果顯示韓先生的身體狀況良好，沒有慢性病或長期服藥等問題。在21日出事時，韓先生的手機顯示已配送了33單，還有4單未配送。而在此前幾天，韓先生一天的配送量也在30-40單不等。出事後，弟弟多次聯系蜂鳥平台詢問賠償問題，卻被告知平台沒有與騎手形成勞動關系。

韓先生的弟弟告訴記者：“我聯系平台，這個人是在給你們平台送餐過程中意外去世的，平台不管嗎？這個平台就說，我們跟你哥沒有直接的勞動關系，但是對于人道主義方面，我們可以賠償一點，就賠償2000塊錢。”

韓先生的弟弟說，韓先生并非沒有保險，他的保險是在每天第一單的運費中扣除3塊錢作為保險費用。哥哥因為配送猝死，按條款是賠償3萬元。而對于平台提及的不存在勞動關系，他表示，都是為了賺錢養家，加上法律意識淡薄，就沒注意App的注冊須知。

記者打開蜂鳥衆包App，發現在用戶協議特别提示中有一條寫着“騎手與蜂鳥衆包不存在任何形式的勞動或雇傭關系”。

當被問及韓先生是否因配送任務過重而導緻的意外，韓先生的弟弟表示，蜂鳥衆包沒有對騎手有配送單數要求，完全是憑自己的意願。“他們每天早上9點開始跑單，一直到晚上八九點以後才回家，他們蜂鳥衆包這個平台，就沒有限制騎手跑多少單跑多久，你要想跑你就一直跑，你跑到十一二點他也不管。”

通過查詢發現，幾家互聯網送餐平台的配送方式，主要有專送和快送兩種。記者随機采訪了一位美團專送的騎手，他表示他們是與所在區域的站點，即與美團外賣合作的第三方配送服務商簽訂了勞動合同并購買了保險。

這位專送騎手說：“有合同，全有合同，必須得簽。有保險，俺們每個月還得交錢，保險的錢月月扣。現在一個月的保險好像是80元。”

而韓先生所屬的蜂鳥衆包，則屬于快送的範圍。記者又聯系到一位跑“美團衆包”的騎手，他表示，自己的配送任務主要靠搶單，保險倒是有，但是沒有簽訂紙質合同。

他告訴記者：“保險有，每天都會有。一天扣三塊錢。撞車之類的，碰了别人是最高2萬，人身安全最高是幾十萬。沒有合同，我們就屬于兼職，是在App上登錄之後上傳個人信息，然後在這個App上就可以接單子。”

記者随後又撥打了美團客服，确認兩種騎手的管理方式，對方表示，專送和衆包是兩種管理方式，專送是和站點簽合同，衆包則不用，隻需要在App中審核騎手的相關信息與資質，如果通過即可同意騎手接單配送。

對于兩種騎手的不同管理方式，北京京師律師事務所律師鐘蘭安對記者表示，随着商業模式的創新，用工模式也在發生着變化，服務人員在服務過程中具有明顯的“靈活性、零散性、短時性”特征。但從法律的角度，不能因為是臨時性用工，就能逃避相應責任。

鐘蘭安說：“可能就是臨時雇傭你為我從事勞務。不是勞動關系，隻是勞務關系。在這種情況下，即便是從事勞務關系，我們認為外賣騎手與平台之間是構成雇傭關系的，外賣騎手作為提供勞務的一方，在工作的過程中受到了損害，發生猝死的現象，作為雇主是應當承擔損害賠償責任的，因此平台不能以他和外賣騎手之間沒有勞動關系為由，拒絕承擔相應的賠償責任。”

而對于蜂鳥衆包在App用戶協議特别提示中提及的“騎手與蜂鳥衆包不存在任何形式的勞動或雇傭關系”聲明，鐘蘭安律師表示，民法典中對合同中的免責條款無效情況作了詳細說明。

鐘蘭安說：“根據我國民法典第506條的規定，合同中的下列免責條款無效：一、造成對方人身損害的；二、因故意或者重大過失造成對方财産損失的。上述的兩個條款都是無效的。因此在這個案例當中，如果外賣騎手與平台之間簽署的合同有上述的約定，這些約定是無效的。”

上海市人大代表錢翊樑在去年就提出了一份關于保障快遞員權益提議。他表示，上海的快遞、外賣行業的用工方式也主要分為上述兩種，即固定用工和靈活用工。随後上海市人社局回應表示，對于現行條件下無法納入勞動法律調整的新型用工方式，将采用控制勞動強度和繳納商業保險兩種方法來保障這類勞動者的基本權益。同時，也會積極引導這類勞動者增強參保意識和意願，改變隻有建立勞動關系才能享受社會保險的認識，形成各方督促、個人主動參保的社會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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