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周的青銅銘文按照内容分為四種?西周傳世文獻中，無論是《詩經》雅、頌之章，還是《尚書》的《周書》部分，“德”既是出現頻率最高的詞彙之一，也是西周王朝統治者教化天下的主旋律但《詩》《書》由于曆代傳抄之故，多有衍文及篡改，雖有超過 200 處提及“德”，也不能準确地看出它的發展演變過程；而西周金文則由于刻在青銅器這個獨特的載體上，基本保持了文章原貌因此，本文将從西周青銅器銘文内容入手，結合青銅器分期斷代，簡單分析西周“德”觀念的從天德到人德的發展演變軌迹，現在小編就來說說關于商周的青銅銘文按照内容分為四種?下面内容希望能幫助到你，我們來一起看看吧!

商周的青銅銘文按照内容分為四種

西周傳世文獻中，無論是《詩經》雅、頌之章，還是《尚書》的《周書》部分，“德”既是出現頻率最高的詞彙之一，也是西周王朝統治者教化天下的主旋律。但《詩》《書》由于曆代傳抄之故，多有衍文及篡改，雖有超過 200 處提及“德”，也不能準确地看出它的發展演變過程；而西周金文則由于刻在青銅器這個獨特的載體上，基本保持了文章原貌。因此，本文将從西周青銅器銘文内容入手，結合青銅器分期斷代，簡單分析西周“德”觀念的從天德到人德的發展演變軌迹。

“德”字形演變

在“率民以尊神，先鬼而後禮”的殷商時代，商人的“帝”具有濃厚的自然神靈的特征，是自然的主宰。此時“德”尚未已成型的狀态出現，比如侯外廬在《中國思想通史》中指出：“我們翻遍蔔辭，沒有發現一個抽象的詞，更沒有一個關于道德智慧的術語”。

商朝祭祀圖

“德”真正具有道德含義是在西周時期，具有道德觀念的“德”的出現淡化了神明在人們生活中的主宰性，“取而代之的則是一種全新的極具人文色彩和人道關懷的倫理文化”。

郭沫若在《先秦天道觀之進展》一文中也提到，“在蔔辭和殷人的彜銘中沒有德字，而在周代的彜銘如成王時的《班簋》和康王時的《大盂鼎》都明白地有德字表現者。”

周推翻商的成功使“德”的觀念被充分展現了出來。周以屬國諸侯取代受命于“上帝”的商的變革中，周文王、周武王、周公憑借正直的品格和不懈的努力使人心所向打敗了荒淫的商纣。其中統治者的自身的修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不是天神和祖宗身的庇佑。這場戰争使當時有思想有智慧的人意識到天命靡常，民情可見的道理。

周滅商之驚心動魄超乎想象!

周人把獲得天下的才能、品德等主觀因素也稱之為“德”，有了這種“德”就能獲得中國的“民越疆土”，就能“永保民”而“至于萬年”。這就是周朝“修德配天”的思想。

《詩經·大雅·文王》中“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周人“修德配天”思想的提出，體現了不同于商朝的信仰制度。殷人的帝神不具有理性色彩，而周人的上帝具有自身的價值取向，會根據價值判斷選擇降災還是降佑。周人的這一思想是對殷人天命觀的重大修正，它賦予上天以倫理的品格。

周文王姬昌作《周易》

在周人看來，天命不是固定不變的，它是根據地上的帝王能否“修德”而轉移的，因此，“命不于常”，并運用這一理論論證了周取代殷是符合天命的合理性。于是“德”便彌補了神靈退位之後的精神空缺，成為了周朝成為重要的治國理念。

在東西兩周八年的曆史中，“德”觀念的内涵也得到了豐富和發展，從周人惟德是依的天德，到忠于王室的臣德，再由貴族之德到泛指個人道德修養。德觀念的演變曆程生動地反映了周人宗教意識的日益淡化和理性精神的逐漸增強，并内在地改變了中華文明以後的發展方向。

一、 天德——文王之德

在西周金文中，從成王時的《何尊》開始，到宣王時的《大克鼎》，出現“德”字的青銅器共有15件。《何尊》中有“惟王恭德裕天，訓我不敏”一句，是西周金文中最早出現的“德”。此時的“德”主要指文王之德，此銘中還有一句“肆文王受茲大命”，由此可以看出這種“德”與“天命”密切相關。這裡的“德”因而有“天德”的含義，即符合天命的德行。

何尊，高 38.8 厘米，口徑 28.8 厘米，重 14.6 公斤，1965 年于陝西省寶雞縣賈村塬出土

這種“德”也多見于《詩》、《書》中：“文王之德之純”(《大雅·文王》)，“帝謂文王，予懷明德”(《大雅·皇矣》)，“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周頌·清廟》)，“惟克天德，自作元命”(《尚書·呂刑》)。這些都指文王之德，亦即“天德”。

這些詩篇對“德”字的運用情況看，西周初年的德觀念與殷商時代的德觀念确實是一脈相承的關系。這種德是惟周天子才有資格擁有的，但是與殷人以為的天命不變不同，西周的“天德”并不完全是指上天的意志：“天”是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的最高主宰，有着絕對的權威，天子是秉承天命來管理下民的，同樣有着至高無上的權力。

《大盂鼎》銘文拓片

《大盂鼎》銘文就說，“丕顯文王，受天有大命”，西周統治者鑒于殷亡的教訓，經過曆史的反思，終于認識到神并不能元條件的保佑人，“天命靡常”，“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天命是不可信的，也是可以随時轉移的。在此基礎上，周人提出了“敬德保民”的思想，這種“天命觀”相對殷人來說更為“理性”。因為祖先神靈是自己家族的神，無論出現什麼情況都會保佑自己下界的子孫，而作為自然神的“天”，對下界的保佑就是有條件的了，按照周人的看法，必須有德才能獲得上天的保佑。可見，天命并非是永恒不變的。周人的“天德”概念，包含了“天命靡常”的理性因素。

“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我周王享天之命”(《周書·多方》)

“惟乃王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用于上天，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周書·康诰》)

“天命靡常”，“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周書 ·蔡仲之命》)。

商王因失德而失天命，周王因修德而受天命

西周的德觀念已經不再像殷人那樣局限于天的範圍，而是開始向人間逐級沉落，“人”的色彩逐漸增強。為與上文“天德”概念相對應，稱其之為“人德”，西周德觀念的演變自西周初年就已經開始了，這種變化最早體現在由天子之德向大臣之德的轉變，這種轉變是“天德”向“人德”轉變的第一站。

二、臣德——貴族卿大夫之德

《大盂鼎》“今我唯井禀于文王正德”，寫穆王以文王之德為典範效法而禀受之，也是指“天德”。但随後穆王說“今餘惟令女盂召榮 ，敬雍德經”，對盂提出了具體要求，命令盂輔助榮謹敬地協和道德及準則 ，實際是要求他遵守貴族卿大夫之德，這也标志着“德”的含義開始了由天德向人德的轉變。所謂“人德”，一開始指的是“臣德”，即貴族卿大夫之德。

大盂鼎，通高 102.1 厘米，清道光年陝西省岐山縣禮村出土

恭王時的《師鼎》中先後出現了8 次德，但所指的含義并不完全相同。銘文開始的“臣朕皇考穆穆王，用乃孔德孫屯，乃用心引正乃辟安德⋯⋯惠餘小子肇淑先王德”，也是講恭王死去的父親穆王能夠遵循天德，但随後恭王又說“惟餘小子肇淑先王德”，誇獎他能夠繼承先王的德行，這實際是說貴族卿大夫也要有德行，這種“臣德”實際就是要他們忠心耿耿侍奉周王室。

西周恭王五祀衛鼎通高36.5厘米,口徑34.3厘米

從西周中期開始，金文中的“臣德”越來越多，并逐漸形成了比較固定的套話 ，如 “帥型皇祖考秉明德”、“克哲厥德”等說法，意思是要效法先祖先考忠于周王室的好德行，秉承并加以發揚光大。厲王時的《番生簋》、宣王時的《大克鼎》等多件器物都體現出了這種趨勢。“臣德”的提倡，表明周王朝在實行宗法制的同時，加強了對貴族卿大夫的倫理教育，要求他們政治上忠于王室以确保其統治的牢固。

西周中期青銅器，于清朝光緒十六年（1890年）出土于陝西扶風縣法門寺窖藏

三、民德—— 普通平民之德

西周唯一一篇提出“民德”的銘文，镌刻在近年新發現的西周中期偏晚的《遂公盨》之上。銘文從“天命禹敷土”至“成父母。”為第一部分，以禹對民的功績說明推廣德行的重要性；第二部分從“生我王、作臣”至“康亡不懋”，寫德治對于整個社會的重要性；第三部分從“孝友”至“永禦于氓”，寫如何從個人角度培養“德”，最後一部分從“遂公曰”至銘文結束，寫遂公再次強調奉行德的重要性。

遂公盨是2002年北京保利公司從境外購回的一件商代青銅器,

今依李學勤隸定的文字将銘文列出：“天命禹敷土，随山濬川，乃廼差地設征，降民監德，廼自作配饗民，成父母。生我王、作臣，厥貴唯德。民好明德，顧在天下。用厥紹好，益幹懿德，康亡不懋。孝友，訏明經齊，好祀無覞。心好德，婚媾亦唯協。天釐用考，申複用袚祿，永禦于氓。遂公曰：民唯克用茲德，亡侮。”

與以往的銘文不同，在這篇銘文中，“德”的含義有了明顯的變化。本銘主要是要求廣大民衆講求德行，即“民德”。“生我王、作臣，厥貴唯德。”是說無論是為王還是為臣，都要以有德于民為貴，而“民好明德，顧在天下”，則直接提出了“民”也要好德。這表明遵循“德”的範圍已經從王和貴族上層擴大到了普通庶民身上。

西周等級制度示意圖

庶民的稱謂起源較早，在《大盂鼎》中就提到了“庶人”，他們是隸屬于國家或貴族的生産勞動者。西周中期開始要求講民德，并将保民看做德政推行的重要方法，反映了西周德治的深化，也标志着西周禮樂文明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結語：從西周青銅器銘文中可以明顯看出，西周“德”觀念有一個逐漸發展演變的過程，它的含義在逐漸變化，适用範圍也擴大到整個社會。青銅器因其獨特的載體，使得我們能夠了解這種觀念演變的曆史足迹，既有助于對西周社會中思想觀念的把握，也為我們研究西周藝術史打下了一個良好的理論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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