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經記者：謝陶 每經編輯：梁宏亮

在這個技術不斷叠代，科學理論迅速更新的時代，我們如何重新審視科學與技術的關系？邁向科技強國的過程之中，還有哪些觀念上的障礙需要掃除？《每日經濟新聞》記者對上海交通大學講席教授，科學史與科學文化研究院首任院長江曉原就上述問題進行了獨家專訪。

早在1999年，江曉原就在上海交大創建了中國第一個科學史系，迄今已在國内外出版著作100餘種，發表學術論文200多篇。無論是呼籲打破“SCI神話”，揭露SCI論文引用系統及期刊“影響因子”背後的龐大商業鍊；還是倡議重視“被科學所遮蔽的技術”，警惕“科學至上”主義；還是表達對于“技術壓倒人文主義”的憂慮，江曉原近年屢屢站上輿論的“風口浪尖”。

在江曉原看來，科學與技術應被視作是兩個獨立的平行系統。當前階段，我們的重中之重是加速技術的轉化應用，而不是在基礎研究領域與西方發達國家盲目“對标”。

江曉原 受訪者供圖

科學畫圖景，技術見真章

NBD：“科學是基礎，技術是在科學理論基礎之上發展而來。”這已然成為一個堅固的共識。而您常常呼籲大衆關注被科學所“遮蔽”的技術的曆史。那麼我們如何廓清那種将技術視為科學附庸的圖景？

江曉原：我們以前總是把科學和技術看成是緊密結合在一起的東西，稱為“科技”，并認為如果不重視基礎科學研究，我們的技術就會如“無源之水，無本之木”。

然而，科學與技術的真實關系并非如此。要考察科學是否是技術的基礎，可以看科學和技術誰的曆史更長。關于科學的曆史有兩種說法：一種是以近代實驗科學的出現為界，另一種是追溯到古希臘；後者是迄今為止關于科學曆史最長的說法。

實際上，科學形成之前，技術之花早已盛開。比如古巴比倫文明、古埃及文明、中華文明……古代許多文明早就有了技術，但那時世界上還沒有科學。在沒有伯努利方程，沒有流體力學的年代，秦代李冰父子就能建造都江堰水利工程了，至今還在灌溉着成都平原；在沒有重力學和結構力學的時代，歐洲早就建造了有巨大穹頂的教堂。從曆史來看，“科學是技術的基礎”這個說法，至少不能涵蓋時間軸上的全部，因為曾經有很長一段時期，世界上有技術而無科學。

很多時候，改變世界的是技術成就。每年見諸媒體的“十大科學進展”“十大科學新聞”之類，其中很多其實是技術創新，但我們卻習慣将技術的功勞記在科學的帳上。

我們有足夠的理由，将科學和技術看成兩個獨立的平行系統。兩者的功能不同，我經常說“科學畫圖景，技術見真章”。科學不斷描繪我們對外部世界的新圖景，而技術才是去真正解決問題。

NBD：事實上，我們觀察到“科學至上”主義似乎正在慢慢地興起。很多人相信科學可以解決一切問題，并将其歸納為很多社會經濟問題的症結所在。當下，我們該如何重新建構起對于科學的認知？

江曉原：那些相信科學可以解決一切問題的人認為——現有科學不能解決的問題，隻要時間足夠長，最終依然可以依靠科學解決。同時，他們認為“科學造成的問題隻能通過發展科學來解決”。相信“科學至上”的理念和哈耶克所謂的“理性濫用”其實是相通的。把理性用到不能使用理性的事情上就是濫用，而“理性濫用”是一件危險的事情。在社會迅速發展變革的過程中，我們必須充分考慮科學之外的力量，不能隻依賴科學。

長久以來，大衆認為相較于文學、哲學、經濟學等人文社會科學，科學是至高無上的知識體系，因其更加客觀、嚴謹、精密……但實際上這隻是在盲目崇拜中形成的對科學的想象。其實科學界非常清楚：如今許多科學實驗無法重複；許多科學理論無法驗證；許多科學發現僅停留紙上。

早在2007年，中國科學院和中國科學院院部主席團就聯名公開發表了《關于科學理念的宣言》，特别提到“避免把科學知識淩駕于其他知識之上”。現在情況變得更為明顯，那種認為科學是至高無上的知識體系的看法是錯誤的。

客觀外部世界無法直接把握，我們隻能通過科學理論這個圖景去把握。霍金在《大設計》中所說的“依賴圖像的實在論”就是這個意思。而科學是不斷發展的，發展的結果就是不斷更新的科學結論——所以“科學事實”是不斷變化的。正因如此，當下的結論随時可能被取代，我們看待世界的圖景也會不斷變換。

當務之急是加強技術轉化

NBD：有輿論稱，第一流的基礎科學成果，到現在已經有100年沒有再出現了。難道說基礎研究就不重要了？對于在不少科研領域仍處于追趕位置的中國來講，又該如何審視基礎研究與技術創新之間的關系？

江曉原：前些年，國内在争論要不要造大型對撞機的時候，楊振甯院士說過一句意味深長的話：“盛筵不再”。實際上這句話的意思和你上面提到的現象有關——第一流的基礎科學成果已經很長時間沒有出現了。

在發展基礎科學的時候，必須意識到一點，在基礎研究領域，世界一流的成果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很多領域近百年都沒有突破了。而且基礎科學還有個緻命特征——它的知識産權是很難得到保護的，尤其是那些世界一流的基礎科學成就，一經問世就成了全人類的共同财富。歐洲發達國家有充裕的時間空間在基礎科學上多作投入，我們當然樂見其成，但這并不意味着我們現在就要和他們盲目“對标”。

我在國家統計局官網查詢中國基礎科研的曆年經費時，發現過去二三十年間，我們的投入占比基本穩定在5%左右，2020年達到了6%。但我們的科技和産業水平卻比許多投入占比更高的發達國家更強了。

我們當前面臨的“卡脖子”問題（其實并未能真的被卡住），其實都是在技術上，不涉及基礎科學，比如光刻機、芯片等都屬于應用技術。

因此，基礎科學研究并不是我們目前的當務之急，考慮到我國目前每年的科研經費總規模已經超過2萬億元人民币，基礎科學占5%左右，就有超過1000億元人民币，這樣的經費規模應該已經足以維持基礎研究項目及研究梯隊的可持續性。我們真正需要發力的是芯片、北鬥、5G、高鐵、軍備等應用技術。未來在邁向“科技強國”的過程中，如何進一步加大技術轉移、技術轉化才是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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