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封建專制時代，皇帝是皇權意志的最高代表，為了維護和加強皇權，也經常調整前朝的政令法規，重新配置服務機制。

譬如明朝時，為了了解下情、考察官吏和維護明朱皇權，明太祖朱元璋就設置了專門的耳目機構。而到康熙朝的時候，雖然用法不盡相同，這種機構也仍然存在，固定稱為都察院和六科衙門。

在清朝，都察院的在職官員稱作禦史，六科衙門的在職官員稱作給事中。二者都是皇帝的耳目官員，雖然品級不高，但職權特别。各道監察禦史主要是針對朝野百官，職能是糾劾官吏、察治奸邪。

給事中主要是針對皇上，有規谏和封駁的權力，但康熙為了加強手中的權力，給事中這方面的權力逐漸被壓縮，後來僅僅是名義上的，不過仍具有了監察禦史同樣的權力。

總體上來說，根據當朝實際政治的需要，康熙調整了科道官員的職責，采取了既限制又利用的态度。有關于此，表現在他既利用科道官員糾劾各級官吏，對正常的政事進行稽查考核，又加以必要限制，防止它因為權力過大結黨營私、侵犯皇權。

明朝時候，科道官員有風聞言事的權力，也就是把沒有經過證實的情況或者傳言上奏給皇帝，作為考察官吏的參考。

風聞言事的利弊要根據不同的需要來具體分析，關鍵看言官是否實心為事，如果他們在向皇上進言的時候，不負責任地上報虛情，甚或借機誣陷，這樣隻能颠倒是非，混淆視聽，結果擾亂了對官吏的真實考察，而皇帝最終不能了解實情。

從這個意義上說，科道官員風聞言事隻有弊端而沒有好處。但另外一種情況是言官能夠實事求是地履行職責，風聞育事對于揭發那些權高位重官員的問題非常有利。

一些朝中重臣要員違反國家紀律往往十分隐秘，一般人很難掌握犯罪全貌以及内幕。

同時，越是揭發國家要員越要小心謹慎，否則被這些人知道後，揭發人不但要倒黴，就連親戚朋友也要跟着倒黴，妻離子散都是小事了。所以言官為了保護揭發人不受到報複，也把已經掌握的犯罪實情說成“風聞”，拒絕提供材料的來源。

再退一步說，科道官員所“風聞”的案情，追不追究，相不相信，完全取決于皇帝。皇上作為最高權力的代表，隻要發話根據所提供的案情查辦犯罪主使，往往能夠破獲隐藏不露的巨貪惡吏。

從這方面說，風聞言事對于察吏是非常有利的，尤其是考察權高勢重的大奸大貪之人可以采取的一項措施；對那些貪官污吏等邪惡勢力，也能夠起到很大的震懾作用。

有鑒于此，康熙在不同的時期，采取了相應靈活的措施，将對科道官員的限制，主要放在限制其不利于國家政事的處理方面，盡量杜絕風聞言事中的虛假成分；當他看到一些達官要員結黨營私、違犯朝綱的時候，就又鼓勵風聞言事，以企把不好了解的大案要案逐個地揭發出來。

這樣一來便達到了懲治案犯、淨化社會風氣、扭轉政治局面一度混亂的目的。

在康熙的治政過程中，他利用科道官員風聞言事、參劾違法官員，對這種策略的實用大體上是先限制後鼓勵。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與清朝的治政傳統有關，另一方面也與他具體的政治需要有關。

在康熙青年時期，他之所以限制科道官員的權力并且嚴禁風聞言事，有兩個原因：一是吸取明朝科道官員參與黨争的教訓——科道官員雖然品級不高，可是一旦被那些假公濟私、貪橫結黨的大吏要員利用，産生的合力也是十分巨大的，冤獄錯案會不斷出現，整個朝綱會被攪亂；二是他剛剛親政的時候，整個清朝入主中原的時間還不長，需要與民休息，安定民心，發展生産，盡量減少事端，以免使本來不穩定的民心再次騷亂起來，因而認為“多一事，不如省一事”，既然風聞言事是多餘的幹擾，就下令禁止。

就科道官員來說，對禁與不禁風聞言事的奏報方法，也有兩種不同的意見。康熙十年五月，都察院左都禦史艾元征就上疏反對風聞言事，疏中講道：以後确實有關于政治大事或者大奸大貪隐蔽情況的，朝中官員不管有沒有專門參劾的權力，都應按照實際情況陳奏，而不應以風聞言事的形式擅自上告。

把問題擺到朝堂上，公開言事，這樣的觀點正合康熙的心意和為人處世，于是他立即采納了這個建議，沒有按照常例經過有關部門的複議，就下發出去執行。

此後，他又多次發布谕旨闡明禁止風聞言事的重要性。

為了使這一決定徹底貫徹執行，他還于十八年八月十二日專門增訂了有關處罰條例，在規定中說：科道官員在條奏中如果有囑托挾制等現象的，革去當事人的官職進行提審，嚴重的還要判刑正法。

當月月底，鑒于有些科道官員仍然主張風聞言事，康熙專門組織了一場與其代表人物、六科給事中姚締虞的辯論。

姚締虞認為，自從禁止風聞言事以來，言官的積極性受到打擊，朝廷内外官員行為處事沒有什麼顧忌，主張以後如果忠耿之士有指斥奸佞之人的，就是稍微與事實不符，也可以從大局上考慮，免他無罪；如果有為了私人恩怨，受人指示而參劾的，縱然彈劾的都是實情，也不受理其徇私的罪名。

這樣，言官自會有所顧忌而不敢妄自參劾，朝廷内外的大臣們也會有所顧忌而不敢輕易犯法。平心而論，這一番話說得很有道理，但康熙此時決心禁止風聞言事，就不會采納這方面的建議，并且在辯論中引導諸位官員指出科道衙門有關奏本的弊端所在，還公開指責科道官員中真正直言公正額的人僅僅是個别人，而徇私參劾、為了功名的占大多數。

這樣一來，參與辯論的各部尚書、侍郎以及部分科道官員就順着皇上的意圖，也紛紛表示反對風聞言事。這場辯論實際意義也就是向衆位大臣宣示，從此禁止風聞言事，這正是康熙一種階段性的政治手段，此時他把自己的意志假借衆人之日宣揚出去，頗有點兒借用民主外衣推行皇權的意味。

他長期禁止風聞言事，結果流弊漸漸多了起來，言官因為他的禁令不敢暢所欲言，進言的官員因而也寥寥無幾，那些權高勢重的官僚們便勢力膨脹，開始侵犯皇權，這與康熙皇權至上的原則當然是不相符合的，下一步他就必然會把科道官員風聞言事稍加改造，以抵制那些重臣要員的張狂。

開始進入壯年的康熙，似乎更怕權高勢重者對皇權産生威脅，當他發現大學士明珠勢力過大，經常做些侵犯皇權的事情時，便想起了言官們的作用，于是決定大開言路，允許風聞言事。

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日，他正式宣布恢複風聞糾劾，并指示道：參劾貪官的時候，貪官們受賄作弊的具體情況，參劾人往往不能親眼看到，這樣如果進行審理就沒有真實的憑據，自然擔心所參劾的事件不是實情，因此許多言官就不敢輕易進行參劾。

現在偶爾有些彈劾的奏章，也隻是根據風聞的情況參劾罷乙在朕看來，如果沒有參與通同受賄，無論如何也不能深刻了解行賄受賄的實際情況。

但是天下難道會有通同受賄，并且肯主動題參的人嗎？原來就有風聞言事的例子，隻不過在世祖皇帝和輔政大臣時期停止罷了。現在再次實行這個例子，貪官一定會因此有所畏懼。但如果有人挾私人仇怨進行歪曲參劾，一旦查明，自然會受到懲罰。

到康熙朝中期，言官好久沒有發揮作用了，康熙一宣布決定馬上就有效果，十二月十八日，山西道禦史陳紫芝便參劾上任才一年的湖廣巡撫張璐在轄區内到處搜刮，不管是錢局還是船埠碼頭，甚至漢口集市上的招牌，他都巧立名目進行收費派錢。

陳紫芝同時指出，保舉張的人也一定有受賄舞弊的行為。康熙當場向朝廷官員進行調查問詢，果然有官員說張璐上任不久，就傳出他有貪劣之事。

有的官員為了推脫責任，就說張璐有貪污行為已經很久了，但沒有實際證據，不敢進行參劾，張璐五月到巡撫任上，我們在七八月間就聽到他貪污的壞名聲了。

證實張璐的貪污行為以後，康熙斷然說道：像這樣的貪惡之徒，不能再縱容他騎在百姓頭上。既然他貪污的事實是天下人都知道的，如果不嚴肅查處，貪官們拿什麼去懲戒呢？接着他谕示吏部：科道官員的職責就是糾參貪污腐敗現象，張璐大貪大惡，隻不過是依恃财勢到處橫行，以緻沒有人敢于站出來參劾他。

現在隻有陳紫芝不怕報複進行彈劾，因而值得嘉獎以示揚正義之氣，應當立即升遷他的官職，以鼓勵科道官員積極參劾貪污腐敗現象。

于是他宣布革去張璐的職務，超擢陳紫芝為四品大理寺少卿。

在這一時期，為了廣開言路，搜集貪污腐敗官吏情況，康熙一再放寬對科道官員參劾的限制，并且積極為他們創造方便條件：如果有條陳，可以到暢春園當面啟奏；所參劾事情不限大小——對此他進一步加以說明：設立科道兩機構，就是讓科道官員專門進言，如果必須是重大的事情才可以進言，那麼有時事情不是十分明确，自然不能确定大小，這樣進言的人就會大大減少，這與“集衆思、廣忠益”的原則就不符合了。

此外，康熙提出即使進言有不當的地方，也不受處分：凡是關系到國計民生和吏治臧否的事情，隻要科道官員有明确的見解，就應該積極上奏，至于所上奏的内容是否可行，朝廷自然會斟酌裁定。雖然有言語不當的地方，言官也不會因此而坐罪。

從皇子、諸王以及内外大臣官員，隻要有貪虐不法行為的，并且結成黨派，相互比附傾軋，理應糾劾的事情，一定要敢于沖破情面，根據實際情況進行陳奏參劾，不要因為害怕顯貴而怯懦不前，隐藏了徇私不法的行為，即便是朕本人有什麼失當的地方，進言指出，朕也決不會加責的。

康熙這樣說，也能夠嚴格按照諾言執行。三十九年九月，言官穆世倫上疏啟奏，要求禁止服裝用品奢侈浮華，康熙根據當時的情況說：順治以後到康熙十年這期間，社會還有儉樸的風尚，從這以後用度逐漸奢侈，這些話并不符合事實。

對比以前的情況，他接着說道：現在一切衣食方面的用度都是很節儉的，并且諸王大臣也都學習皇宮節儉的良好風氣，做得很不錯，對比從前十分用度已經減少了九分。

穆世論進言雖然有誤，但康熙并沒有批評他，還肯定他提出的問題值得重視。接着他再次強調節儉的重要性，說曆代皇朝都是由最初的儉樸滑向了奢侈，卻沒有從奢侈逐漸變儉樸的，因此奢侈的風氣必須嚴肅提防，嚴禁生活奢侈腐化。接着他舉出了一些實際生活中節儉的例子具體說明。

嚴禁被參劾的官員進行報複是康熙為科道官員提供的安全保障，這一條尤為重要。康熙四十年十二月，廣東巡撫彭鵬被雲南道禦史王度昭參劾，在遵照聖旨回奏時卻反過來對王大肆攻擊，以行報複。

康熙嚴厲地斥責了彭鵬的行為，說道：彭鵬做言官的時候，也曾經參劾過很多官員，現在被王度昭所參劾，按道理應該根據自身所出現的問題向朕奏明反思，可是現在卻斥責王度昭，說王歪曲事實庇護自己的親戚，可是中間所有的怨恨又不能拿出真憑實據來。

因為被王參劾，便将原參王度昭的父子、兄弟以及親戚參個遍，以此達到報複的目的，那麼從此以後，誰還敢參劾一個人呢？彭鵬雖然操守清廉，而且居官政聲也不錯，可是這一次回奏，反複陳奏，顯得不尊重别人的意見和沒有修養，言辭和語氣不勝忿激，很多不适合在君王面前陳奏的話都一古腦兒地出現在了奏章裡，粗戾到了極點，應該嚴令他注意修正自己的言行。

康熙根據時勢需要，決定是否利用科道官員參劾和是否采取風聞言事這一形式，在當時有一定的積極意義，但是他也往往會憑借好惡對所增進行決斷：如果所參劾的人或者事情正好與他的心意相符，就是這種風聞沒有根據也會非常有效；另一方面，如果他想竭力回護某個大臣，參劾就是屬實，也可能被他否認，甚至會認為言官是故意誣陷。

四十七年二月，禦史袁橋上疏參劾山西巡撫噶禮，可是噶禮是康熙眼中的“能幹”之臣，當噶禮一口否認罪情時，袁橋的參劾不但沒有起到效果，他本人反而因“沒有憑據誣陷”而被革去官職。禦史蔡珍為此上疏參劾，證實說山西學臣私下受托題留噶禮。也同樣是由于噶禮否認這件事，康熙仍以“沒有憑據誣陷”的罪名将蔡降一級使用，并且罰俸一年。

這樣噶禮在康熙的保護傘下，繼續作惡，幾年以後竟然又連連升官。擔任兩江總督職務以後，已經沒有人敢輕易參劾噶禮，反而有人為了巴結逢迎他，不斷地在皇上面前贊譽他。

後來噶禮遇上了江蘇巡撫張伯行，因張伯行天下第一清官的美譽是康熙親自封賞的，自然也是皇上面前的紅人，由此噶禮貪橫的惡行被揭露出來而倒台。

這時康熙似乎已經把過去言官參劾噶禮的事實給忘記了，又批評起言官，說噶禮為官如此惡劣貪橫，為什麼不上奏呢？

有鑒于此，言官隻好無時無刻不在揣摩皇上的意圖，看什麼時候參劾最為合适，能不找麻煩就盡量不找麻煩，對于康熙來說，這也是他處理袁橋、蔡珍失當所造成的惡果。但從整體上來看，康熙靈活采取利用耳目抓貪懲貪的治政方法還是利多弊少的，為一朝國勢走向強盛提供了良性的政治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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