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回顧1900年的曆史，義和團運動和八國聯軍侵華兩件大事總讓人痛心唏噓。有人難免提出這樣的設問：如果慈禧太後果斷剿滅義和團，必定不會有八國聯軍侵入北京，更不會有喪權辱國的《辛醜條約》。

義和團拆毀的鐵路。

曆史不容假設，對于上述問題，不得不說，慈禧缺乏向義和團下狠手的條件，現實不容許她這麼做。她在1900年6月21日正式向十一國宣戰之前，始終在剿與撫之間遊移不定，就是現實環境對她的制約所緻。

最大的現實，就是義和團的口号和立場。

那年頭外國列強在清朝的勢力越來越強，貪婪地攫取利權。來華的傳教士和中國教民恃強淩弱，經常做出不法的行為，欺壓普通百姓，民教矛盾日益激化。

清政府在處理百姓與傳教士、教民的糾紛時，懾于列強的淫威，往往犧牲百姓利益偏袒傳教士和教民。

1900年日本兵押解一位義和團俘虜走在天津街頭。

山東、直隸等地的百姓最先對這種狀況表達不滿（也與華北大旱民生艱難有關），起而行動，打殺傳教士和教民，進而仇視一切洋人和鐵路、電線等舶來品。

曆來的民衆起事，都是将矛頭直指政府當局，将其推翻取而代之。但這一次完全不同，義和團成員是要打擊侵略中國的洋人，幫助清廷穩固統治。衆所周知，義和團将“扶清滅洋”的口号喊得震天響。義和團将自己定位于官方的合作者，而不是敵對者。

以現在的眼光看，義和團是帶着民族主義情懷的，隻是其中裹挾着愚昧和盲目排外的心理。

如果慈禧太後痛下決心，強力鎮壓義和團運動，那将會變成什麼樣的局面？義和團将不再是官府的合作者，而變成了反叛者，他們将調轉槍頭反抗清政府，清政府也就變成了賣國政府、漢奸政府、無能政府。

這樣的話，一場排外運動就變成了内亂，義和團還能占領道義高地，讓清廷更加窘迫、處境更加艱難。

八國聯軍中的中國雇傭軍。

慈禧太後對此心知肚明，所以明知義和團“刀槍不入”的神功未必可信，她也不能旗幟鮮明地武力平定義和團運動，而主要采取“以撫為主”的方針。

但是，不去打擊義和團，就無法安撫各國公使，無法阻止他們的軍事行動。慈禧也不敢去得罪這些洋人。所以，她又不得不做一些限制義和團的文章，下發一些派兵鎮壓、遣散團衆的谕旨。

當年5月29日、30日，慈禧連發兩道谕旨，充分表現了她的兩難處境。兩道谕旨表達了兩個意思：第一，義和團殺人放火，與亂民何異？“若不迅速籌辦，何以禁邪慝而淨根株！”語氣十分嚴厲。第二，義和團殺人放火，是因為混入了“遊勇會匪”，要求地方官員處置時區别對待，“嚴拿首要，解散脅從”。

這是一種模棱兩可、兩面讨好的策略。當然，最終的結果是外國列強十分不滿，義和團繼續發展。

八國聯軍進占北京後，正在燃燒的建築。

既然慈禧左右逢源，為何在6月21日突然來了個大轉變，公開義和團的合法地位，跟洋人撕破臉呢？這也是形勢有了新發展，逼她做出的選擇。

第一，義和團迅速做大，遍布京城的大街小巷，清軍也被廣泛滲透，已經到了無力鎮壓的地步。慈禧加以招安利用，順勢利導，将他們推向對外戰場，實現某種目的，也是意料中的事。

第二，6月19日慈禧得到報告，八國聯軍不顧清政府的關切，要求中國守軍交出大沽炮台（其實慈禧得到報告時，聯軍已占領大沽炮台）。大沽炮台丢失，天津危若累卵，北京将喪失重要屏障。慈禧認為聯軍咄咄逼人，碾壓她的底線，有必要給以回擊。這一點成為她發布宣戰诏書的直接理由。

八國聯軍士兵侮辱北京女性。

第三，外國公使反對慈禧的廢立計劃，讓慈禧憋了一口氣。1900年初，慈禧打算廢黜光緒，擁立端王載漪之子溥儁稱帝。良辰吉日都選好了，外國公使卻表示反對，慈禧有所忌憚，不敢強力推行，隻得作罷，但對洋人的憤恨進一步加深。

第四，載漪等盲目仇外的王公，在慈禧面前煽風點火，力主對外開戰。載漪編造外國公使要求慈禧歸政光緒的謠言，深深刺激了她敏感的權力神經。聯軍一旦進京，很可能強迫她将大權歸還光緒。慈禧對此深深憂慮，利益攸關，她絕不願意這種情況發生。這是慈禧發布宣戰诏書的隐情，也是她反複強調的“不得已之苦衷”。

慈禧原本不是糊塗蟲，但是内外形勢發展太快，加上載漪這樣的豬隊友，讓她很難準确判斷局勢，最終釀成了“庚子之禍”。她的行為看似瘋狂，實則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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