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在前蘇聯和東歐地區，先後發生了一系列影響深遠的大事件，即“東歐劇變”和蘇聯解體。變革之後，這些國家均從社會主義轉向了資本主義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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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紅旗的降落，蘇聯成為了曆史

如果說這次大變革是“第一次革命”的話，那麼主要發生于前蘇聯加盟國的 “顔色革命”，足以被視作“第二次革命”。

對于“顔色革命”的興起，很多學者将其視為社會主義世界大變革的衍生物。客觀地說，這一觀點是正确的。換言之吧，如果不了解蘇聯解體和東歐巨變的結果，就很難理解“顔色革命”發生的背景和具體原因。

柏林牆倒塌

客觀地說，“顔色革命”同樣伴随着“改朝換代”——第一次革命後上台的領導人們紛紛被推翻，政權轉移到了“新革命者”的手中。不過，“顔色革命”取代或推翻的隻是國家政權，并非國家制度。因此，“顔色革命”不是對第一次革命的全盤否定，而是對第一次革命“成果”的深化。

“第一次革命”不僅帶來了新的政治體制、社會制度、經濟模式、價值觀念和生活方式，也讓多黨制、選舉制、私有制、新聞自由、公民社會等理念落地生根，在理論上成為了不可逾越和挑戰的原則。

布拉格之春

不過我們也應該明白，“資本主義改造”是不可能在一朝一夕間就能完成的。政治文化的成熟程度、社會條件和思維方式等條件的“約束”，都極大地影響着革命後各國新政治形态的形成。一言概之，這是一個過渡的社會時期，一切都顯得矛盾和不協調。

絕大部分前蘇聯加盟共和國的新領導人，都是前蘇聯時期的高級官吏。在這些新領導人身上，特别鮮明地體現出了革命後的過渡性和矛盾性特點：

• 他們是新國家的領導人，卻又是老一代的社會精英；
• 他們是新制度的創造者，卻又是舊制度的延續者；
• 他們接受了西方的價值觀念，卻更習慣于傳統的思維方式。

春風得意的葉利欽和他的支持者

在“民主化進程”的實踐中，這種“矛盾性”體現得更為“淋漓盡緻”：

• 多黨制要求反對派的合法存在，反對派的政治目标是獲得國家政權；
• 選舉制要求國家政權隻能建立在民意的基礎上，這使得任何一黨都不能自己賦予自己壟斷國家政權的權力；
• 私有制要求不可侵犯的私有财産權利，進而使公民減少對國家的依附；
• 新聞自由要求國家放棄對輿論的控制，它将使國家政權的行為受到更多批評和制約。

但不管怎麼說，新的政治原則已經（至少在在理論上）成為了國家的“遊戲規則”，民主化所要求的基本形式（選舉制、多黨制、新聞自由等等）已經出現，“民主化進程”已經全面啟動。

因此，即便各國在“民主化進程”的實踐過程中進度不同，甚至會南轅北轍，但這些國家的領導階層都在緻力于讓民衆相信，“自己的一切行為都符合這些原則，從未想過挑戰這些原則”。

俄羅斯的地方選舉

值得注意的是，國家一旦進入西方民主化的軌道，就等同于進入了一個向全面向西方開放的系統，國家的領導階層很難阻止因“民主化進程”所産生的社會意識的變化。社會意識的變化，造就了新的社會力量，培育了新的人文精神，提出了新的政治訴求，形成了新的政治發展空間。

如果從蘇聯解體開始算起的話，現在40歲以下的人，已經是成長于新的曆史背景和社會環境的一代，他們的世界觀和價值體系與老一代人有着整體性的差異。他們看到的，并非是現政權“是否民主”，而是現政權與理想的民主政體“存在多大的差距”。

因此，在各國的“顔色革命”中，青年組織和團體表現得異常活躍。幾乎每個國家都有代表性的青年組織，它們所起到的宣傳發動和沖鋒陷陣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可以說，“民主化進程”的開啟，造就了這些國家和地區出現“顔色革命”浪潮的基本政治背景。

格魯吉亞“玫瑰革命”

前面提到，民主化進程為“顔色革命”創造了政治條件。但是，單純依靠這一因素遠不能掀起一場波濤洶湧的社會革命。原因很簡單，以民主為旗幟的政治反對派隻是一部分社會精英，它們在社會中所占的比重很低，自身力量也十分有限。

“顔色革命”之所以能夠形成澎湃之勢，根本原因在于反對派動員起了大量各階層的普通民衆。換言之，“顔色革命”的發動和組織者是以民主為旗幟的反對派，參加者的主體是普通民衆。

一度動蕩不安的吉爾吉斯斯坦

需要重申，這些普通民衆“加入”反對派，大部分并非“要求民主”，也不一定是“親西方”。他們或是由于生活貧困，或是由于對當權者不滿，或是由于民族主義情緒，或是由于族群意識，“顔色革命”給他們提供了表達不滿的機會，一經點燃就形成了幹柴烈火之勢。

造成民衆怨忿和不滿情緒的基本根源，無外乎是貧困、兩極分化、貪污腐敗、社會不公等。其中，貧困是大部分國家和地區爆發“顔色革命”的重要背景。

紀錄片《烏克蘭橙色革命》

蘇聯解體後，格魯吉亞的經濟發生了雪崩式的下降。1994年，格魯吉亞的國内生産總值比蘇聯解體前的1990年下降72%，工業下降84%，農業下降46%，基礎建設投資減少95%。

從1995年開始，格魯吉亞經濟盡管有所恢複，但速度緩慢。2003年，國内生産總值僅比1994年增加63%，并未超過蘇聯解體前的水平。到2002年為止， 90—95%的家庭收入處于貧困線以下。

2008年俄格戰争中被擊毀的格軍坦克

曾被稱為“蘇聯糧倉”的烏克蘭，擁有着良好的農業條件和比較雄厚的工業基礎，但獨立後卻陷入了長期的經濟衰退。

從1992年到1999年，烏克蘭的國民生産總值下降了75%，約70%的人生活在貧困線下，數百萬人不得不背井離鄉，前往俄羅斯和其他國家去打工。一些烏克蘭學者認為，在所有獨聯體國家中，“烏克蘭經濟是搞得最差的”。盡管從2000年開始經濟有所恢複，但多年積累下的問題不可能在短時間内徹底根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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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亂的烏克蘭

在蘇聯時期，吉爾吉斯斯坦就是經濟最落後的共和國之一。蘇聯解體後，持續的經濟衰退所造成的社會災難變得更加嚴重。1999年，全國500萬人口中，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的居民占到了60%，一些地區的貧困線以下人口甚至超過了80%。1999年之後，經濟開始緩慢恢複，但直到2002年，全國的貧困人口仍達52%。

與烏克蘭不同，吉爾吉斯斯坦的工業化程度很低（農村人口占全國總人口的66%）。21世紀初，70%的鄉村沒有自來水，41%沒有醫院和保健機構，60%沒有交通服務和公路，人均月收入一般不過20—30美元，一些人的月收入甚至不到10美元，13%的居民收入隻能維持最基本的生存。

夜間沖擊政府官邸的吉爾吉斯斯坦抗議者

在社會貧困現象嚴重的大背景下，這些國家和地區都出現了兩極分化的現象。格魯吉亞10%最富有居民的收入，是10%最貧窮居民收入的2530倍；烏克蘭幾乎所有的大銀行領導層，都是前蘇聯侍寝的各級幹部，原來議會的450名議員中大多是富翁。

在民衆的眼裡，這些上台的政客從未想過“為民做主”，隻是“盡快撈一把”。許多官員利用職權大肆聚财斂富，官場貪污腐敗之風泛濫，裙帶關系盛行，廣大普通民衆對此深惡痛絕。

吉爾吉斯斯坦“郁金香革命”

實際上，不止是普通官員，就連一些國家的總統家庭也絲毫“不知避嫌”。總統家庭雖小，但對社會影響極大；總統家庭的負面形象，特别容易激起民衆的反感心理。

• 格魯吉亞原總統謝瓦爾德納澤的女婿是一個大移動通訊公司的老闆，總統的一個侄子大做石油生意；
• 烏克蘭原總統庫奇馬的女婿，在娶了總統的女兒後變成了億萬富翁；
• 吉爾吉斯斯坦原總統阿卡耶夫的女兒和兒子都當上了議會議員，女兒成立了“政權黨”并擔任領導人，兒子一度有接任總統的打算。

在玫瑰革命中被推翻的格魯吉亞總統謝瓦爾德納澤（1928—2014）

不客氣地說，吉爾吉斯斯坦爆發的革命，與其說是“顔色革命”，倒不如說是一場主要以貧民為主體引發的社會革命。抗議者對現實生活和國家政權充滿了憤怒，因此破壞欲極其強烈。因此，這場革命旋即演變成了一場破壞性的暴力行動和社會騷亂。

總而言之，貧困、社會兩極分化、官員貪污腐敗和社會不公等因素，是“顔色革命”在前蘇聯加盟國爆發的社會背景。

除社會因素外，地區和族群的對立也起到了一定的催化作用，這在烏克蘭和吉爾吉斯斯坦的“顔色革命”進程中，體現得尤為明顯。

在烏克蘭和吉爾吉斯斯坦的革命中，對立的雙方不僅以當權派和反對派來劃界，還存在地區和族群的對立為特征。地區的對立不僅反映了族群、宗教、文化、曆史的差異，也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兩大陣營最基礎的框架。

參加遊行的烏克蘭民衆

烏克蘭的“橙色革命”，主要分為東部和西部地區“兩大陣營”。烏克蘭的東部和西部地區，在曆史上有着十分不同的遭遇和命運。在漫長的曆史中，烏克蘭的土地幾乎一直處于被分割的狀态。

從1654年起，烏克蘭東部地區一直處在俄羅斯的版圖内，西部地區則曾長期處于波蘭的管轄中。1922年，東烏克蘭成為蘇聯的創始國之一，西烏克蘭成為波蘭領土。1939年11月，二戰爆發，波蘭被分割占領，西烏克蘭與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合并。

頓巴斯地區的民衆長期抗議親北約的烏政府，對俄羅斯倒是頗為歡迎

這樣的曆史，造就了烏克蘭東西部的深度差異，在政治經濟和社會文化等方面，表現得尤為明顯。東部與俄羅斯為鄰，居住着大量俄羅斯族居民，社會生活與俄羅斯息息相關；西部與波蘭接壤，基本都是烏克蘭族，社會生活受波蘭的影響源遠流長。

另外，烏克蘭東部集中着烏克蘭70%的工業，經濟産值也占到了全國的70%以上；西部地區以農業為主，經濟相對落後。

一言概之，這些與生俱來的差别，造成了烏克蘭東部和西部地區的隔閡，使之成為了一個由兩個闆塊組成的“拼圖”國家。在某種意義上，“橙色革命”足以視作烏克蘭東西部矛盾的大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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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紅軍老戰士行納粹禮的烏克蘭青年

吉爾吉斯斯坦的情況也與烏克蘭極為相似。基于地理和曆史，流經吉爾吉斯斯坦的錫爾河，将中亞地區“切割”為“遊牧區”和“農耕區”——錫爾河以南為農耕區，錫爾河以北是遊牧區。

坦誠說，在中亞地區，農耕文化和草原文化有着本質的區别。農耕區接受伊斯蘭教的時間更早，伊斯蘭化程度更深，民衆宗教意識濃厚，社會生活習俗比較傳統保守。

錫爾河

顯而易見，中亞農耕文化的諸多特點，均存在于吉爾吉斯斯坦的南方“農耕區”。在地理上，南方地區與中亞伊斯蘭教中心的費爾幹納盆地相連，奧什和賈拉拉巴德都是著名的伊斯蘭文化古城，與烏茲别克人和塔吉克人的關系更為密切。在現代經濟中，盡管當地人口衆多，但以農業為主的經濟形式在國家經濟結構中絲毫不占優勢。因此，當地居民相對更加貧困，社會問題也更為嚴重。

與南方地區恰好相反，吉爾吉斯斯坦北方地區毗連哈薩克大草原，接受伊斯蘭教晚，伊斯蘭化的程度較淺，宗教勢力影響較小，民衆宗教意識淡薄，社會生活比較世俗化，與南西伯利亞各民族更為親近。在現代經濟中，國家的大工業基本都在北方，經濟情況相對較好，居民也相對富裕。一言概之，北方既是國家經濟比較發達的地區，也是吉爾吉斯斯坦政治和文化生活的中心。

吉爾吉斯斯坦南北方的競争與矛盾，對國家政治和社會局勢均有着舉足輕重的影響。實際上，吉爾吉斯斯坦的革命就是從南方發起的，南方居民是革命的主體。至于他們掀起“革命”的原因之一，就是對“北方人把持國家政權”的不滿。

吉爾吉斯斯坦行政規劃

由此可見，地區和族群的矛盾與對立，是“顔色革命”爆發的曆史與文化背景。離開對這一因素的探究，我們很難全面理解“顔色革命”爆發的原因和性質。

在了解了“顔色革命”興起的政治環境（民主化進程）、社會原因和曆史文化背景後，我們不能不提出美國的作用。事實上，美國對此從未有過什麼掩飾。向全世界推行民主制度和西方價值觀，是其外交政策的基本組成部分。

早在2005年3月，美國國會頒布的《2005年推進民主法令》草案，就明确要求“美國應該利用所擁有的手段，支持和協助外國鞏固民主原則、民主秩序和價值觀念，包括自由和公正的選舉，保證全民的選舉權利等”。為了達到這一目的，美國每年撥出大量經費，用于支持“非民主國家”的民主改造。

深夜的美國白宮

美國所起的作用，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

1. 進行“前期籌備”，比如傳播西方的價值觀念，培育親西方的力量（特别是在年輕一代中，幫助反對派的發展）；
2. 直接促使革命的啟動，影響和操控政局的發展，間接幫助反對派奪取政權。

美國推行其政策的機構，也主要分為兩類：

1. 官方機構，包括駐當地國家的使領館，還有政府、國務院、議會及下屬機構；
2. 非政府組織（NGO），包括各種基金會，如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索羅斯基金會等。

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及其子機構

美國實施其影響和作用的基本方式也是兩個，一個是柔性幹預，另一個是金錢資助。

美國一般不會對這些國家的“顔色革命”進程進行直接幹預，但會進行“柔性幹預”。比如不承認選舉的合法性，向當權者施加壓力，向反對派提供信息和策略咨詢，組織對選民的投票問詢調查，間接支持反對派的遊行示威等等。

金錢資助是另一個重要手段，它的來源也是兩個渠道：一個是官方用于“民主改造”的撥款，另一個是各種非官方或半官方的金錢資助。比如2004年，索羅斯基金會先後向烏克蘭NGO和反對派資助了約6000萬美元，用于為大學生積極分子提供培訓、為“獨立”報刊和電台提供支持、為選舉提供監督和民意調查等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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橙色革命”後上台的烏克蘭總統尤先科

對于烏克蘭的“橙色革命”，英國《衛報》的評論認為，“這個運動（橙色革命）是美國人的創造，是根據大衆營銷和推行西方品牌的方式、經過周密和精确的計劃制造出來的”；被推翻的原吉爾吉斯斯坦總統阿卡耶夫則直接表示， （吉爾吉斯斯坦）發生的革命是“美國的嬰兒”。

當然，我們不能說“顔色革命”完全是美國一手制造出來的，也不能認為上述國家“顔色革命”的成功均取決于美國的資助和支持。但是，如果沒有美國的大力支持，“顔色革命”并不一定會在此時此地發生，發生了也不一定能夠迅速取得成功。美國的存在，是“顔色革命”爆發的具有關鍵意義的、不可或缺的外部因素。

突尼斯動亂

“顔色革命”的爆發，原因是極其複雜的。它以在全球化大環境下的前蘇聯加盟國的民主化發展過程為政治背景，以各國國内存在的嚴重社會問題為社會條件，以各國國内地區和社會結構的特點為曆史文化基礎，以美國的大力推動為外部因素。

“顔色革命”不是針對現存國體和政體的革命，它不改變國家的基本政體和制度；反對派不等于民主派，哪怕當政者是“不民主”的。

另外，“顔色革命”這種表現形式，還會随着時間的推移繼續出現，且不會局限于東歐和前蘇聯的加盟國。原因很簡單，絕大多數國家都有着引發“顔色革命”産生的因素（如社會兩極分化，南北發展差異等）。因此，國家大政方針的制訂和政治家的個人品質，将會起到關鍵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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