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屆80年商靈虛道長聽說我在做隐士方面的論文，不斷發來短信，提醒我說：隐逸文化，很難越過魏晉南北朝這個特殊時期，更難越過“玄學”這一重大思潮。但是把玄學納入道家，或者稱之為新道家的，都不對。

對于這個問題，她建議我去一趟隐士林，請教一下我們的老師姜鈞先生。她不知道這正是姜先生安排的，姜先生認為這是個大課題，值得很好研究。

姜先生一直強調，玄學是儒家闡述和引進道家思想的新階段，或者說是打着“祖述老莊”旗号的一種儒家哲學思潮。

不能因為“玄”字源于《老子》中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或者因為經學家們解讀的是道家經典，就認為這股影響中國思想文化近千年的“玄學”就是道家的。

這股玄風之盛、影響之深遠，以至于今日，很多人依然把玄學當作道家思想來看，混淆了玄學及其之後的禅學與道家的關系，也混淆了宗教與學術之間的關系，所以以此釋讀《道德經》，是包括道教在内宗教界的事，當然可以借用“拈花一笑”“指月之手”“證悟”之類的概念，但是學術走的則是另一條路線，即遵循文本内在邏輯關系，探尋事物發展變化規律。

任何思潮都是時代的産物，兩漢時期，先是黃老道術，後是經董仲舒改造過的儒術占據主導地位。但是“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政策，使得儒家經典的皇權化、繁瑣化解讀陷入困頓，經學家們常常會因為一句話或一個漢字，而窮經皓首于無窮無盡的考據，瑣碎而乏味。

更重要的是東漢後期宦官專權，士人階層試圖通過"清議"的形式與宦官集團分庭抗禮。結果導緻了兩次黨锢之禍的發生，千百年來的道德和政治信仰在強權面前不堪一擊，士大夫階層元氣大傷，無奈之下，經學家們轉向老莊之學，玄學之風由此興起，随之而來的是隐逸思想的普及。

就這樣，士大夫們選擇了緘默甚至隐遁的方式來維持自視清高的人格尊嚴，守護心中脆弱的理想。在專制體制下，這也是士人們表達對現實不滿和批判的無奈選擇。自此之後，玄學取代兩漢經學，成為思想主流，影響了南北朝的老莊之學、佛學、易學，直至宋代的理學，持續時間之長，影響之深遠，可見一斑。

然而，玄學雖然以“祖述老莊”立論，但主流成員卻是當時的著名經學家（儒家“五經”），如：何晏、王弼、阮籍、嵇康、向秀、郭象等，都是當時經學界的大儒、名士。

漢武帝時期形成的儒家學風，最突出的特點就是經學的繁瑣和谶緯神學的怪誕，加之三綱五常的說教，宦官專權的打壓，士大夫階層對儒家信仰的垮塌，使他們不得不轉向新的學術領域，尋找新的"安身立命"之所，老子、莊子之學成了必然選擇。

儒家引入或者演繹道家思想是有傳統的，從《孔子家語·觀周》《禮記·曾子問》，到戰國稷下學宮的祭酒荀子，再到董仲舒，特别是漢武帝确立的儒家思想更是雜揉道法陰陽諸家學說而為漢儒新學。但即使到了這個時候，多數經學家仍然認為“老不及孔”，即老子思想雖然深刻，但相對于封建統治階級，儒家思想更容易被百姓所接受。

于是，他們以儒道兩家的共同經典《周易》的聖人觀，來調和儒道兩家的關系，也就是禮教與自然的關系，将明教與自然合而論之，認為天地萬物乃至人事，不過一“自然”耳，并以儒家觀念來重新解讀老莊思想，賦予天道以神秘主義和教化功能，給《論語》和《周易》注入新的時代元素，從而将《周易》哲學化，他們還對兩漢經學進行了改造，建立起了“以無為本”的哲學本體論。

這是春秋戰國以來的又一次重要的學術争鳴期和成長期，因此中國哲學，準确地說，是儒家哲學進入一個新的天地。

魏晉以後，佛學逐漸脫離道家的依附身份，獨立出來，并大規模地參與到談玄論道之中，南北朝時期，佛學漸盛，形成了儒釋道三家争鳴的學術共融局面，高僧大德、博學鴻儒都成了解老釋莊的高手，不少皇帝是佛道兼修，貴族、士大夫們的家廟裡供奉着儒釋道聖人，很多世家大族的人死後也是左手《道德經》右手《金剛經》，或者頭枕《論語》。

三教合一

後來，佛學取代了玄學初期的學壇霸主儒學，儒學反而被邊緣化，成了純粹的應試工具，儒學進入“儒門淡薄，把持不住，皆歸釋氏焉”的黑暗期，直到程朱理學的奮起搏殺，才換來了元代以後700多年的理學繁榮。

儒佛解道的學術繁榮，促進了佛學的興盛和儒學的升級改造，以及道教的正規化運作，而老莊之學的解讀卻被不斷“玄學化”，蒙上了一層禅學外衣，這一影響直至今日，多數人對《道德經》的解讀，到了不借助佛學、禅學或者儒學就無從解讀的地步，而很少有人能“以老解老”，在老子的原文中去尋找其思想脈絡了。

玄學興盛時期，不同的學術思潮開始接觸别家思想，進入到“三教合融，兼容并包”的黃金期。這一時期，老莊之學對于喪失政治信仰的士大夫們，無疑是一次跨度漫長的思想大解放、學術大融合的時期，這都要歸功于玄學這一學術思潮。同時，玄學的興盛，以及佛教與道教的繁榮，都為隐逸文化的發展提供了思想武器和社會環境。

東漢經學家們對經學的倦怠，加上西晉中後期的 "八王之亂"和"五胡亂華"的混戰局面，各種政治集團相互排斥，相互攻擊、迫害、殺戮，士人們為規避官場迫害，恰巧借助談玄論虛以解脫，為隐士群的出現提供了社會環境。

老莊思想強調任自然無為，重個性，輕權貴等，佛教強調斷絕塵世的雜念與妄想，加上道教的全生避害思想，成為這一時期的思想主流，實現了中國思想史上的重大哲學突破，使魏晉南北朝士人找到了精神寄托，那是一個擺脫物質利益，不被"物役" 絕對自由的精神世界。

談玄說虛以求全生避害，也是魏晉南北朝文人士大夫們的處世原則和交往守則，隐逸思想在這種文化氛圍内迅速成長，名士、名僧、高道交往頻繁，成為這一時期思想交流的大文化景觀，于是，隐居山林，枕石漱流，抱琴看鶴，狂放不羁，飲酒、服藥、清談和縱情山水成為文人士大夫們普遍崇尚的生活方式，魯迅先生稱之為“魏晉風度”，劉義慶的《世說新語》是魏晉風度的集中記錄。

有人将這一時期的談玄論道劃分為五個時期五：建安七子、正始名士、竹林七賢、王謝世家、桃源陶令，但是他們隻是高峰期的代表，還不是全部，如果全部寫出來，可能這一時期的文人士大夫沒有幾個不善于談玄論道。清談到了謝安、王羲之時期，成了當時榮升晉級的“文憑”。

所以，魏晉南北朝時期，朝野一片談玄聲，隐士的數量也猛增，盡管隐士們有消極避世的一面，但他們在"立言"和"立德"方面都有不小的貢獻。他們安貧樂道、不慕榮祿的高邁之氣，成為古代官場中的一股清流，給後世留下豐富的精神财富。

據明代的朱時恩在《居士分燈錄》中統計，僅僅在宋代，就有王安石、張商英、李綱這些政治明星和學術大咖進入居士行列，此外，富弼、韓琦、文彥博、範仲淹、趙汴、張浚、劉安世、張九成、錢端禮、錢惟演、楊億、歐陽修、蘇轼、蘇轍、黃庭堅、晁補之、呂本中、周敦頤、程颢、程頤、朱熹、陸九淵等一大批兩宋名流也都是著名居士。

所以，影響中國700年的宋明理學，很大程度上可以說是玄學刺激的結果，并且影響到現在。這也就不難理解了：為什麼很多人解讀《道德經》，會不知不覺地帶有玄禅二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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