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是中國曆史上第一部紀傳體史書，《漢書》則是第一部斷代史，在司馬遷與班固為後世的史學家奠定基礎之後，第二部斷代史卻出現了難産的問題。

東漢末年，蔡邕曾與盧植、韓說等人寫了一本《漢記》，但因遭遇黃巾、董卓之亂，故而未能成書。董卓被殺後，蔡邕在座中歎氣觸怒了王允，因而被捕入獄。他上疏自陳，請求留一條活命，以便“繼成漢史”。但王允還是将他處死了。大儒鄭玄聽聞蔡邕的死訊之後，不禁長歎說：“漢世之事，誰與正之！”

蔡邕死後，再也無能人承擔續寫《漢書》的重任。因此，第二部斷代史被耽擱了下來。東漢滅亡之後，曆史進入了三國時期，史學家們忙于撰寫魏、蜀、吳各自的國史，無人兼顧已經久遠的漢朝舊事。在西晉完成統一之後，陳壽在近人的基礎上，率先寫出了《三國志》，成為曆史上的第三部正史。

《三國志》從東漢末年一直記載到西晉平滅吳國為止，部分填補了《漢書》以後的空白，但是尚缺一本記載整個東漢時期的斷代史，以便将《三國志》與《漢書》銜接起來。從魏晉到劉宋，曾出現過許多版本的《續漢記》，但他們或者質量不佳或者遭遇兵火而散失。直到公元445年，範晔才寫出了《後漢書》，此時距東漢滅亡已經有兩百多年了，而距《三國志》成書也已過一百多年，可謂是姗姗來遲。

《後漢書》比《漢書》晚了400多年

二十四史裡，以“難産”而著稱的史書共有三部，分别是《後漢書》、《晉書》和《明史》。其中，《晉書》初稿成于晉武帝時期，以泰始元年為斷限，後代逐漸增補。晉朝滅亡後，謝靈運、臧榮緒等人都在官史的基礎上寫過《晉書》，然而直到唐朝初年才最終完成這部史作，距東晉滅亡已過兩百多年；《明史》從滿清入關的第二年開始纂修，至乾隆年間定稿，曆時九十多年，距明亡已近百年了。但要說最為坎坷的修史經曆，非《後漢書》莫屬了。

在東漢初年，班固于光武帝及漢明帝年間寫出了《漢書》，專門記載西漢一朝的曆史。書成之後，明帝又令他與陳宗等人共同寫一部本朝的曆史，名為《世祖本紀》。這本書共有紀一篇，列傳、載記二十八篇，記錄了光武帝起兵興複漢室的史實，成為最早的東漢史作。之後，每代皇帝都令史官修補，添加進《諸王》、《功臣》《南單于》等内容。到了漢桓帝時期，又命邊韶等繼續編纂，擴充至一百一十四篇，定名為《漢記》。

東漢末年，續寫《漢記》的任務落到了蔡邕、盧植等人肩上，他們在東觀閣進行修史，故而書名也被稱為《東觀漢記》，它與《史記》《漢書》合稱為“三史”。蔡邕臨死之前，本紀部分已經續寫到了靈帝時期，又新增了四十二篇列傳，粗具規模。後因董卓、李傕、郭汜之亂，《東觀漢記》遭到焚滅，僅部分手稿存世，第一部東漢史以流産而告終。

第一部東漢史

曹魏建國之後，隻修了一本《先賢表》，殘缺的《東觀漢記》則由楊彪家族收藏，部分繼續流傳。西晉之時，秘書丞司馬彪有志續成漢史，寫了一部《續漢書》，起元光武，終于漢獻，分紀、志、傳共八十篇。同時，散騎常侍華峤也在殘存的《東觀漢記》基礎之上，編成一部《後漢書》，共有帝紀十二篇、皇後紀兩篇、典十卷、列傳七十篇，另有三張年譜，篇幅比司馬彪的《續漢書》略大。當時的東漢史要首推華峤版的《後漢書》，故而藏之秘府，成為西晉官方認可的正史。

然而不久之後，晉朝便遭遇八王之亂，繼而胡人入侵，神州陸沉，《後漢書》再度失傳，僅五十餘卷存世。東晉時，東陽太守袁宏模仿荀悅的《漢紀》，寫過一部編年體的《後漢紀》。一直到劉宋時期，宣城太守範晔才廣集學徒，窮覽舊籍，續成一部新的《後漢書》，共有紀十篇，列傳八十篇。其好友謝俨幫忙寫了五篇志，因範晔獲罪入獄，謝俨害怕受到牽連，便将五篇志全部焚毀掉了。

劉宋滅亡之後，南梁人劉昭将司馬彪《續漢書》裡的三十卷志補入範晔的《後漢書》中，使其成為一本完整的史書。範晔版的《後漢書》集前人之大成，充分利用了東漢以來的衆多史料，又保留了司馬彪版的志，故而在流傳中漸居主流，經劉昭、李賢等人作注之後，漸成正史。從《東觀漢記》初稿到範晔版的《後漢書》問世，共曆時400多年，其中屢經流産、難産和腰斬，最終才勉強拼湊完成，作者們如蔡邕、範晔等人相繼入獄而死，可謂異常坎坷。

總的來說，《後漢書》之所以這麼難産，要與時代背景有關。自東漢末年之後，全國就陷入了戰亂，朝廷屢次播遷，導緻不同版本的《後漢書》屢遭兵火，變得殘缺不全。在東漢時本已有一部《東觀漢記》，在西晉時又有華峤的《後漢書》，皆因都城淪陷而流失。進入劉宋之後，南北對峙形成，政局也趨于穩定，所以才能夠形成一部相對完整的範晔版《後漢書》。

現今，有關于東漢的史書大多已經失傳了，僅存有一部紀傳體的《後漢書》和一部編年體的《後漢紀》存世。此外，《三國志》裡有許多地方也記載了東漢末年的事，對比三本史書，可以從不同角度來認識曆史。

範晔版的《後漢書》集前人之大成

範晔版的《後漢書》雖然比陳壽的《三國志》晚了一百多年，但它所采用史料多是前朝舊史，有些是直接抄錄過來的，故而不能用成書年代來推定誰更古老。且《後漢書》的三十篇志是司馬彪的作品，他與陳壽是同一個時代的人，所以《後漢書》至少有30%内容與《三國志》一樣早。

在叙述東漢史的時候，《後漢書》是立足于漢室的角度來寫作，而《三國志》的立腳點則是曹魏政權。這點對比《後漢書》的《孝獻帝紀》和《三國志》的《武帝紀》就可以看得出來。《後漢書》說曹操自令冀州牧，自為丞相，自立魏公，自加九錫乃至于自為魏王，凡曹操升官加爵，都是他自封的，并非獻帝之本意；《三國志》則說是天子令曹公領冀州牧，之後又任命為丞相，策命為魏公，進而封為魏王，曹操的官爵全是漢室合法授予。從實權與虛名的關系來看，當時曹操掌有實權，而獻帝坐擁虛名，故而曹操能用權力來迫使獻帝配合冊封手續。因此，雖是出自曹操的本意，但卻也屬于程序上的合法。《三國志》便把這些程序、形式如實地記載了下來，而《後漢書》則抛棄形式，直接點明實質，說曹操的升官加爵都是親力而為，并非出自獻帝本意。

其他列傳方面，董卓、袁紹、劉表、呂布等人在曹魏篡漢之前便已死去，按斷代來說應屬于《後漢書》而不入《三國志》，但因他們與曹操的崛起息息相關，所以陳壽效仿《漢書》為陳勝、項羽立傳的先例，将其納入《三國志》裡。這樣就出現了董卓等人在《後漢書》與《三國志》中都有傳記的現象。

但範晔在寫《後漢書》的時候，并不是簡單的抄襲陳壽，而是新增了不少史料，寫法上也存在差異。例如在《袁紹傳》裡，範晔新增了陳琳讨伐曹操的檄文，添補《三國志》的空白；又加入劉表勸袁譚不要投降曹操、審配勸袁譚兄弟和睦等第一手的書信史料。

《後漢書》與《三國志》存在不少重合之處，但叙事角度不一樣

比較有争議的是荀彧的立傳問題，從年代來看，荀彧死在曹丕篡漢之前，但他是曹操的謀主，為曹魏政權立下了汗馬功勞，理應像劉穆之入《宋書》那樣寫入《三國志》裡，而不必入《後漢書》。

《三國志》中，荀彧與荀攸、賈诩同卷，被視為曹魏的臣子。然而範晔考慮到荀彧雖然輔佐曹操，但他忠心于漢室，與郭嘉、程昱等人存在區别，故而在《後漢書》裡仍為他寫了傳記，與孔融共在一傳，視為漢臣。末尾還說荀彧死後，“帝哀惜之，祖日為之廢燕樂”，記載漢獻帝聽聞荀彧死訊後的反應，這句話不見于《三國志》。

關于荀彧究竟是魏臣還是漢臣，曆來存在争議。但從荀彧的本心來看，他認為曹操起兵的目的是為了匡扶漢室，所以才盡心輔助其削平群雄。曹操雖然敢欺淩天子，但荀彧認為這隻是像梁翼、何進那樣的權臣而已。曹操自己也曾說：“欲為國家讨賊立功，欲望封侯作征西将軍，然後題墓道言'漢故征西将軍曹侯之墓'，此其志也”，故而荀彧早期曾積極追随他。等到董昭等人商議封曹操為魏公并加九錫之後，荀彧才發覺曹操有代漢自立的意向，故而極力阻止，說：“曹公本興義兵，以匡振漢朝，雖勳庸崇著，猶秉忠貞之節。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導緻封公不成。

把荀彧寫入《後漢書》中是範晔的一點“私心”

《獻帝春秋》記載，伏後的父親伏完曾将皇後寫的信給荀彧看，裡面有罵曹操的話，荀彧雖然感到厭惡，但卻隐而不言。之後樊普秘密告知曹操，說伏後與皇上有陰謀，曹操為此提前戒備。荀彧知道後，害怕被牽連，便跑去邺城見曹操，并勸他盡快廢掉伏後。

曹操問他：“卿昔何不道之？”

荀彧假裝吃驚說：“昔已嘗為公言也。”

曹操便說：“此豈小事，而吾忘之！”

這時，曹操才知道荀彧并不忠心于自己，他在外面雖未表露，但内心中已經厭惡此人了。等到出征壽春時，荀彧想要與曹操談話，曹操都不肯見他。所以《後漢書》寫作“彧病留壽春，操饋之食，發視，乃空器也，于是飲藥而卒。”這與《三國志》說的：“彧疾留壽春，以憂薨”大相徑庭。

荀彧因忠于漢室才追随曹操，也正因忠于漢室才被曹操逼死，故而範晔将其寫入《後漢書》裡，與鄭衆、孔融等同為漢臣，實屬公允之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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