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雁默】

偶讀來自埃及學者(Dr.Nadia Helmy)的一篇文章“司馬遷陷阱 vs 修昔底德陷阱”，覺得挺有意思。有鑒于其簡曆上寫着中國政治/中東/中以/亞洲事務專家，在中美關系緊張的當下，态度比較中立，故而值得一說。

該學者在歐洲媒體上敦促西方以中國人的思維看“中國問題”，這不新鮮，但提出“司馬遷陷阱”對照“修昔底德陷阱”，再輔以“塔西佗陷阱”補強其論述，這就比較少見。

從中國共産黨的幾次公開談話内容中，Helmy博士明智地看出了中國想擺脫“修昔底德陷阱”，其參考的是如下宣言：無論中國發展到什麼階段，中國都不會稱霸，也不會擴張。中國奉行防禦性國防政策，在此呼籲各國人民攜手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Helmy博士借此呼籲西方别太強調“修昔底德陷阱”，因為那不是“中國思維”。

相對地，她論斷美國陷入“塔西佗陷阱”，也就是：當政府失去信譽時要小心，無論是說真話還是說謊話，做好事或壞事，都不可避免地被視為騙子(Be careful when the government loses its credibility, it will inevitably be seen as a liar, whether it is telling the truth or lying or doing the good or the bad)，以此形容信譽破産的拜登政府，阻撓北京冬奧卻力不從心的窘境。

以上看法大緻是正确的，隻是，“司馬遷陷阱”是什麼？其說法就令我感到困惑。

關于“司馬遷陷阱”，Helmy博士取材的是“漢帝國與匈奴帝國的故事”，并認為司馬遷在面對敵對力量時的因應“理論”是：建立一個永久性的敵人，讓每個人都聚集在這個敵人周圍，團結全國人民來消滅它。“to build an enemy permanently, so that everyone gathers around this enemy and unites the citizens of the country to eliminate it”。

咦？這不是我認識的司馬遷，也不是我讀過的《史記》。

建立一個永久性的敵人以促成内部團結，這是美利堅傳統，不是中華文化，不知Helmy博士在《史記》中的哪一段叙事得出了這個論斷？然而，她就這樣将中美競合現狀置于其個人認知“司馬遷陷阱”裡面了。

事實上，司馬遷在匈奴問題上是“主戰”還是“主和”，曆來都有争議，因為《史記》在許多方面仍承襲了“春秋”微言大義的傳統，以緻于解讀空間很大。相較之下，班固的《漢書》與司馬光的《資治通鑒》就相對明确，前者傾向“主戰”，後者傾向“主和”。我說“傾向”而未敢論斷，是因為這個看法也一定有人不同意，這就是中國史艱澀之處，非讀透不能得知作者的某些立場與叙事意圖，因此不能要求一個埃及學者能透徹了解中國史。

比較合适的論點是，司馬遷在匈奴問題上的立場，不能以“戰和二元論”看待，尤其考慮到他身處那個時代，超然性與暢言度不能與班固和司馬光相比。但是，《史記》仍被視為難以超越的中國史經典，乃因其在思想上與叙事上的自由度，不是東漢與北宋能比的。

正是這個高自由度與低暢言度，使得我們必須從散落在《史記》中各處的線索裡，拼湊出比較完整的答案，隻讀《匈奴列傳》是不夠的，還需從其他相關的部分取得旁證。在史學研究方法上，這叫做“互見”。

漢武帝與匈奴開打的初期，對他個人與漢民而言，是場“複仇之戰”，以全面反擊的氣勢血洗自漢高祖以來的四代屈辱。當匈河将軍趙破奴打到匈(奴)河水，不見匈奴一人後，漢匈之戰光輝的上半場畫下了句點，中場休息，漢匈展開了為期六年的調停談判；之後又展開了狼狽的下半場，至公元前90年李廣利兵敗投降匈奴為止。

40多年的漢匈之戰，漢軍前盛後衰，司馬遷的總結是：

太史公曰：……世俗之言匈奴者，患其徼一時之權，而務谄納其說，以便偏指，不參彼己；将率席中國廣大，氣奮，人主因以決策，是以建功不深。堯雖賢，興事業不成，得禹而九州甯。且欲興聖統，唯在擇任将相哉！唯在擇任将相哉！

用白話說就是：大官們在對匈奴的問題上，都為謀自己的權勢而給武帝片面觀點，說穿了隻是憑借中國地大人多與高昂士氣，但缺乏對漢匈兩方務實的考慮，天子以此做決策，所以建功不深，虎頭蛇尾。就像堯雖賢明，但若沒有禹是不行的，所以要成功幹大事，要用對人啊，再強調一次，要用對人啊。

司馬遷在漢匈問題上，并未顯示自己的立場是戰是和，但對這場長期戰争的結果是失落的，若說總結裡面能看出什麼“司馬遷陷阱”，那就是：用錯人就完蛋。

若這麼看，拜登用了稚嫩的蘇利文，平庸的布林肯，與名不符實的“印太沙皇”坎貝爾，對中國在戰和之間的分寸拿捏經常性失準，确實掉入“司馬遷陷阱”。

看司馬遷在漢匈問題上的真實意向，可從其他部分找旁證，限于篇幅，這裡隻舉我偏好的一例，酷吏張湯。

匈奴被打到慫而向漢朝求和親時，武帝找群臣共議。博士狄山主張和親，論據是從高祖以來，漢朝雖然屈辱，但錢能解決的是都是小事，用财貨與和親來換取和平，不興兵，天下富貴；反觀皇上您的抗匈戰争，搞的民窮财盡，因此不如和親。

張湯在旁邊冷不防嗆一句“此愚儒，無知”。狄山聞言光火了，細數張湯的惡行惡狀事例，反嗆其“詐忠”。

武帝的反應有趣了：我若派你守一郡，你擋得住匈奴燒殺擄掠嗎？狄山說，不能；那守一縣呢？不能；那守一座要塞城堡呢？狄山心知有點不妙，為保命連忙稱“能”。于是武帝派他去守一座城堡。一個多月後，狄山的頭被匈奴砍了，揚長而去。

司馬遷在這故事的最後補了一句：自是以後，群臣震懾。意思是說，再也沒有鴿派了。

然而，然而，這故事的生動之處就在于武帝的一連三問，質問那些鴿派于大敵當前時，在保家衛國上能起多大作用？守一郡不行，守一縣也不行，守一座城堡還是不行，武帝的言外之意是，若沒有實力怎麼跟敵人談和呢？反證張湯的“無知愚儒”之譏，正切合了武帝對鴿派的不滿。

如果司馬遷主和，不需要将這段羞辱鴿派的情境描寫得絲絲入扣，直接寫一句“于是武帝派狄山守邊”即可。而這“一連三問”的叙事法，也呈現了司馬遷本人對主和一方并不苟同。反過來說，最後一句“自是以後，群臣震懾”，則向讀者透露，為何此後大官們都隻敢“谄納其說”，揣度上意了，這是直接了當對主戰立場亦不苟同的筆法。

按此理解，那所謂的“司馬遷陷阱”就是：君王昏暴，群臣唯諾，保證完蛋。用對人也沒用。

和也不喜，戰也不愛，那司馬遷都沒立場嗎？非也，從上述三個階段來看，光榮的上半場，已經透支了民力，理應在敵人求和的中場休息時，給雙方都留下喘息空間，找一個大家都能接受的和平路徑。

但這隻是空泛的理想，鷹派不願尋求和解是因為根據經驗，匈奴是說話不算話的，今天和解，明天再來搶劫你，因此隻能用敵人聽得懂的“語言”來溝通，不斷武力壓制才行。問題在于，當自己體力透支的時候怎麼辦？

司馬遷總結中的關鍵字就是“參彼己”。和與戰的務實條件是要知己知彼，深刻了解雙方現下的處境來作為決策依據，戰，不是不行，但得有補血的空間才能戰；和，也不是不行，但要取得強化自己實力的時間才能和。

無論用哪種角度看武帝時期的漢匈戰争，“慘勝”才是實況，人民付出了巨大的代價，而其所得，必須靠接下來兩代的休養生息，才能逐步兌現。現在回頭看，若非“昭宣之治”，前漢的壽命恐怕沒這麼長。

沒有“文景之治”，容不得武帝揮霍，沒有“昭宣之治”，武帝就是亡國之君。這場漢匈戰争是靠前後兩個大治世才得以功德圓滿的史詩，司馬遷看不到昭宣時代，關于戰争總結，其史筆隻能留下模糊與問号；但班固看得到，因此仍給予武帝正面的曆史評價；司馬光是北宋精英，時代性重文輕武，因此痛批武帝窮兵黩武。

張湯那一段側寫，深刻呈現了司馬遷與他那一代精英在戰和選擇上的掙紮，這種深沉的曆史思考，複雜度遠遠高于“修昔底德陷阱”，而《史記》之後的曆史著作也都承襲了這樣的傳統，在治與亂之間打磨思想的鋒利度。

中國向來就不好戰，物質層面上的理由是，中國（尤其是統一的中國）可以自給自足，不需要向外掠奪；在思想層面上的理由是，兵者，兇器也，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因此我們與西方的野蠻傳統不一樣。但也是直到我們的文明被蠻人徹底超越，遭受空前屈辱，回頭再看《史記》，才能切膚體會“參彼己”的重要。

因此，若要我選“司馬遷陷阱”，我會選：不參彼己，絕對完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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