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網 記者 張銳 “我在廣州打了十年工，小孩在老家，晚上不願意關門。我媽說，他們總是偷偷跑去門口那條窄窄的路上等我，說媽媽還沒回來。”

“我從龍川來深圳的那天，是高考生填志願的時候，我好羨慕，太可惜了，我的青春都在打工。”

“什麼都沒關系，隻要不是說我生不出兒子就行。”

“出去闖一闖吧，留在這裡沒有前途的。”

“我還想去拼一拼。”

“外面房價都七、八萬一平了，是我們的十倍。”

“剛開始回來的時候，我也很掙紮。”

“村幹部給我說，這幾年的變化，是你們沒有看過原貌的人無法想象的。”

這是7月2日-7月6日，記者在探訪曾被列為廣東省定貧困村的行程中，聽到當地人說過的話。

最富廣東、最窮廣東的讨論由來已久。2021年，廣東省統計局以及廣東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2020年，廣東全年經濟總量超11萬億元，連續32年居全國首位。

分區域看，2020年，珠三角核心地區生産總值占全省比重為80.8%，廣州、深圳之和占比超過一半；珠三角核心地區常住人口占全省常住人口總量61.91%，與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相比，所占比重提高8.04個百分點；珠三角核心區人均地區生産總值約13.6萬元，已是高收入國家或地區的水平，而東翼、西翼和北部生态發展區分别約為4元、4.7萬元和3.7萬元，尤以珠三角與粵北地區差異最大。

廣東傳統四大區域經濟劃分為珠三角核心地區，包括廣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東莞、中山、江門和肇慶；東翼包括汕頭、汕尾、潮州和揭陽；西翼包括陽江、湛江和茂名，以及北部生态發展區包括韶關、河源、梅州、清遠和雲浮。

2021年2月，廣東宣布現行标準下，全省2277個相對貧困村全部出列，161.5萬相對貧困人口全部脫貧。

梅州：心裡參考坐标在深圳

“你要出去，見一下世面，留在梅州沒什麼前途的。”29歲的阿珍看向桌對面的女孩，用長輩的語氣“指導”對方。女孩剛高中畢業，第一次出來找工作，和陌生人交談還有點害羞，點點頭又說“我覺得這裡挺好的，離家裡近，包吃包住”。

7月5日，阿珍和女孩在廣州（梅州）産業轉移工業園（以下簡稱“廣梅園”）認識，兩人都是來找工作機會的。中午1時許，兩人在一個便利店門口的餐桌前各泡了一盒方便面，交換起當天面試的感受。同一時間，園區内的餐飲店隻有零星的人流。

當地人知道，這座工業園是從山裡劈出來的。廣梅園位處廣東省梅州5個城區的幾何中心位置，距離市區大約30公裡。走在廣梅園外圍，很容易看到“廣梅共建”的字樣，在這裡找工作的人被告知“園區裡的企業都是從廣州過來的”，所以前景都很好。

今年5月，《梅州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标綱要》提出，發展廣梅園等為副中心城市。記者在廣梅園不遠處見到，一個顯示開發商為珠江實業集團的樓盤銷售中心對外開放，宣傳闆上寫着500強企業人才優選社區、華南師範大學附屬學校優質教育等，銷售員稱，該樓盤目前均價是5000元/平方米左右。

十年前，梅州市政府公布的規劃資料顯示，廣梅園建成、入園企業全部達産後，可以在城市發展上再造一座15萬人口的宜居宜業的工業新城。但與之相對應，2021年，梅州市公布的第七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過去十年，梅州常住人口減少了36.69萬人。常住人口中，與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相比，15-59歲人口的比重下降8.67個百分點。

“梅州人信任珠三角，那裡仍然是我們心中的淘金勝地。”這是一個留在梅州當地發展的年輕人說的，他的家族中多數人是公務員。“我留下來是因為他們都走了，我才有機會，留在這裡的人說的不好聽，就是在外面混的不好的。”這位年輕人毫不客氣的評價。

距離廣梅園大約7公裡是高鐵站畲江北站，3個小時可以到達深圳北站。

這是梅州人心裡一個重要的參考坐标。深圳市統計局和梅州市統計局的數據顯示，2020年，深圳全年全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64878元，梅州全年全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23873元。同時，2020年，廣東全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41029元，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2189元，中位數27540元。

2017年，廣東省印發《關于2277個省定貧困村創建社會主義新農村示範村的實施方案》。廣東省委農辦數據顯示，2277個貧困村的貧困人口占全省的30%，是“短闆”中的“短闆”。梅州市政府也發布數據，全市有省定相對貧困村349個，建檔立卡貧困戶53180戶145032人，約占全省的9.1%，是全省脫貧攻堅的主戰場。

現廣東省鄉村振興局官網2016年發布的相對貧困人口的認定标準顯示：全國以及廣東省對貧困對象的認定最關鍵的指标是收入指标，也就是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廣東省是以農村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4000元（2014年不變價）作為相對貧困人口的認定标準，同時綜合考慮“三保障”和家庭支出等實際情況進行評議。

不過，梅州人不這麼算，尤其是在貧困村的人。阿珍向經濟觀察報記者表示，她老家距離廣梅園所處位置大約四十公裡，原來是梅州市省定貧困村之一。在村裡，家家戶戶的女人到今天仍然覺得“拼兒子”是天大的事情，所以阿珍有許多同齡朋友家裡都有三四個女兒和一個、兩個兒子。阿珍家裡，她還有三個姐姐和一個哥哥。

“我媽還想生個兒子，沒想到又生了我。哈哈。”阿珍笑笑，毫不介意。她很習慣這種區别對待，初中畢業，家裡因為經濟條件有限隻能供養兒子讀書，就讓她外出打工。“兒子是傳香火的，肯定要多偏向他。”阿珍說，她在深圳打工八年，今年因為疫情反複選擇暫時留在梅州，但心裡還是時時刻刻想着要出去。

“這裡的變化真的挺大的，廣梅園現在發展的很好，以後應該也會越來越好的，但是和深圳還是不能比。”阿珍說，她在深圳的電子廠上班月薪大約是6500元，每天上班12個小時，扣除日常開銷可以存下來5000元，而廣梅園這邊的企業目前提供的月薪大約是4500元-5000元，雖然包吃包住，但與深圳仍然有1500元-2000元的差距。

“我想給孩子多存點錢，現在唯一的生活目标就是給他最好的，一兩千元差距還是很大的。”阿珍說，她的兒子今年才5歲，和丈夫離婚後自己獨立撫養。她不介意自己離婚的身份，畢竟對她來說，最嚴重的指責是“有沒有生出兒子”。

阿珍離開梅州是為了孩子，劉海鵬回到梅州也是為了孩子。他同樣也是來自梅州市一個原省定貧困村，距離廣梅園還有30多公裡。他說，在廣東人的印象裡梅州窮，梅州人的印象裡五華窮。

“我1992年出生，我十多歲，全家三兄妹還是睡一張床。我懂事了就想出去，跟爸爸去深圳扛煤氣罐，後來兩個妹妹也一起去深圳打工。”劉海鵬告訴記者，前幾年最好的時候，他家四個人在深圳一個月也能掙兩三萬，沒幾年回來，我們就在村裡買了個新房子。

“我們這邊人都出去，出去才有前途，我在深圳遇到貴人，2000元接下來一個小食堂但是掙了大錢。”劉海鵬很滿意，25歲左右，他就存夠錢在梅州市區買了房、買了車，又遇到了自己的老婆。

“這十年，尤其是最近五年，我覺得家裡變化很大，孩子大了我就一直想回來做點事。”劉海鵬說，他看到梅州從市裡到老家的村裡在改變，臨近他們村一個新修的工業園區打通了從村裡到縣城的路。2020年，劉海鵬多番考量下從深圳返回梅州創業，投資了大約十萬在市區開了一個便利店。

“沒想到環境不好，虧了七萬多，我隻有再轉出去，現在我在想要不要再回去深圳去拼一拼。”劉海鵬說。

改變貧困村：沒有見過原貌的人無法想象

今年7月初，劉碩曉和工作隊從潮州市饒平縣饒洋鎮大樓村這個曾被列為廣東省定貧困村撤離時，他坐車從村裡到高速路口的時間從1個小時變成了20分鐘。

這個變化發生在過去兩年裡。2019年5月，在廣東省中山市對口幫扶廣東省潮州市脫貧工作的背景下，作為中山市沙溪鎮經濟發展和科技信息局副局長的劉碩曉，接到通知被派往潮州市饒平縣大樓村任駐村第一書記。

接到這項任務的不隻劉碩曉。廣東省人民政府官網公布信息顯示，2016年以來，廣州、深圳、佛山、東莞等珠三角城市，累計向粵東、粵西、粵北12個市、1719個相對貧困村派駐5597名駐村幹部，投入130.94億元，幫扶相對貧困戶11.82萬戶、36.78萬人。

“我們這一輪中山對口幫扶潮州是38個貧困村，我是在2019年5月左右接到任命的，當時通知要求是政府的中層以上幹部，原則上要在45歲以下。”劉碩曉說，從接到通知到出發，整個時間是比較緊的，準備的時間也不多。

大樓村是一個什麼樣的貧困村？中山對口幫扶潮州指揮部辦公室發布的信息顯示，2016年，大樓村有勞力貧困戶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從2016年的不足4000元，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是6774元。

“我們村在潮州市饒平縣饒洋鎮，距離縣城大約70公裡的地方，屬于比較典型的山區貧困村，戶籍人口是2800多人，常住人口大約是一半，以老人居多。”劉碩曉說，他們剛到的時候，第一感覺并沒有想象中落後，村裡的面貌和珠三角地區的農村沒有太大的差别，已經有一定的城鎮化基礎。雖然土房也經常看到，但大部分村民都是住平房，生産生活的條件也算方便。這是因為上一輪對口幫扶的工作隊，在2016年進駐以後做了大量工作，各級資金投入的新農村建設工程大大改善了農村的面貌。地的村幹部給他說，村子裡的改變是他們這些沒有見過原貌的人無法想象的，而改變最大的應該是最近這5年。

2019年5月，劉碩曉剛到任時，大樓村貧困戶的情況比較清晰，經過三年的幫扶，家庭情況都有了很大的改善，基本達到了脫貧的标準，而且上一輪的扶貧工作組也做的很紮實。2020年12月底，中山對口幫扶潮州指揮部辦公室發布的信息顯示，大樓村全村村民549戶2815人，其中建檔立卡貧困戶40戶118人，全部實現脫貧出列。

據劉碩曉介紹，貧困戶一般分兩種，按照屬性來說，包括有勞力的貧困戶和有無勞力的貧困戶。正常來說，一個六口之家，兩個老人、兩個年輕人、兩個小孩，如果兩個年輕人是有勞力的話，在當地務工通常是可以脫貧。在大樓村，有勞力貧困戶是占比超過一半的。

“我們常說脫貧‘八有’标準，包括有穩定收入來源或最低生活保障、有安全飲用水、義務教育有保障、基本醫療有保障、安全住房有保障、有電用、有電視信号覆蓋、有寬帶網絡覆蓋。”

“扶持村裡的經濟産業項目是我和工作隊同事的重點工作之一，上一輪的扶貧主要是“輸血式”的，我們要做的就是把它變成“造血式”的，類似于要給村裡找到可以生蛋的母雞，這樣即使扶貧工作隊走了，村裡也能穩定發展。”劉碩曉說，他們調研發現，村集體經濟薄弱是當地最大的短闆。工作隊進駐前，這個村的集體收入是0，整個村的耕地也已經全部分到每戶人家，但村裡的青壯年基本都外出務工了，田也就荒廢了。

“我們把村民的地返租回來，一共整合土地110畝，與合作社合作開展毛豆種植産業。這樣，村民一方面可以收租金，一方面又可以去幫合作社做事。”劉碩曉說，一切就是從這個突破口開始的，他們也向合作社建議，如果有加工的流程，盡可能的留在村裡，這樣更多的環節能留在村裡面，村裡的收益就更大。村民有租金收入、帶動了一部分的農戶和貧困戶務工，增加了他們的收入，村裡這些荒廢的田也活起來了，村裡也變得有生氣了。

同時，大樓村還與本地的合作社開展柚子等果蔬種植産業，實施投資坪缺新坪水電站、無窮食品有限公司收益項目，通過這些項目提高村集體和貧困戶的收益。

“我們去的時候，也遇到過回村裡的大學生，大家都說願意留在大城市，很多中學畢業的孩子，也想着去大城市打工。”劉碩曉說，村裡現在還留不住人，他們希望未來鄉村振興能夠為這些年輕人提供适合的崗位。

“我們撤離後，新一輪的鄉村振興駐鎮幫鎮扶村工作也會開展。”劉碩曉說，這一輪任命的工作隊不會像我們一樣把全部力量沉到村裡，重點是鎮區，工作面更廣。

有人回了，怎麼樣了？

從廣州南坐高鐵複興号到清遠市英德西，需要36分鐘。不過，從英德西站到清遠市中心位置大約有80公裡。當地人習慣稱自己是“英德人”而非“清遠人”。

走出英德西站，擡眼就是連片的大山以及樓盤宣傳廣告牌。從英德西站駕車前往一個叫連樟村的行程大約是40公裡，需時1個小時左右，其中包括約20公裡的山路。這是粵西地區典型的山裡小村，直到2019年，村裡才解決了穩定通水、通電問題。該村也曾是廣東省定貧困村之一。

陸國輝的父親，帶着他和弟弟早年從這個山裡的小村子離開、創業。“我父親16歲的時候就在珠三角做生意，我也是在廣州讀了大學，然後和弟弟在廣州工作了幾年。”陸國輝說。1990年出生的他并不是很希望給自己貼上“返鄉創業青年”的标簽。他端正的坐着，着裝整齊，試圖拉開一定距離。

2021年，這是陸國輝回到英德的第五年。在以“英德紅茶”聞名的茶鄉，做茶飲的陸國輝是業内聞名的。2020年，陸國輝把奶茶店開回連樟村，在當地脫貧攻堅的背景下，憑借“脫貧茶茶”、“緻富茶茶”、“快樂富婆水”的IP，一家叫做慢點生活的“網紅”奶茶店在英德闖出了名堂。

“其實我們在2013年的時候，在廣州開過一家店，那時候還是普通的茶莊，我和我弟弟在經營。”陸國輝說，那是英德比較傳統的茶葉經銷方式，後來他們開始做品牌。近十年，是英德紅茶真正起步的時間，英德市政府引入英紅九号，并積極推動品牌推廣。

“但是紅茶沒有行業标準，就衍生出來很多品牌，門檻也很低，競争粗放、激烈，價格也是亂的。”陸國輝又稱，2018年之後那兩年，茶葉的銷售數據都不太好，傳統的經銷模式生存非常困難。他們想做好的産品，如何打破原有的市場局面呢？陸國輝知道，有耐心坐下來泡茶的都是上了一定年紀的人，但做這個事情肯定是要跟上年輕人的消費。

陸國輝的弟弟提供了做茶飲的方案。“我們是2019年開始籌備的，2020年4月才正式成立這個項目，最初奶茶店就是我們原本的茶莊改的，重新進行了裝修，首先要吸引年輕人進到店裡來。”陸國輝說。

“第一個月我們就看到銷售數據變化很大了，但我是比較保守的心态，覺得至少三個月後才能看到真實的市場反應。”陸國輝說，紅茶的口感沒有那麼濃郁，又有花香型，更适合做茶飲。他們不僅是茶飲企業，自己也有茶廠。

“我們當時種植茶葉，需要1000畝地，當時剛好遇上連樟村扶貧項目，政府部門、對口幫扶的碧桂園都參與其中，我們就這樣聯系上了。”陸國輝說，他沒有想過自己會參與到扶貧中，但現在他在連樟村的奶茶杯上寫着：我和我的家鄉，welcome to 英德。

“我是2017年回村裡的，那時候村裡的面貌在開始變好，隻是收入就比打工差很多。村裡脫貧後成了網紅村，周末的時候很多遊客來玩，我在這裡的農家樂工作，又能照顧我的小孩。”7月6日，一位連樟村的村民坐在慢點生活奶茶店裡，她在等孩子放學的校車出現在村中心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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