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衆報業·大衆日報記者 盧昱 王佳聲 周學澤

稷下學宮11号主體建築遺迹

初春的臨淄齊都鎮小徐村西，考古工作者們正在探方中忙着清理現場。

“經過我們近5年的考古發掘，可以确定這裡是稷下學宮的遺址。”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館員董文斌從遺址南端向北揮手比畫道。

2000多年的時光，如白駒過隙，“稷下學宮”的大門向今人緩緩打開。

齊人為何給自家學宮命名“稷下”呢？這與當時國都臨淄那座叫“稷門”的城門有關。據史料記載，齊桓公田午在稷門附近建了一座學宮，故名“稷下學宮”。學宮設立後，吸引了天下學士，曆時一百五十餘年，繁盛時達“數百千人”。

當時各國著名的文學遊說之士多曾先後或長期在此著書講學，互相切磋駁難，掀起了當時思想界的一大波瀾。稷下學宮中常常會有思想家、學者名流的身影躍動。奴隸出身、贅婿身份之淳于髡，雄辯家田骈，道家接予、趙人慎到、荀子，滿口錦繡牢騷的楚人屈原，鄒人孟子等。司馬光曾在《稷下賦》中說稷下“緻千裡之奇士，總百家之偉說”，這便是後世所稱羨的“百家争鳴”。

後來，稷下學宮随着齊國的衰敗而終結。而對于其舊址所在，在古人的記載中，也有蛛絲馬迹，有多處文獻指向其應在齊故城西門外。如西漢劉向《别錄》：“齊有稷門，齊城門也。談說之士期會于其下”；十六國時期南燕國臨淄人晏谟《齊地記》：“齊城西門側，系水左右有講室，趾往往存焉”“臨淄城西門外，有古講堂，基柱猶存，齊宣王修文學處也”；北魏地理學家郦道元《水經注·淄水》記載：“系水傍城北流，迳陽門西，水次有故封處，所謂齊之稷下也”。

2000多年來，有數位學者曾到過稷下學宮舊址，受限于各種限制，他們都沒有用文字寫清楚，所見荒草萋萋的遺迹，到底位于齊故城大城的西門外，還是小城西門外。這也使得後世有學者認為，稷下學宮也可能在小城南門外，甚至在稷山之下。

從稷下學宮的曆史作用看，其屬于古代城市中的思想文化功能區，不同于統治者居住和處理政事的宮殿區、紀念祖先或進行祭祀的禮儀活動區、生産物質産品的手工業作坊區，或是從事商品交易的市場區等其他類型的城市功能分區，其獨特的功能屬性必然會呈現出能代表其自身性質的考古學特征。

“曆史上所辦官學都附屬于政治中心，往往處于國家中樞的西側，因此稷下學宮不會建在荒郊的稷山山下，隻會處于齊故城附近。”作為此次考古項目主要參與者的董文斌說，通過考古勘探和發掘工作，可知齊故城小城西門外建築基址群為整個齊故城西牆及南牆外側唯一一處戰國時期高等級的院落式建築群。“除了齊故城小城西門外這處建築基址群，其餘文獻言及的地方都被我們通過工作排除了。”

院落内，建築基址分布規律，東西成排，南北成列，南北四列共計14個夯土基址。這些建築基址可分大中小三等，大者約650平方米，中型的約400平方米，小型的多為100～200平方米上下。整體上看，這些建築基址之間存在一條縱貫南北的規整的空白帶，雖然整個院落不是中軸對稱的布局，但這條空白帶似乎将整個建築區在空間上平分為二。

在面世的建築遺迹上，董文斌向記者介紹了相對核心的11号主體建築。“這是一座連廊式的建築。從建築形式上看，與普通民房不同，它前後左右是成排的房子，與今天的學校相似。從建築的剖面能看出來，所有的建築都是夯打起來的。它在建築群中是比較小的，隻有一百多平米。”

管中窺豹，從較小的11号建築中，可以看出最初建造時，施工方是有整體規劃、精心設計的。而建築遺址上，出土的蝌蚪文、饕餮紋鋪地磚，更是當時平民百姓承擔不起的。作為屋頂、屋檐防水、裝飾用瓦當，也能透露出一個信息，“如果用這些瓦當，那房屋的地基、承重柱都得十分結實牢靠。”董文斌說。

近五年的考古發掘工作，出土了一千多件文物。其中，讓記者印象深刻的是，是建築構件中使用了螺钿工藝。“這種裝飾是高等級的，當時螺钿構件新裝在建築上，太陽打上去，會呈現出七彩光，很漂亮，也側面證明了建築物的宏大、壯觀。”董文斌說。遺迹中，還出土了用于盛放食品的陶豆，或是學者們分餐時所用。

更關鍵的是，這處建築基址群，被戰國末期齊國鑄币遺存打破，同時基址下疊壓戰國中期灰坑，可知其建築年代的上限為戰國中期，下限為戰國末期，整體年代應處于戰國中晚期階段。

通過對建築基址疊壓灰坑出土獸骨進行測年發現，其略早于文獻記載的田齊桓公田午在位時間。根據文獻記載：“昔齊桓公立稷下之官設大夫之号，招緻賢人而尊寵之。自孟轲之徒皆遊于齊。”

如此一來，建築的時間線與史書記載可以對得上。

在考古現場的東側有一遺址，記者從剖面看到，整個稷下學宮舊址的東牆與齊都小城西牆之間，有一條道路，道路上的車轍痕迹清晰可見。

“齊故城小城是田氏代齊後新修建的政治中心，不啻是一次遷都，目的是重整政治秩序。我們發現齊故城小城西門外建築基址群緊貼小城而築，小城城壕還直接把它圈護在内，可見兩者是一體規劃、一體建設的。當初田氏代齊後把宮城從大城内遷到小城時，就決定了同時興建稷下學宮。”董文斌對此的解讀是，如此一來，既把這家官學置于肘腋之處，便于利用和控制，也将之與中樞相隔，内外之間判然有别。

“戰國戰争，國與國之間也有間諜，相互刺探情報。很多學者、學生可能有多重身份，不能否定他們中間沒有間諜。把稷下學宮設在城外，一是學者、學生們從外地自由往來，恰可以離權力的核心、消息多的地方稍微遠一些；二是距離适中，也便于齊王随時召見、咨詢這批‘智囊團’。”山東省文物局原副局長，山東考古學會名譽理事長、二級研究員王永波說。

當年的臨淄，甚為繁華，其民擊築彈琴、鬥雞走犬、六博蹋鞠。鬧中取靜的“稷下學宮”呢，到底長什麼樣？考古顯示，該處建築基址群處于封閉院落内，面積近4萬平方米，規模大，規格高。但從建築布局、基址形制來看，不是宮室建築，也與一般衙署、宗廟等高等級建築不一樣。

11号建築遺迹南側，是一處廣場。整個廣場也是夯築而成，相比起房屋，建築過程略微“敷衍”。地面偶爾出現的圈形遺迹，其實是圓柱體的夯築物件所留，最初修築時，工匠們是攜帶工具，在高的地方打一下，力求平整即可，以至于夯窩不連續。這處廣場，興許是學者、學子們的活動場所，整個區域超過一千平方米，或許可以作為蹴鞠比賽場地。

廣場南側，是稷下學宮牆垣的遺迹。這中間折射的信息也十分豐富：一是牆體很厚，有六米寬，相比較起來，高度應該不低；二是這麼厚的牆體，應該圍出一處封閉性的院落，這更顯示出院落等級比較高，也更坐實了學宮之宮的稱謂。

在建築基址群西部，還普遍出土鑄币遺存，其中發現齊刀币範殘塊2500餘塊，為近年來全國先秦錢範出土數量之最，面範文字均為“齊大刀”，還發現少量“益化”範母錢範以及大量的硫渣、澆包、鼓風嘴、冶鑄沙等遺物。據此可判定此建築基址群廢棄後被用作鑄币作坊。

“這處建築基址群廢棄後用作鑄币作坊，其中性質的轉變或與重大曆史事件相關，但作為國家命脈的鑄币機構能夠放在此處，也與此處為封閉區域且受國家控制有關。這也是此處曾為稷下學宮這類官辦機構的一個間接證明。”

有趣的是，穿過該建築遺址中部的鄉間道路曆來皆稱黉大道，由此路進入村莊的大門名為黉門。“黉”的意思是學府，此路及門址名稱至今仍沿用“黉”，很可能是當年關于此地的記憶保留下來的結果。

而今，“稷下學宮”的真容浮出黃土，但仍有許多未解之謎等待更深入的探索。“我們現在的發掘工作隻能作為稷下學宮考古項目的開端，完成全部考古發掘工作預計還需要一段時間，接下來将進行更為深入、詳細的勘探和發掘。”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長孫波說，2022年，我們将繼續對南門進行完整揭露，并尋找西牆垣和北牆垣，還将發掘遺址内建築基址，進一步探明這些建築的具體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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