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學教授孔飛力是屈指可數的在中國學界享有盛名的國際大學者。

孔教授經年耕耘于中國近代史領域。上世紀90年代中期，孔教授出人意料地離開業已駕輕就熟的清史領域，轉而緻力于海外華人史研究，一時引起許多中國同行的驚詫，因為在中國，“華僑華人研究”長期處于沒有明确學科歸屬的邊緣地位。

中國傳統政治文化強調以農為本，重農抑商，曆朝統治者以各種手段将人口固着于土地之上，令其納糧當差，永做順民。

因此，“安土重遷”長期被公認為國人的傳統習性，許多外國學者亦接受了這一說法。然而，孔教授從分析中國曆代“海禁”政策的制定及社會後果入手，對“安土重遷”提出質疑，并做出新解。

孔教授援引史實指出，雖然明清時期曾多次在中國東南沿海地區實施“海禁”，但是，這一政策從來就沒有真正得到全面有效的實施。

無論當時推行海禁的直接原因是什麼，導緻其失敗的根本原因卻是共同的，那就是：冒險沖破禁忌的沿海普通民衆需要從海外貿易和海外移民中獲取實際利益，而執政沿海的地方官吏們基于當下本鄉本土的利益，或對違禁行為睜一眼閉一眼，聽之任之；或打着執行禁令的旗号，向底層民衆索賄受賄，強征豪奪。

由此可見，“移民”或曰“流動”實際上一直是中國人的基本生存戰略，民衆的基本需求從來就不可能通過源自中央最高部門的一紙政令而被完全阻止；而從中央到地方的科層體制中各級官員之間為各自不同利益而展開的博弈，同樣貫穿着最高政令從制定、下達到真正付諸實施之始終。

的确，縱觀中國社會發展的漫漫曆程，普通民衆為謀生存、求發展而離鄉背井，遊走遷移，史不絕書。無論是闖關東、走西口，還是下南洋、赴金山；無論是國内著名的徽商、晉商，還是名震南洋的華商僑領，無不形成于流動遷移之中。

由此，孔教授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觀念之一“安土重遷”做出了新的解讀。

其一，中國文化中的“安土重遷”并不意味着固守鄉土，而是表現為即便遠離家鄉千萬裡仍然保持着與故鄉故土從情感到物質的關聯。無論是為逃避迫害的被動性遷移，或是出于追求經濟效益的自願遷移，無論是長久性地移居他鄉，或是季節性地往返流動，遷移者背負的往往是家庭乃至家族的振興期待，他們的“家”始終紮根在那片生于斯、長于斯的土地上。中國人所說的“一家人”，可能分别居住在相距十裡、百裡乃至千萬裡的不同地方，但通過經濟上的互惠仍互視為“一家人”。

因此，中國人的異地流動遷移，并不是與出生地和與生俱來之血緣群體的分離，而是既有血緣紐帶的跨邊界、跨地域擴展。

其二，正因為中華文化具有以上深刻内涵，“安土重遷”的另一面，就是“衣錦還鄉”。絕大多數從故土家鄉向異域他國遷移的中國人，其意願多為在國外打拼一段時間後，就衣錦還鄉。

而且，曆史上數以百萬計的“移民”也正是這麼做的，從而形成了中國特殊的“僑居”文化。孔教授從語義學的角度，對此做了有趣的剖析。

孔教授指出，在中文當中，無論是在嚴格的詞彙意義上，或是在百姓的日常口語中，都找不到一個能夠與英文“emigrant”完全準确對應的詞語。英文“emigrant”的意思是指“從自己的所在地遷移并（永久性地）定居在另一個地方”；但中文“移民”的語義雖然指人的流動，卻并不包含“在另一地永久定居”的意思。而且，在中文曆史典籍中，“移民”還包含英文中所沒有的“依照國家命令遷移人口”的含義。

時至今日，中國特殊的僑居文化和理念，形成了華僑、華人、華裔等由海外移民派生的系列名詞，且各有其約定俗成的特定意義。中英文語義上的不同，恰恰是中西文化差異的折射。

既“守”又“走”，地域上的分離與情感和經濟上的相聯并存，這就是中國遷移文化的基本特征。傳統中國人的生活取向是血緣高于一切，其價值的主要尺度存在于他終生歸依的那個初級群體之中。尤其對于從傳統鄉村走向海外的第一代移民而言，無論立足于何處，其生命之根總是連系着故鄉那個與生俱來的群體，而他的人生價值也總是希望在那個群體中得到确認。

由此，“安土重遷”與“遷移發展”這一對看似對立的人生取向，在中國人對于“家”和“家鄉”之濃厚情感與執着認同的基礎上，獲得了對立的統一。

（作者為暨南大學華僑華人研究院特聘教授）

本文發表于北京日報2016年4月18日，原标題為《一位漢學家對“安土重遷”的新解》

來源：北京日報|作者 李明歡

編輯：袁昕

流程編輯：吳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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