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事不對人到底怎麼樣?我們常說的一些為人處世原則，乍一聽來容易做到，但其實很難或者說，不少原則對君子可能有效，對常人則幾乎無用比如那句常挂在嘴邊的對事不對人，今天小編就來聊一聊關于對事不對人到底怎麼樣?接下來我們就一起去研究一下吧!

對事不對人到底怎麼樣

我們常說的一些為人處世原則，乍一聽來容易做到，但其實很難。或者說，不少原則對君子可能有效，對常人則幾乎無用。比如那句常挂在嘴邊的對事不對人。

對事不對人這話有其特殊的語境。如果是誇贊一個人，這時人和事是一緻的，就算事說的不準确也無傷大雅。如果是批評一個人，那麼為了不引起無謂的争論，一方就會提前聲明，我這是就事論事，對事不對人。然而，事情總是人做出來的，你在批評一個事的時候，即使是出于公心，做這個事的人心裡也很難完全平靜，甚至覺得你有意針對他，畢竟言者無意，聽者有心嘛。也就是說，人和事很多時候難以割裂開來。

那麼，是不是意味着對事不對人是個僞命題？當然不是。準确來講，對事不對人，就是要把焦點放在事情上，分析事情的是非對錯，不去懷疑别人做事的動機，更不能因為一件事否定别人的人格。因為一旦涉及動機和人格，就容易轉移視線，本來是說事的，最後變成了人身攻擊。所以，雷震曾說“對人無成見，對事有是非”。

雷震的話可以說把對事不對人做了一個很好的說明，但做到這點非常不容易。一方面，人都有愛恨好惡，要讓一個人對另一個毫無成見，那是很難的。且不說彼此有沒有利益糾葛，就是陌生人，我們也常講要有眼緣，因為有的人從第一眼看見就不喜歡，可以說還沒有正式打交道就有了成見。另一方面，是非對錯的标準難以劃清，時常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所以古人說“善未易明，理未易察”。

正因為不易做到，所以但凡有這方面的事情就容易傳為佳話。王安石變法是北宋年間的一件大事。當時，王安石以“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執拗推動經濟改革，引發廣大官僚的不滿。不少同僚在批評王安石時就難以做到對事不對人，說他“大奸似忠，大佞似信”“罔上欺下，文言飾非，誤天下蒼生”。司馬光則不同，他與王安石政見不同，但隻是反對王安石變法的具體政策，并不否定其為人，還說“介甫文章節義，過人處甚多”。王安石去世後，司馬光還建議朝廷厚加贈恤。

蘇轼也與王安石政見不一，但王安石處于人生低谷時，他沒有落井下石，還給予高度評價，說王安石“智足以達其道，辯足以行其言”。後來，蘇轼因烏台詩案落難，早已隐退的王安石聽說後，連夜寫信給神宗皇帝，信中就一句話：“安有聖世而殺才士乎？”神宗十分重視王安石的意見，下旨把蘇轼放了。在雲波詭谲的政治朝局中，王安石、司馬光、蘇轼都展現出了他們人格高尚的一面，殊為不易。

從這件事情來看，要想做到對事不對人，自身是需要很好的修養的，起碼需要一點寬容心，否則即使最初是着眼于事，也可能為了争口舌之利，把焦點轉移到人身上。如果雙方都有好的修養，那麼就更加容易做到了。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有些人雖然把對事不對人挂在嘴上，以證明自己的客觀理性，但其實，他在對事情提出自己意見的時候，主要因為做這個事情的人；如果換個人，可能就沒有這種意見。也就是說，有些事看起來是對事不對人，其實是對人不對事，怎麼聽都是若有所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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