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國家是如何産生的？民族主義又是如何産生的？民族主義對民族國家的産生與發展的影響邏輯是什麼？這是關于近代民族與國家生成、發展研究的關鍵性問題，也是研究民族主義的起點。

民族是具有時代性的，是近代世界曆史發展的産物，并且和西方的資本主義的産生與發展緊密相關。從這角度來說民族這一概念從誕生之際開始就具備了很濃厚的政治色彩。

從世界政治史發展的角度看，民族與近代國家的産生與發展密切相關，由此也才形成了所謂的民族國家。但是，民族和國家的發展并不是同步的。國家不是一開始就具有民族的外觀。[1]也就是說民族與國家雖然高度相連，甚至在很多地方都可以被視為同一概念，但二者還是存在很大的區别性。那麼基于民族和國家基礎之上的民族主義研究也隻有在闡明前二者的基礎上才能更好地理解。

要理解民族與國家的産生，也就是可以說理解民族國家的産生，就必然要從考察近代歐洲曆史的視角出發。很顯然，民族就産生于西歐，産生于現代化的發端地，是同封建主義、宗主國權威、尤其是教會和教皇的統治權力的長期鬥争中出現的。新出現的這些民族，從一開始就與擁有主權的政治國家同義，是政治鬥争的産物。民族不是為了産生國家而存在的，民族是由國家創造的。[2]中世紀的歐洲并不存在民族這種共同體，也沒有所謂的國家，有的隻是基督教神權的“普世主義”教義。在統一的封建神權統治下，所有人——包括國王在内都是基督徒，上層社會的主流語言是拉丁語。在這種情況下也就不存在什麼集體認同，有也是對基督教義的認同，而這種認同是不可能産生國家的，因為它無法區别身份。

到了封建社會晚期，随着文藝複興和宗教改革的推動，基督教神權的主導地位受到極大的沖擊。這些運動背後隐藏的是資本主義工商業發展帶來的影響，正是由于有了資本主義的發展才使得城市市民階級發展壯大起來，他們急需擺脫封建統治。而世俗王權也正需要擺脫神權的控制，實現對權力的直接掌握。在這種雙向需要的沖擊下，王權與市民階級結合了，他們反對共同的敵人——封建神權統治。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走出中世紀的歐洲國家相繼建立起絕對君主制國家，實現了從封建神權到世俗社會的轉變。

然而，絕對君主制國家卻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民族國家，但是它具備了民族國家的雛形，它的出現推動了民族國家的産生。絕對君主制國家誕生後，國家的權力集中在國王手中，國王成為了國家的最高領袖，國王代替教皇與教會直接成為上帝的副手和代表，即君權神授理論的産生。就像路易十四所說的那樣：朕即國家。這樣的中央集權國家統一了國内市場、推廣了民族語言，形成了初步的國家疆域等等，而這些東西為最終形成一個符合現代民族概念界定的統一的民族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即“民族不是為了産生國家而存在的，民族是由國家創造的”。民族就是在絕對君主制國家的基礎上誕生的。

在絕對君主制下，一國内的人們有了基本的共同物質基礎，以及一部分文化基礎，如語言、文學等等。但還不具備共同認同的價值基礎。國家權力掌握在王權手中，資本主義的發展再次受阻，于是王權與進一步發展壯大的資産階級的矛盾就日益凸顯出來了。王權想要繼續實現對社會的有力控制，而資産階級不再需要王權的庇護，二者再次來到了曆史的交彙路口，隻能留下一方。于是資産階級革命出現了，它摧毀了絕對君主制統治，建立起資産階級的統治，這也意味着歐洲民族國家正式誕生。

當王權與民族的矛盾激化後，資産階級作為全民族的代表與王權進行了鬥争。資産階級革命的勝利标志着民族國家的形成。[3]

和絕對君主制的專制集權理念不同，資産階級宣揚的是“人民主權”學說。君主把國家視為自己的财産，利用權力對社會進行無恥的壓榨。資産階級在這種情況下不再把君主作為國家的象征和代表，即他們所說的“專制之下無祖國”，轉而号召國民團結在“祖國”的中心周圍，團結在民族的旗幟之下，這個中心和旗幟就是民族國家。也就是說從封建神權到絕對君權再到人民主權的演變過程中，民族國家也逐步地産生了。從深層次的結果來看，這是資本主義發展的産物。而民族國家正式誕生後民族主義也正式的以民族國家為基石而發揮它的“作用了”。

當然，民族主義作為一種政治思潮不是說在此之前沒有發生作用。實際上當民族意識産生後它就自動出現了。隻不過民族國家的出現讓民衆的民族意識和情緒高度膨脹，民族情感被高度激發出來，由此民族主義的力量也高度爆發出來。

[1]邱顯平著：《當代世界民族沖突問題研究》，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1頁。

[2]房甯、王炳權著：《論民族主義思潮》，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5頁。

王聯著：《世界民族主義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2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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