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是戰國時期的著名儒家學者，“思孟學派的”核心人物，1500年後與孔子合稱為“孔孟”，傳統儒學也被稱為“孔孟之道”。

荀子則是戰國時期最後一位大儒。在唐代之前，荀子和孔子的學生子夏二人，以其對孔學的傳播貢獻之大而享譽華夏，地位遠高于孟子。

他們都自稱為孔學正宗，但是在儒家思想能否治國，如何治國的問題上，意見相左。孟子堅持仁政主張，認為仁者無敵。荀子眼見天下大亂，禮壞樂崩，仁政淪為戰亂的借口，于是改造了孔子的“禮制”思想，提出了“隆禮重法”的主張。

圍繞着是堅持傳統的“禮制”，還是改革孔子思想，推行禮法并舉，成為天下儒學最關切的問題，也成為荀孟之間辯論的焦點。

孟子也跟孔子一樣，為了恢複周禮，實現天下大同，遊說天下，他先後到過齊國、宋國、滕國、魏國、魯國等，所走路線跟孔子相當，孔子走了14年，而孟子走了20多年。

他第一次遊說齊國，正是“田氏代齊”之後的田氏齊國時期，這時候齊國已經創辦了天下第一所高等學府“稷下學宮”，孟子因是著名大儒，被聘為“稷下先生”，并封爵為“上大夫”。

但是齊威王創建的稷下學宮，其教學主導是“黃老道學”。齊國從第一代諸侯姜子牙以來，其基本國策都是“因其俗，簡其禮”、“尊賢尚功”，因而在争霸圖強的齊國，孟子的“仁政”學說隻能被冷落。

齊宣王在位時，孟子再一次朝見齊王，他的夢想就是通過東方大國來施展自己的政治主張。昂齊宣王要跟孟子聊聊齊桓公、晉文公霸道之事，孟子說：“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

孟子的意思是：孔子沒講過齊桓公、晉文公的事，還是說說王道的事吧！”接着談仁政說：施行仁政則天下可運于掌，大王您是能為而不為。而您要向“莅中國而撫四夷也”，稱霸天下，那是跟天下人對着幹，其結果隻能是“緣木而求魚，後必有災”。

宣王口頭上說孟子說得對，但卻不接受孟子的仁政學說，因為這個時候那些講仁政“王道”的諸侯國早就沒滅光了，剩下的諸侯國全依靠“霸道”立足的。所以宣王隻想把他留在學宮。最後孟子見政見不得實施，離開了齊國，還在齊國的邊境停留了幾天，想等着齊宣王改變主意，派人前來接回他。可是他再一次落空了。

梁惠王（魏惠王）問政于孟子，說東有強齊，南有霸楚，西有虎狼之秦國，奈何？孟子說：隻要實行古代王道，即使用木棒也可以抗擊堅甲利兵，因為仁者無敵。梁惠王認為孟子“迂遠而闊于事情”。

總之，孟子所見各國國君，均不能接受他的仁政主張。

不久，稷下學宮又來了一位大儒，他就是荀子。因他思想通透，見聞廣博，教學成就突出，很快赢得齊襄王的信任，并被授予稷下學宮的“祭酒（校長）”。

荀子是百家争鳴的集大成者，他遍覽諸子百家典籍，并對春秋戰國時期的各派名家進行了批判，他認為子思孟子一派“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統”，雖然效法古代聖賢卻不得要領，乖僻背理而不合禮法，幽深隐微而難以講說，晦澀纏結而無從解釋。

這時期，黃老道學暢行于天下，圍繞着是否吸收道家思想，以及如何吸納道家思想的問題，儒家内部，齊國國都，一場轟動天下的交鋒在所難免。

這場大辯論的主題就是“天道人事”。自孔子以來，儒家思想的影響每況愈下，戰國時期更是儒門冷清，各國都在變法圖強，因此道法思想很受推崇，何況荀子是黃老道學的祭酒。

在儒家傳統觀念裡，“天”就是神，就是道，但太遙遠，不在人倫範疇之内，因此對“天”道有一種敬而遠之的态度。但荀子不以為然，他認為道家的“自然天”道觀是可取的，天地不仁，它沒有神性，如同山川的存在一樣。他說：“列星随旋，日月遞炤，四時代禦，陰陽大化，風雨博施，萬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養以成，不見其事而見其功，夫是之謂神；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無形，夫是之謂天”。

關于天道，荀子雖然也對黃老道家的宋钘、尹文、神道、田骈等人進行了批評，但他基本贊同道家的天道說，但孟子認為這是不可理喻的。

而荀子卻堅信自己是孔子的嫡傳，因為孟子傳承的是孔子關于人倫方面的，超出孔子學說之外的，孟子不談，孟子一派以《論語》為根據。而荀子的思想依據是《孔子家語》，裡面有關于禮法并舉的思想。

所以他們雖都标榜是孔子的嫡傳，但是學術方向不同，造成了觀點的嚴重沖突。在荀子看來，天非人格神，它沒有意志，沒有善惡、美醜之心，沒有生殺予奪之能。所謂神，就是陰陽轉化的機能，由此機能所組成的整個自然界就是“天”。

宇宙的生成是萬物自身運動的結果，不是人們認為的所謂“上帝神”造，他說“天道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應之以治則吉，應之以亂則兇。世間的一切，都有其自行運化的規律，并非神秘莫測，這一規律的自然性跟人們的好惡沒有任何關系。

他認為：人類隻要能遵循這些規律，就能适度地改變它，人世間的所有祭祀儀式，隻是出于人的自身考慮而強加給天的，即“志意思慕之情”，隻是盡“人道”而已，與“天事”無關。因此他提出了“人定勝天”的著名論斷。

世人皆知孟子以滔滔雄辯著稱于世，宋代以來卻很少有人知道，荀子也是雄辯家，文章以骈體著稱，與屈原一起被後人稱為“辭宗”。

荀況以其對諸子百家的精深研究，尤其是對道家思想的深刻理解，加上“稷下學宮”數千學士的擁戴，以及天下諸侯的推崇，使他底氣十足，他對以人道為本的傳統儒學理論，進行了逐一批駁，這完全出乎孟子的意料之外，孟子年輕時也曾豪氣沖天，但是面對這位儒學晚輩的诘難，鑒于時局的不利，也隻好矜持以待，以明月入懷般的心境規勸荀子尊先賢而守禮法。

當然，這場辯論，荀況完勝，天下士子們都把仰慕的眼光投向了這位才華卓具的年輕學者，從此，荀子成為儒家新一代的學術掌門人，并且三任“稷下學宮”的祭酒。

而這場辯論，開了創立儒家本體論構建的先聲，也成了漢武帝、董仲舒雜糅儒、道、法、陰陽諸家，而成漢代新儒術的先聲，為宋代“道學（理學）”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在中國思想文化史上，孔子的學生中的子思、子夏、仲弓等，思想都比較開放，不太拘泥于孔學，子夏“西河學派”的弟子中，有法家、陰陽家、兵家、墨家，而荀況則是戰國第一個将儒道思想合流的大學者，他的學生韓非子又是儒家中第一個《注老》《解老》解老的學者。

但是，随着兩宋新儒學的興起，從周敦頤、張載、程颢、程頤到朱熹，沿襲唐代韓愈的“道統”思想，按照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的儒家傳道圖，明确了儒家的道統之後，孟子被推崇到空前的高位，而子夏、荀子因培養了李悝、吳起、商鞅、慎到、申不害等，受到宋儒質疑，荀子則因為培養了韓非、李斯等法家人物，又承認孔子問禮于老子而被宋儒踢出儒家道統之外（朱熹也承認孔子問禮于老子，他說說：“他曾為柱下史，故禮自是理會得，所以與孔子說得如此好”）。

孟子死後1500年，元文宗加封孟子為“鄒國亞聖公”，明代宗将亞聖顔回降為“複聖”，而加封孟子為“亞聖”，同時把荀子從孔廟中移除，以朱熹取而代之，這是否因為朱熹跟朱元璋是一家的緣故，似乎并沒有定論。

司馬遷《史記·老子韓非列傳》“世之學老子者則绌儒學，儒學亦绌老子”，一語道破其間秘密：後世道術分裂，非議儒家的，自然就不屬于儒家道統。元到以後，理學上升為國家主流思想，朱熹的《四書集注》成為科舉考試的題源和标準答案，朱熹尊孟而反荀，孟子 與荀子的命運由此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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